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條“國家給地方高校發錢”的新聞刷爆網絡，著實讓不少地方高校開心了一把。
根據財政部、教育部聯合下達的2018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發展資金”預算通知，該項經費高達114.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近26億元。
按照規定，這筆資金將下撥給全國35個省、直轄市、自治區和計劃單列市的地方高校。
據統計，在我國的2900多所高校中，地方高校佔95%，全國97%的在校大學生在地方高校學習。
因此，國家增加撥款額度用於支持地方高校發展，自然是人們喜聞樂見的。不過，這樣是否就可以讓地方高校在長期以來的發展困境中得以突破呢？
直指發展不平衡
在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徐飛看來，此次撥款所指向的是地方院校與部屬院校之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裡談到，新時代社會主義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而不平衡、不充分在教育領域裡也表現得非常明顯。相對高等教育而言，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不平衡。”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徐飛說。
近些年，隨著國民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力度也在逐漸增大。
據教育部公佈的數據顯示，2015年、2016年、2017年，我國的高等教育經費投入分別為9518億元、10110億元、11109億元，呈現出逐年遞增的趨勢。
在這一背景下，我國高等教育也確實得到較大發展，近些年來國內高校在國際大學排行榜上的名次不斷上升就是一個例證。
“在硬件方便，比如校舍、實驗設施等，部屬高校與國外高校的差別不大，甚至有些高校比國外一些高校還要好。”徐飛說，但地方院校與之相比卻普遍存在較大差距。而且，當前部屬高校與地方高校的這個差距還有擴大的趨勢，發展不平衡的矛盾就顯得更加尖銳。
“因此，這114.6億元的資金支持意義重大，體現了國家在解決這種不平衡問題上的意志。”
對此，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副所長魏建國也表達了類似看法。
“長期以來，部屬院校代表了我國的優質高等教育資源，但有多箇中西部省份卻沒有一所部屬院校，這就造成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極大不平衡、不公平。”在魏建國看來，此次專項資金用於支持地方高校，其中包括部分“部省合建”高校和“雙一流”高校，實際上就是“中央在以往相關措施的基礎上進一步調整我國高等教育佈局不平衡方面所作出的重要努力”。
更偏重政策導向
必須承認，114.6億元的財政撥款並不是一個小數目，對於很多地方高校，尤其是中西部的地方高校來說，能夠從中分得上億元或者幾千萬元，是非常“解渴”的。
但如果橫向對比，這項撥款似乎就沒有了數額優勢。
據2018年教育部直屬高校財政撥款資料顯示，獲得財政撥款前兩名的分別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依次為53.44億元、50.83億元。
僅兩所部屬高校的財政撥款，就已經快趕上今年支持地方高校改革發展資金的總額。
因此，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雖然地方高校整體處於經費十分緊張的狀況，此次專項撥款肯定能夠發揮一定的作用，但對於數量龐大的地方院校來說，分攤下來也就是“撒胡椒麵”，能發揮的作用有限。
對此，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別敦榮深以為然。
“對於接受補助的地方高校來說，此次中央財政專項撥款確實是非常重要的，但能分配到這項撥款的還是極少數學校，所以，這對於地方院校整體財政狀況的緩解、辦學條件的改善等，無法起到很大的作用。”別敦榮說。
2012年，我國年度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總額超過2萬億元，佔GDP比重首次達到4%，此後便一直不低於這個比例。
這其中，自然包括近年不斷增加的高等教育投入。
“我推測，將來，中央對地方高校的支持還會繼續增大，儘管受制於財政收入增長等因素的制約，幅度可能不會太大。”魏建國說。
徐飛則強調，拿到這項資金的地方高校也許可以在基礎建設方面派上一些用場，但它有一個更加明確的政策導向，即改革和發展。
根據《支持地方高校改革發展資金管理辦法》規定，該項資金主要用於支持各地改革完善地方高校預算撥款制度，逐步提高生均撥款水平；支持地方高校深化改革和內涵式發展，加強教學實驗平臺、科研平臺、實踐基地、公共服務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等；按照國家有關重大決策部署，支持地方推進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等。
“當前，高等教育發展還是要高舉改革的大旗，繼續向改革要紅利。”徐飛說，這就要求地方高校走內涵式發展的道路。
