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山西省副省長的著名作家 、民盟中央副主席張平，近日出版了長篇小說《重新生活》。
這是張平時隔14年，繼《抉擇》《十面埋伏》《國家幹部》之後奉獻的又一現實主義力作：延門市委書記魏宏剛在市委常委會上被紀委帶走，引發全市軒然大波，更帶給其姐姐魏宏枝、姐夫武祥一家冰火兩重天。原在市重點中學讀書的女兒綿綿突遭失學危機，正直律己的魏宏枝接受組織調查，魏宏剛的兒子丁丁輟學失蹤，魏宏枝的老母親一病不起，苦心經營的小家面臨野蠻拆遷……故事圍繞著魏宏枝一家的遭遇一路寫下來，容納了令人眼花繚亂的社會現象和發人深省的時代憂思，涵蓋了反腐鬥爭、教育改革、醫療改革、城市改造等老百姓最為關心的話題。小說以特有的文學追求和藝術美學，獨到地完成了密不透風的人物心理動機的剖析和編織，展示了張平這位“人民作家”政治思考更臻熟，小說結構更臻完美的藝術才華。
8月3日，現為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第十二屆民盟中央副主席、第十屆中國文聯副主席的張平接受了楚天都市報記者專訪。
記者：您應該是當下中國唯一出任過副省長的著名作家。您自己怎麼評價這個工作？
張平：出任副省長與我的作家身份沒有直接關係。我能出任副省長，是因為擔任了民盟的主委。但之所以我能擔任民盟主委，則是因為我的作家身份所產生的影響得到了盟內盟外的認可。
當時山西省的民主黨派副省長正好被調到了北京，經過省委和相關部門的協商，於是我就進入了省政府班子。
進入省政府領導班子，需要省委提名，需要中央批准，並要經過中組部考察，最終需要經過省人大全體代表進行選舉，所有的程序一個也不能少。所以既不是直接任命，也不是下派掛職，而是要經過一個程序複雜而縝密的過程。
進入政府班子，相等於進入了一個快速而高效的運轉系統，個人的影響在這個系統裡微乎其微。在履行副省長職責的過程中，我有一些工作體會。
首先沒想到的是，工作竟然忙得你整天焦頭爛額，完全不是過去想象中的那種樣子。無數難題，各種矛盾，幹不完的事情。最焦慮的一點，就是責任大，壓力大。過去有人說，中國的政府“上管天，下管地，中間管空氣”。進了政府，才知道真是這樣。因為你不能不管，什麼也都得管。只要是你分管的部門，一旦出事，都是你的責任，不管行嗎？小問題小責任，大問題大責任，主管領導誰也跑不了。上上下下，裡裡外外，方方面面，東西南北，哪裡出事也不行。只要出了事，都要拿你是問。
我的一個同事，主管安全生產，當了八個月的副省長，開了29次安全會議，現場會就開了四次，幾乎每天都在一線督促檢查，結果一次突發事故就被免職了。我實在為他惋惜痛心，他真的是個好乾部，夜以繼日地在工作。一個煤炭大省的安全生產，數百萬的產業工人，煤礦鐵礦銅礦鋁礦數不勝數，就是有三頭六臂你也顧不過來。但沒辦法，中央領導宣佈處理結果時，核心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必須給山西人民一個交待，必須給全國人民一個交待。
想想這樣的處理結果，哪個政府領導不是壓力山大，工作中哪個敢有絲毫懈怠？
我說了這麼多，好像是在誇當官的，還真不是。領導幹部中的壞分子、墮落分子、腐敗分子確實不少，但優秀的，剛正不阿的，為民請命的幹部也一樣很多。官場就像大浪淘沙，最終青史留名的並沒有多少。中國的公務員熱，有人說是制度的原因，與中國特有的國情有關。我曾兩次去過印度，印度的公務員熱比我們毫不遜色。大部分大學生幾乎都把考公務員當作自己人生的最大追求和最大理想，連續幾年十幾年報考公務員的大學生比比皆是。
當領導幹部是追求權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徑，對此無需刻意迴避。要當官就別想發財，這樣的話完全正確。但當官不想掌握權力，則是無稽之談。如何對待權力的使用，是一門大學問。以權謀私，錢權交易，爭權奪利，以權壓人，大權獨攬，專權跋扈，濫用職權，有權無責，有職無權等等，都是對權力的警醒。如何讓權力真正成為保護人民自由、民主、利益和福祉的行為和能力，是一個長期的、艱鉅的不斷探索、不斷爭取、不斷完善、不斷進步的過程。
