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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從外賣騎手到中國的個體化進程
21世紀的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尤其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越來越成熟。如果從個體化理論視角來看當今中國社會，一方面，城市化導致以初級關係為導向的傳統社會結構的作用減弱，個體擁有了更多的自主選擇和表達的機會。另一方面，社會不確定因素的增加導致個體面臨新的限制和控制。
當前，伴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國內互聯網行業發展得如火如荼。在“互聯網+”的影響下，近年來傳統行業與互聯網技術的結合，產生了越來越多的新興行業。這些新興行業深刻地改變著個體的生活方式，以及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之間的互動模式。
例如，在互聯網與傳統餐飲業結合的過程中，互聯網外賣平臺應運而生，它不但帶來了新的工作模式和服務模式，也改變了人們的飲食習慣、生活習慣和人際關係等。可以說，在城市化進程中，外賣服務已成為城市居民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而這一新興行業因其靈活的工作模式和報酬獲得方式也吸引了大量城市外來人口，外賣騎手日漸成為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職業。
但與此同時，這些外來人口在適應城市生活過程中又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應該說現代化過程中的這些變化對社會關係和社會結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也重塑著個體的生活和人生生涯。因此，研究互聯網外賣行業中外賣騎手的個體化之路，不僅有利於理解中國的個體化進程，而且為研究城市外來人口提供了一種新的視角，有助於理解城市外來人口的融入困境，為城市治理和城市發展提供另一種思路。
本文以城市產業結構的變遷為背景，將互聯網新興行業中的外賣騎手作為調查對象，試圖對他們的日常生活和意義世界進行較全面的觀察和理解，探索其個體化之路及個體化特徵對騎手們適應和融入城市的影響。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討如下問題:從農村遷入城市後，這些外來人口的工作、生活、價值觀和自我認知發生了什麼變化?個體是如何出現的?他們選擇騎手職業的原因是什麼?進入互聯網行業是否意味著他們又嵌入了新的社會結構?他們如何通過與其他社會成員、群體和系統(如互聯網平臺)互動和獲得其他資源來實現自我?個體化理論對這一群體是否具有解釋力?本文的研究以期豐富中國個體化進程的全貌，從經驗研究的層面上對已有中國個體化理論進行驗證。
▍研究對象及田野點
互聯網外賣平臺是近年來在城市化進程中，基於互聯網應用而催生的新興行業。這一新興行業吸引了大量從農村遷入城市的年輕外來人口。這些外來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實現了地域空間的轉移，脫離了原有的熟人關係結構，作為個體進入城市陌生人社會，也意味著他們的身份認同處於焦慮和模糊的狀態。已有研究表明年輕外來人口在城市的生存和發展面臨“雙邊排斥”的現象，即他們既“不能融入城市”，也“不能融入農村”。這些外來人口在適應和融入城市過程中存在很多問題。而這些問題又與城市自身發展和城市居民生活質量密切相關。
本文研究的外賣騎手是來自某一互聯網外賣平臺的外包員工。他們屬於這個外賣平臺在徐彙區的分站，共有一百多人，包括一個站長和一個助理。在這一百多名騎手中，以男性居多，但也有10個女騎手。他們當中大部分具有高中或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其中5個人有著本科學歷。由於外賣騎手的工作場所處於流動狀態，他們與不同個體和組織之間的互動構成了他們的工作和生活世界，因此，本研究觀察的地點包括商家的店鋪(取餐時與商家的互動)、宿舍樓下和商務樓(送餐時與顧客互動)以及他們的休息場所等。鑑於他們工作的流動性特點，本研究主要的訪談地點在他們的休息場所，即位於上海市徐彙區虹漕路140號的商家門店。這一商家是某一互聯網外賣平臺的合作商，騎手們經常到這裡來取餐，久而久之與商家老闆建立了較好的關係，可以在店鋪裡休息。這些騎手大多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或90年代，大部分來自農村，他們經歷和正在生活的時代已經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時代。當這些年輕人從農村或城鎮遷入城市後，最初會利用以血緣和地緣為基礎的社會關係網絡在工廠、工地和傳統服務業獲得一份工作，而在幾個月甚至一兩年之後，他們中的部分人轉向外賣騎手業。
▍騎手們的個體化:追求自由又困於“系統”
1.騎手個體化發生的背景
個體化是現代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個體化發生的背景是高度發達的民主、福利國家和古典個體主義。然而，中國的個體化並不同於西方的個體化，中國的個體化沒有依託於一個制度化的權利系統，而與中國社會現實相結合呈現出多樣性和複雜性[8]。當今中國社會，城市化已經發展到一定階段，隨著各行各業的改革深化，在轉型過程中原有的社會結構被消解和重構，新的結構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這種劇烈的社會變化影響著當今每一箇中國人，並滲透進每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人們逐漸從原有的社會關係中脫離出來，從群體中的一員變為社會中的個體。個體不再是穩定地固定在某一社會角色上，而是變為具有多重不穩定身份。
依託互聯網興起的新興行業不僅改變了城市產業結構、社會結構和生活方式，也影響了城市個體的社會關係和生存方式。新興行業吸引了大量城市外來人口就業，他們在城市中的生活和生存狀態、社會關係網絡、職業生涯都在城市社會結構變革中得以改變和重塑。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他們所熟悉的來自原有社會結構的規範和前輩的經驗已不具有權威作用，對個體的生活不再具有有效的影響和指導作用。那麼，在這一背景下，作為個體的外來人口在城市中的生存狀態又呈現出怎樣的特徵呢?
