近日，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田国强教授领衔发布了中国家庭债务状况的报告。报告认为，中国家庭债务已经超过可支配收入，比例高达107.4%，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家庭债务占整个GDP的48%，远超其他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中国很多家庭已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家庭流动性已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
不仅如此，报告还分析了家庭债务危机对企业和银行风险的传导性影响，反过来又影响家庭可支配收入，进一步加剧债务危机，形成恶性循环。另外，家庭债务危机对消费也有挤出效应，使消费增速一路下跌。因为家庭、企业和银行债务的结构性关联，中国有可能爆发系统性金融危机。
以下为搜狐国富智库根据该报告进行的摘要梳理：
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高达107.4%，消费增速大幅下滑
1、家庭债务已逼近家庭部门能承受的极限。
截至2017年，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为48%，远远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在衡量国内家庭债务的水平时还应该更多地关注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如图1所示，我国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截至2017年已高达107.2%，已经超过美国当前水平，更是逼近美国金融危机前峰值。并且，由于隐藏的民间借贷等无法被统计的部分，实际上中国很多家庭已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家庭流动性已到了命悬一线的地步。
同时，家庭债务结构也越来越多样化，给家庭带来的流动性压力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房贷（含公积金）与家庭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016年底的68%增至2017年底的71%。居民部门的其他类型贷款在2017年增速加快。如居民短期债务和经营性贷款在2017年全年及2018年前5个月都大幅增加。这些形式的贷款还款期限短、利率高。假如其增加是因为银行房贷政策收紧，家庭只能通过其他形式的贷款进入房地产市场，不仅对家庭的流动性会造成强烈冲击，更是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2、家庭在加杠杆的同时，区域性不均衡的问题变得愈加突出，部分区域的债务负担更是严重。如图2 所示，截至2017年，已有超过10个省市的家庭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超过100%。其中，福建、广东、浙江等三个省份已超过美国金融危机前的峰值，而重庆与北京这两个直辖市也正在逼近这一峰值。从家庭杠杆率（以家庭总贷款与家庭总存款之比表示）的角度来看，江苏、河南和山东等棚改大省的家庭杠杆率在半年时间内也有很大升高。棚改在改善家庭居住条件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的家庭债务。而如果经济发展不能支撑过高的家庭债务，则可能在局部引起系统性风险，这一点特别值得警惕。
更为严重的是，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越低的省份，家庭债务累积速度越高，家庭部门加杠杆的行为也更易发生，家庭部门被动违约的风险隐患已经形成。 因此，即便未来家庭债务不会产生大规模违约风险，巨大的偿债压力也会大幅挤出消费。
3、通过对老百姓现金流的侵蚀，家庭债务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已持续多年，消费增速自2011年开始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已经由2011年20%下降至今年6月份的9%。从图3可以看出，在金融危机前，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消费增速持续增加，峰值甚至高达23%，但金融危机后，该增速持续下滑，已经滑落到2018年6月份的9%，实际增速更是掉到了7%。家庭债务快速累积导致的对于家庭流动性的挤出作用不可忽视。
家庭债务对流动性的收紧作用愈加明显，老百姓愈加变得没钱消费，此时家庭债务增加会降低消费。图4利用2015-2017年的省级数据，我们的模型显示，家庭杠杆率整体上与家庭消费确实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随着家庭部门加杠杆的速度加快，家庭债务对消费的挤出作用愈加明显。例如在2017年，家庭杠杆率每升高1个百分点，城镇家庭人均实际消费支出就会下降0.11个百分点。
家庭债务累积加剧了企业经营不善和银行系统脆弱性，反过来也影响了家庭收入增加，进一步恶化家庭债务
1、家庭债务累积对消费的挤出作用不仅局限于家庭部门内部，还会传导到其他部门，引起其他部门，特别是企业部门的连锁反应。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升高会首先通过拖累消费及总需求，使得企业的销售额下降，从而迫使企业不得不大量增加短期贷款来维持运转，导致企业被动加杠杆。由下图中家庭流动性约束比例的升高带来的2010-2014年间企业整体杠杆率的上升，可见家庭债务累积对消费的挤出作用之大。
由于我国企业主要靠银行贷款融资，企业在面临总需求下降，销售业绩下滑，融资约束加大的情况时，更可能通过增加短期债务来维持经营。短期债务的大量累积会使企业面临更大的流动性风险，对企业现金流以及偿付能力提出更大的挑战，如果企业不能迅速进行调整，这对企业的经营无疑是雪上加霜。 并且，家庭部门流动性收紧的影响会通过拖累企业经营活力传递到银行系统中，从而危及整个金融系统的安全。
2、企业经营不善还会反过来影响家庭部门，拖累可支配收入增速，从而进一步收紧家庭流动性，产生负反馈效应。当企业经营不善时，就有可能降低员工工资甚至进行裁员，从而反过来也会影响家庭的流动性，特别是，当可支配收入增速放缓的时候，有房贷的家庭以及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受到的影响更大，大大增加了家庭债务的偿付难度。
为了说明这一负反馈机制，我们采用僵尸企业债务占所有企业总债务的比例来表示企业的经营情况，分析了企业经营对家庭流动性的影响，从图6中可以看出，僵尸企业所涉债务占比越高的省份，受到流动性约束的家庭比例越高。
3、更严重的是，家庭和企业部门间债务的负反馈效应还溢出到银行系统，导致银行的坏账率上升、系统脆弱性加剧。如图7所示，虽然非金融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获得授信占比从2006年的峰值90%下降到了2016年的42%，但根据我们的测算，仅14%的僵尸企业竟占用了约一半的金融资源，对商业银行已成绑架之势。另外，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获得的授信规模从2009年的“四万亿”刺激政策后开始爆炸式增长，从2009年的1040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1.9万亿元，短短8年间上市公司中的僵尸企业所获得的授信扩大了约19倍，可见当前僵尸企业占用金融资源之多。
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出于“保就业”“维稳”等动机，动用行政手段迫使商业银行向僵尸企业输血，而且使得这一绑架之势在2009年后愈发严重。僵尸企业的员工数占比每升高1个百分点，其获得的银行输血会增加0.04%。而商业银行对僵尸企业的输血不仅扭曲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更会对金融系统造成极大的风险隐患。
4、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已经受到影响。进入2018年以来，商业银行不断加大对家庭部门贷款的投放以及持续对僵尸企业的输血，虚增的资产规模以及利润增速的下降已使得商业银行的稳定性，甚至银行系统的稳定性日渐变差。如表1所示，虽然2018年以来国有大行抗击系统性风险的能力依然强于其他银行，但其风险溢出率持续上升，即对稳定银行系统所起到的作用越来越弱。2018年以来，不论是国有五大行还是其他上市银行，其稳定性明显变差。
而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的恶化会进一步收紧实体经济中的流动性，从而压制企业的生产性投资，拖累企业的研发创新。平均而言，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导致GDP年增速下降1.5个百分点。
应该通过个税改革，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实现结构性去杠杆
总之，应该从家庭、企业、政府三个维度同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
（1）从根本上重视家庭债务累积会产生的后果，进一步加快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增加家庭的可支配收入，改善正在恶化的家庭流动性问题。
（2）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相关信贷政策，提高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帮助企业等各部门保持合理杠杆水平。
（3）长期来看，中国要以更大的改革决心、力度，推进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更大的开放决心、力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改善投资营商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促进企业经营健康发展，稳步提升家庭部门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劳动收入水平。
（本文整合自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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