總之，這幾年的幹部任職，是我人生的一個重大事件，雖然少些了作品，但這種體驗十分珍貴，讓我從另一個層面看到了更為複雜，更為生動，更加豐富多彩、波瀾壯闊的政治生態和社會生活。我想，這對我今後的寫作，也一定會有一個正面的促動。
山西落馬的官員如此之多，與山西的特殊省情不無關係。山西的煤老闆，常常是國人茶餘飯後的話題，這個也不奇怪
記者：身邊有一位以寫反腐題材著稱的著名作家，與您同期任職的省委書記、省長和其他副省長如何與您相處？他們中間有沒有後來的貪腐分子呢？對他們的犯罪，您作為觀察力敏銳的作家，有過預感嗎？
張平：我是2012年底卸任副省長，離開山西來北京工作的。十八大以來，山西被形容為“塌方式腐敗”重災區。我在以前的訪談中，也多次接觸過這樣的問題，就是你對這些落馬官員是怎麼看的，他們是不是你的同事，他們的腐敗行為你沒有預感，有沒有認知？說實話，對這些落馬官員豈知認識，很多都是同事，還有不少都是自己以前的領導。十八大以來山西籍落馬的腐敗官員居全國首位，任潤厚、陳川平、申維辰、白雲、聶春玉、金道銘、梁濱、令政策、杜善學等等都是我認識的副省級領導幹部，廳級市級的領導幹部就更多了。我今天還記得他們的名字，這兩年，他們中有不少人，都已服刑期滿，從監獄裡回到了社會。但令人驚詫不已的是，就這麼幾年，社會上大多數人都已經把他們淡忘了，很多年輕人，根本想不起他們都曾做過領導幹部，也想不起他們曾經是服刑人員。這種快速失憶的社會氛圍，很容易讓人好了傷疤忘了痛。
山西落馬的官員如此之多，與山西的特殊省情不無關係。山西的煤老闆，常常是國人茶餘飯後的話題，這個也不奇怪。山西是煤炭大省，而且在全國也是一煤獨大。山西的經濟與煤炭密切相關，煤價上漲，山西的經濟就向好；煤價下跌，山西的經濟就回落。這也怨不得山西，因為山西的煤價與全國的經濟好壞掛鉤。所以山西煤炭產業的發展，過幾年就會有一個大起大落的輪迴。這種大起大落的輪迴，也就造就了一大批特殊的煤炭企業家，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煤老闆。
山西的煤炭企業有國有的，也有民營的。改革開放初期，煤炭供不應求，鄧小平同志提出有水快流，允許煤窯私人經營，以緩解當時的煤炭緊張，所以山西的煤企最多時有幾萬家，私營煤老闆數以萬計。當煤價下跌時，特別是當煤價下落到每挖一噸煤都要賠十幾塊幾十塊錢時，能經營下去的煤老闆不外乎這樣兩種人，一種是當地的基層官員，可以憑藉自己的權力讓煤礦經營下去；一種是當地敢於鋌而走險的能人，強人，甚至地痞、黑老大、地頭蛇等等這些人，靠自己的強橫大膽，靠自己與當地領導的關係，以至欠賬賴賬讓煤礦能經營下去。
等到上世紀90年代後期，煤炭持續大幅漲價時，這些煤礦老闆都很快成了千萬億萬富翁。因此這些煤老闆特殊的經歷和素質，影響著山西的經濟發展，也影響著山西的幹部隊伍。山西那些年多發頻發的重特大煤礦事故，都與這些煤老闆的經營風格和個人素質脫不了干係。特別是到後來全省煤企面臨著關停並轉大整頓時，也就讓這些煤老闆面臨著生死存亡的競爭和考驗。因為煤炭資源整合的實質，就是要關閉一大批不合格的民營中小煤礦，而那些大一些的合格的民營煤礦，通過多方面審核，符合條件後，則可以繼續保留下來。這些神通廣大、腰纏萬貫的煤老闆，在這場你死我活的爭鬥中，各個使出渾身解數，動用十八般武藝，對山西的政治生態產生了重大影響。今天看，確實是你死我活。煤老闆為了保住自己的煤礦，拿出幾千萬甚至幾個億毫不吝嗇。你可以六親不認，也可以刀槍不入，但你能過了父母關、兒女關、美女關、金錢關，則很難過領導關、上級關、恩師關、提拔關。煤老闆們保住了自己的煤礦，就等於保住了自己億萬家財和子孫福祉，在這種強大欲望的支配和攻擊下，能毫髮無損地保持住自己節操，權力官員確實很難。煤老闆當初攻陷了你，你就是今天的階下囚；你頂住了煤老闆的攻勢，也就保住了你今天的地位和節操。