2.個體化的過程:成為騎手的意義及“互聯網+”的夢想
外賣騎手不同於農村社區的個體，也不同於城市下崗職工，他們工作的行業屬於互聯網行業，他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也依賴互聯網。在調查中發現，外來人口從農村遷入城市後，選擇騎手是個體面臨社會結構變化過程中做出的理性行為選擇，是重塑新型個體的過程，也是其努力適應城市生活的體現。
(1)嵌入傳統行業後的失落
就像上海的大部分騎手，在城市化進程中，他們從農村流入城市尋求謀生的機會，通過自由勞動市場的選擇，最終進入城市的新型行業工作。首先，從農村流入城市後，其外來人口的身份、相比而言較低的人力資本，且缺乏擁有資本的關係網絡等因素，導致了他們在城市中可選擇的生存機會很有限。因此，傳統行業或工廠中最基礎的工作就成為他們的理性選擇。但是這些工作的報酬是固定的，內容是枯燥的，這就必然導致收入較少，工作流動性較大。經濟上的低收入，導致了流動人口很難融入城市，同時也帶來一種失落感，這種失落從很多騎手談話中都有體現。在調查中，有一個河南籍的騎手是1990年出生的，高中畢業後，在服裝工廠做了7年，現在的外賣工作是他朋友介紹的，相比服裝工廠的工作，他更喜歡現在的工作，他說:“以前在工廠工作時，一抬頭看見的就是那些機器和那幾個人，很沉悶，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居然堅持做了六七年......”(M騎手的訪談資料，2017)
與此同時，如朱妍和李煜的研究發現，城市外來人口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群體處於“雙重脫嵌”的狀態。一方面是“制度脫嵌”，他們處於城市正式權力制度和福利保障體系的邊緣，另一方面是“傳統脫嵌”，表現為脫離家鄉傳統社會結構，也不再認同家鄉的生活方式[9]。從我們的田野訪談資料來看，脫嵌鄉村社會結構的個體在城市中奮鬥多年不願回到家鄉，但從事的工作收入較低又無法獲得城市的社會保障，較難融入城市。然而，他們仍然選擇在城市生活。從這一個體化階段來看，個體表現出的是失落和無奈，但這種失落和無奈狀態並沒有減弱他們在城市奮鬥的熱情。他們努力脫離傳統行業中報酬較低、工作枯燥的職業，選擇新興行業中工作靈活、競爭較大的新型職業，體現了個體的生命力。
從這一階段的個體化來看，個體雖然具有自主選擇的意識，但仍然依賴原有的社會關係提供的支持和資源。隨著個體化社會的加劇，傳統社會的關係網絡的作用逐漸減弱，作為外來人口身份的個體在城市的發展受到制度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個體表現出的便是失落和無奈。正如張紅霞和江立華在研究中發現，處於流動的狀態的新生代農民工脫離了原來的地域紐帶、社會關係和家族聯繫，在行為和價值觀上表現出個體化的特徵[10]。然而，看似“為自己而活”的自由，卻面臨著有限的選擇、無依存的制度保障和個體生活模式的風險。
(2)個體的崛起:追求高薪和自由
調查發現，部分騎手以前從事的傳統行業中，只有穩定不動的底薪，即使是工廠裡的計件工資，也並不能帶來可觀的收入，工人很多的時候是擔心能否完成這些計件的指標任務，而從中獲利很少。近年來互聯網行業的興起，進一步推動了城市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革。由於互聯網用戶的匿名性和強大的市場需求，使得作為連接線上和線下的騎手工作具有不穩定性和流動性。而正是這些特徵又消解了傳統行業中定崗定位和固定薪資的限制，為騎手追求高薪提供了更多選擇的機會。