“以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經歷過很長時間的外延式的、簡單的體量增長，各高校求大求全，拼綜合性和體量。但現在，我國高等教育要由大到強，就需要轉變思路，真正把心思用到質量、用到內涵、用到改革上來，以此來促進地方高校的發展。”
“輸血”“造血”相結合
對於當前地方高校發展中的困境，尤其是經費上的困境，在別敦榮看來，還是應該多渠道解決。
“地方高校包括地方所屬院校和民辦院校兩類。地方所屬院校主要由地方財政來負責，後者應該加大支持力度，另外也要發揮地方所屬高校的積極性，給予它們更多籌措資金的自主權，在政策上予以扶持，以此增加地方所屬院校的財政收入，改善辦學條件。”別敦榮說，另一方面，民辦院校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現在全國700多所民辦院校，它們的資金來源於社會資本，如何讓更多社會資本進入高等教育，支持高校辦學，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課題。
別敦榮認為，國家在政策制定上應該給予支持，讓民間資本、社會資本支持發展高等教育。“在國家‘輸血’不足的情況下，地方院校要自己‘造血’，以實現更好的發展。”
對此，魏建國也強調，地方高校要加強與地方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協同、聯動關係，爭取多渠道籌集辦學經費。
比如在一些基礎設施建設方面，不妨採用“PPP模式”（即Public—Private—Partnershi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由地方高校、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合作，從而解決高校的基建經費難題，緩解政府的短期支出壓力，也讓企業獲得一定的利益。
同樣，徐飛也表示，地方政府要有相當力度或更大力度的教育投入，“114.6億元雖然也不少，但對那麼多地方高校來說，畢竟還是杯水車薪，所以我覺得，在中央財政這種具有信號意義的資金引導下，希望地方政府做好配套，同時吸引社會資本、民間資本乃至國際資本”。
採訪中，他還特別強調了地方高校發展困境中的人才問題。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如今，在‘雙一流’建設的背景下，是否擁有最優秀的師資力量，應該是地方高校發展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徐飛說。
當前，高校人才流動頗受關注。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區域上，多是由中西部經濟相對落後地區流動到東部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在高校間，多是由地方高校流動到部屬高校。
不過，作為地方高校的蘇州大學，近些年卻取得飛速發展。“這裡面有地方財政大力支持的因素，但更大程度上，還是要有人才的培養與引進，才使它取得今天的成績。”徐飛說。
呼喚“現代大學制度”
當然，地方高校發展的困境不止經費一方面，而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也由來已久。
1999年，教育部出臺《面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高校擴招由此拉開大幕，這在當時也成為推動地方高校發展的一個強勁動力。
但就像前文所述，我國高等教育要由大到強，則要求高校提升教學質量，走內涵式發展道路。
“進入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以後，我覺得地方高校主要面臨兩個問題，一個是管理的問題，另一個是如何評價的問題。”儲朝暉說。
在他看來，當前地方高校嚴重依賴於行政管理，而這種管理模式是很難辦好學校的。
“此外，地方高校的評價主要還是依賴於當地的行政部門，或者由行政部門委託，比如教育部的評估中心。”儲朝暉說，這就會遇到一些問題，比如用什麼標準評價、評價過多過濫。
“評價標準過於單一，同時評價的次數太頻繁，評價的方式也過於簡單。事實上，這種評價還是類似於上級行政部門的檢查，而不是一個專業的第三方客觀的評價，因此評價過程就存在大量造假。”
在儲朝暉看來，要想推動地方高校的發展，最關鍵的還是要建立現代大學制度，讓大學具有相對的獨立性，讓大學的發展主要由大學內部，或者更直白地說，主要由大學教師決定。
對於儲朝暉建立現代大學制度的看法，徐飛也表示贊同。
“在國家宏觀政策的指導下，地方高校要面向社會依法自主辦學，規範治理體系，比如成立教授委員會、學術委員會，提升治理能力。”徐飛說，除此之外，地方高校還可以與地方企業走融合式協同發展之路，開展定製式聯合培養，提升與地方的黏合度。“當前，地方高校通過轉變發展思路，完全可以轉劣勢為優勢。”
同樣，加大地方財政支持、擴大地方高校辦學自主權的觀點，也得到了別敦榮的認同，因為“從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地方經濟社會發展需要來講，這不僅是一種戰略性投資，也可以解放地方高校生產力，提高發展效率”。
《中國科學報》 (2018-08-07 第5版 大學週刊，《國家發錢能否為地方高校發展解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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