另一方面看，特別是看到這麼多自己的同事領導紛紛落馬，既替他們惋惜，也感到十分震驚，同時也深感反腐倡廉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腐敗意識正在吞噬國民的愛心和良知，腐敗行為正在踐踏國家的正義和公平，腐敗心理正在扭曲年輕一代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中央說了，腐敗影響著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關係著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我覺得反腐也是在挽救我們的文化，挽救我們的未來！從這個角度講，重拳反腐，功德無量，重整綱紀，國之大幸。
我在《重新生活》的後記裡，特別談到了這一點，反腐也是在拯救我們的孩子，拯救我們的親人。
山西是腐敗重災區，被稱為“塌方式腐敗”，許多家庭瞬間解體，各種各樣的人生悲劇隨著一個人的倒掉而頻頻發生
記者：自從您出任山西省副省長，特別是山西省出現塌方式腐敗以來，大家一直在期待您的反腐大作，希望看到山西官場的“張平描述”。在您的副省長任期上，作家和副省長，哪一個角色更優先？為什麼您當了副省長後，看上去好像在文壇上沉默了呢？
張平：當作家不寫作品，那就叫懶散，混日子；當副省長寫小說，則是不務正業，嚴重失職。也不是不想寫，而是沒有時間寫，尤其是沒有整塊的時間。腦子裡整天千頭萬緒，考慮和需要儘快解決的事情那麼多，不可能靜下心來去構思，去寫作。
長篇小說創作是需要連續性的，不能今天寫一段，過幾天再寫一段。情緒、感覺、思維、激情凝聚在一起，需要有一個鋪墊和延續的過程，任意打斷它，都會損害甚至重創文學創作。
《重新生活》是我在2013年卸任副省長以後寫成的，寫成後又斷斷續續修改了幾年。其中有些重大的改動，都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但這樣理性而冷靜的修改，是否對作品更有益，還有待讀者的檢驗。
記者：《重新生活》一開頭，就寫了延門市委書記魏宏剛在市委常委會上被省紀委的人帶走。看上去他被帶走時完全沒有心理準備，那些被上一級紀委帶走的人，真的沒有思想準備嗎？
張平：黨的18大以來，反腐敗鬥爭席捲全國，聲勢之大，規模之廣，手段之烈，動作之快，力度之狠，真正前所未有。有個詞語用在這裡很合適，迅雷不及掩耳。可以說，很多腐敗幹部在被突然立案審查時，幾乎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即使有，當紀檢監察人員突然出現在眼前時，腦子裡也同樣一片茫然，一片空白。因為他們從來沒想象過，也不敢、不想、不願想象像自己這樣的領導幹部會從萬眾仰慕的人上人，頃刻間淪為萬人唾罵的階下囚。
山西是腐敗重災區，被稱為“塌方式腐敗”，許多家庭瞬間解體，各種各樣的人生悲劇隨著一個人的倒掉而頻頻發生。其實包括他們的家屬，同樣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時候，這些落馬的官員在事先都會瞞著自己的孩子，瞞著自己的親人，始終表現出一副正氣凜然，剛正廉潔的形象。因此一旦當他們出事時，受到打擊最大的往往是他們的孩子和親人。因為他們在短時期內很難適應像老百姓那樣的生活，平日裡他們已經十分習慣的但與老百姓卻有著天壤之別的生活，是一個無憂無慮的“上層社會”的“上層生活”。而老百姓的日常生活的艱難，對他們來說就像是一個超級“黑洞”。這其中巨大的反差，對他們來說陌生而又恐懼。從不適應到適應，是一個十分慘烈的過程。這對小說家來說，這應該也是一個全新的領域。
（楚天都市報記者劉我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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