正如店長所說:“現在的很多年輕人都是90後，他們覺得工廠裡的工作沉悶，也不想做建築工地裡辛苦的工作，而送外賣卻比較自由。另一方面，他們大多是高中或大專畢業，不能去做那些需要某類技術或管理類的工作，外賣又不同於工廠工人、建築工地工人，也不同於室內的服務業的工作，這些工作每天做同樣的事，每個月拿固定的收入，而外賣的收入每月最多可拿到九千或上萬，可能的高薪也是很吸引人的。”(店長的訪談資料，2017)
與此同時，騎手的工作很自由，表現在他們可以“每天在馬路上跑，想休息時就休息”(站長的訪談資料，2017)，在我們的訪談中，很多騎手也提到過這一觀點，即工作的自由對他們有很強的吸引力。正如A騎手所說:“它(騎手)沒有廠裡面的約束，廠裡面是定崗定位，你看這裡的活就不是，就是定崗不定位，位置不定。他們是定崗定位，一天都坐在那裡。還有就是靠你的勞動，那是勞動果實，如果說你在廠裡面，廠裡面給你一個指標，你把這個指標完成就行了，對不對?這個呢就沒有底線了，這個公司沒有給你指標，你自己願意幹多少就多少，多勞多得嘛。你幹一單就拿一單的錢，看你願意拿多少錢。”(安徽籍A騎手的訪談資料，2017)
騎手們主要通過單量來計算收入，月單量高，少差評和超時單就意味著可以獲得高收入。所以在騎手們休息時，他們主要的談話內容是詢問對方的單量。同時，從站長依據騎手們的單量、差評數和超時單的數量對騎手進行月度綜合排名也可體現出單量的重要性。從主觀層面來看，騎手大多是90後，具有追求自由和舒適、個性張揚等群體特徵。所以他們不願意做傳統的建築工地、工廠或室內服務業的工作。但他們大多又是高中或專科學歷畢業，所以需要較專業的技術類或具有管理經驗類的工作對他們來講並沒有優勢，而外賣騎手正是一個在他們能力範圍內，可以最大限度地發揮其能動性，並且符合其個性需求的理性選擇。
由此可見，騎手們脫嵌原有的社會組織的主要原因是為了獲得高薪和追求自由，而這一新興行業催生的職業提供了騎手們通過個人努力和能動性獲得高薪的可能性。以資本融資和資本運作為核心的互聯網行業為追求高質量的用戶體驗，給騎手提供了獲得高薪的預期目標，這也正是外來人口選擇當騎手的重要原因。
(3)被動個體化和“互聯網+”的夢想
在調查中發現，依託互聯網信息技術出現的新興行業提供了較為彈性的工作環境，騎手對自己的工作和日程安排掌握了較高的主動權。同時，“互聯網+”在國內的廣受歡迎，又為熟悉互聯網的創業者們提供了各種商機。訪談發現很多騎手希望能夠依託“互聯網+”來實現夢想。
B騎手，80後，高中畢業後來上海，由上海的一個親戚介紹到工廠工作，本想工作完了回去複習考大學，但最後沒回家鄉，繼續在上海工作。之後進入順豐，2008年在順豐的工資能拿到6000多，他對工資還算滿意，而且能通過快遞掙些外快，所以並沒有想創業或換工作，他現在很後悔，認為自己當時太得意，滿意於當時的工作，而錯過了更好的機會(創業)。之後，因為家裡的事，辭了順豐的工作，回了老家，辦完事後，又來到上海，在韻達工作，工作了幾年，認為物流很有前景，自己也可以在老家開個物流分店，而不需要為其他人打工。於是，回老家，可是回老家買店鋪的時候，資本出了問題，創業沒成功。又來到上海，做了各種各樣的工作如證券公司、保險公司、投資公司、達達外賣等，直到現在做起這一互聯網外賣平臺的外賣騎手工作。(田野筆記，2017)
B騎手認為外賣騎手的工作比較自由，而且很“實在”。不像以前在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和投資公司一樣，他說那些“盡是忽悠人”。除此之外，他還可以隨時兼顧他的兼職工作:即一個網絡俱樂部會員。他兼職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微信裡發佈俱樂部的旅遊產品和項目信息，推薦其他人加入這個俱樂部，這樣他就可以獲得積分和報酬。而且，通過旅遊俱樂部，他認識了很多他特別“佩服的牛人”，擴展了人際關係網絡。他說他看好互聯網的前景，現在的外賣騎手工作只是暫時的工作，他夢想依託“互聯網+”與旅遊俱樂部的其他人一起創業。所以說，個體再嵌入的新系統具有多面性，表現出高度控制時，也展現出它提供機會的另一面。正如那些被眾多男騎手佩服稱讚的女騎手和依託“互聯網+”做微商的B騎手，他們在一切可能中尋求實現自我的機會。
2016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出臺了《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提出到2020年將常住人口控制在2500萬以內。在上海人口調控政策下，當地政府調整產業結構，導致上海郊區很多製造業工廠工人被迫再次流動到自由勞動力市場中，並通過做出選擇來為自己爭取生活機會。但這種“被動個體化”不同於郭莉所說的個體的失落[11]。從我們的訪談中，發現很多騎手對工廠的過度約束有著反抗。這些工廠工人雖然受到人口控制政策的影響，但他們離開原有的工廠後並沒有表現出過分的失落，對他們而言，這是成為其選擇其他合適行業的契機。在現代化的社會中，個體化的概念不僅意味著個體不斷地脫離原來的社會結構，同時還意味著“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說城市的人口控制政策對外來人口選擇騎手這個職業的影響較小，而主要的原因是個體對傳統行業各種限制的反抗，是個體主體意識覺醒的表現。
3.個體化的後果:騎手勞動意義的創造和被喪失
通過本研究的田野觀察發現，互聯網行業中的騎手是奮鬥的個體。儘管多重的限制阻礙其融入城市，但依託互聯網提供的資源和機會，個體的能動性得到極大的發揮。當騎手們嵌入互聯網行業後，制度在塑造著騎手身份，但與此同時，在制度的影響下，騎手們又喪失了其作為騎手的意義感。
外賣騎手們每天都在送餐路上，他們從早上九點半開工，開始接收系統(互聯網外賣平臺)派發的訂單，準備手機、充電寶、特製的防雨手機袋、電動車的兩個電池，穿上特製的制服和頭盔，從各自的住處騎電動車到商家取餐。由於早上的訂單(送餐訂單)很少，所以從十點多才開始忙碌，直至十一點到下午一點鐘。這個時段是他們所謂的“高峰期”，過了高峰期再過一個小時，即到下午兩點他們就可以從“開工中”轉為“忙碌”，這段時間就可以休息了，因為這個階段的訂單比較少。但不接單就意味著沒有收入，所以仍有很多騎手不會休息。到下午五點的時候，“高峰期”又來了，他們又準備開工、接單、取餐，然後派送，直到晚上九點，白班騎手就可以下班回家了，留下值晚班的騎手。工作埋單規定他們要“跑”到晚上十二點，但其實總是要送到晚上兩點多，正如一位騎手說的:“正常是12點，但送不完，你總不能不送吧。”(田野訪談資料，2017)。
此外，外賣員的工作提供的是送餐上門的服務，所以他們必然要與城市其他各類人員面對面接觸。這些頻繁發生的與顧客之間的互動也從不同方面影響著外賣員的工作、心理和生活。
(1)與消費者的無效互動，降低騎手的工作效率和網絡平臺信用等級
騎手們的工作不在辦公室，而在戶外。他們取餐和送單沒有領導監督，過了“高峰期”，他們也可以隨時休息。這一切看起來很自由、很輕鬆。但在訪談中，他們卻表現出很多抱怨，安徽籍A騎手給我描述了他的一段經歷:
“我把餐送到小區門口讓他來拿，可是他的電話一直打不通，然後，我問小區保安地址，找到他家樓下按門鈴，他出來就說他已經等了一個小時了，他打電話給商家催了好幾次，現在才來，我向他解釋說他的電話一直打不通，是不是他填的電話有誤，他說商家都能打通，我怎麼不能打通。然後，我當著他的面給他打電話，他的電話一直沒響，我們一核對電話號碼，才發現只有前面三位數是一樣的，其他的數字都不相同。但最後就算證明確實是他的失誤，他卻說我送得太慢。”(A騎手的訪談資料，2017)
這位騎手遇到一位自己填錯電話號碼但還強詞奪理的顧客，就不得不花很長時間和他解釋，最後還得不到一句道歉，而且還因此推遲了送其他訂單的時間。這位騎手錶示很無奈，但他必須花時間解釋，因為顧客有評價他的權利，顧客的差評直接影響他的收入甚至他的工作。
(2)來自城市其他居民和城市組織的排斥，減弱騎手對城市的認同
在城市中，外賣員屬於外來人口，確實存在一小部分外來人口侵犯消費者人身和財產安全的犯罪行為，讓城市居民對他們產生刻板印象。而這些刻板印象讓城市裡的居民在與外賣員之間的互動中就戴著有色眼鏡，導致騎手的工作不順暢，工作效率降低，出現較多超時單，也影響著他們對這個城市的認同。例如B騎手在給商務樓送單時，遇到一位保安對他的無理要求，他表示很無奈:“我爬的樓也就是上海那種沒有電梯的6層樓，也還好。但有一次，我去送餐，外面的保安把我的身份證、工作證都扣下，還要把帽子也脫了才能進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居然這樣，以為我們是危險分子還是賊，真不知道是為什麼。”(B騎手的訪談資料，2017)
有很多這樣的事例發生在騎手們的日常生活中，甚至有騎手說:“送一天外賣要少活十年，氣都氣死了。”(C騎手的訪談資料，2017)
從騎手一天的工作日常中可見，他們一天的工作都在路上。每天去商鋪取餐，再送到消費者手上。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會隨時和各種人產生互動，而在互動中遭受到的排斥，就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弱騎手對這個城市的認同和在這個城市的融入。
(3)受制於網絡外賣平臺的高度控制，喪失了騎手賦予的勞動意義
在調查中發現，騎手這一自由的工作，卻被困於“系統”(互聯網外賣平臺)的操控之中。系統監控他們的位置，可以隨時把他們的狀態從“忙碌”調為“開工中”，可以指派不同的訂單。
“今天下了一整天的雨，從早上到晚上沒有停過。雨天訂外賣的人會很多，騎手們也很忙。不出我所料，14點40分我走到昨天的麻辣香鍋店，門口停著三四輛外賣電動車，店裡只有5個外賣員，正在收拾東西，準備出門，我和他們打了招呼，他們說我來晚了，他們被系統強制開工，並且被系統派了單。他們(其中包括G騎手、A騎手、E騎手、F騎手)邊抱怨(直接被強制開工和派的遠單)邊收拾桌上放著的充電寶和手機，換電動車電池，準備出門。外面一直下雨，被強制開工，而且對系統派的訂單並不滿意，有的人抱怨被直接強制點了開工，有的人抱怨收到相反方向的訂單，有的人正在準備雨衣，抱怨接到了龍吳路的訂單，有的人抱怨三天雨天三雙鞋都溼了。但最後，他們都出發了。”(田野筆記，2017)
在我們的觀察中，每天下午兩點都是騎手們的休息時間，他們總共有一百多人，但每天休息的人數只有十幾個人，有些騎手在等商家做餐過程中，休息幾分鐘。雖然他們可以使自己處於“忙碌(休息)”狀態，但他們想要多接訂單，獲得更多的報酬，就得接受系統隨時強制讓他們開單。所以說，騎手的工作雖然看起來很簡單，從接收訂單，去商家取餐，再送餐，看似每天在路上跑，無人約束，很輕鬆和自由。但實際上卻受控於“系統”，它會依據顧客的差評和投訴進行懲罰、隨時掌握騎手的動態。正如D騎手所說:做這一行真的“特別辛苦，但主要是心累”。(D騎手的訪談資料，2017)。
騎手這一職業為這些外來的人口提供了一個停留在城市的生活保障。社會各界對他們也有不同的稱呼，比如在顧客眼中他們是送外賣的，外賣平臺稱他們為騎手。但從社會階層的角度來看，他們屬於社會中下層。在城市居民看來，城市外來人的身份，使他們之間隔著一道難以跨越的無形之牆。這道無形牆很多時候會引起雙方的誤解，影響了外賣騎手的工作效率和他們在網絡平臺的等級信用，進而直接影響其在城市的生存狀態。
▍小結
貝克的個體化理論認為個體化是第二現代性社會條件下必然發生的進程[12]。本文的田野材料證實了國內已有個體化理論的結論，既中國社會已然呈現出個體化趨勢。由於中國社會在福利國家缺失的情況下開始了個體化過程，因此導致了個體由於擔心生存問題而變得格外努力，試圖把個體能力發揮到最大限度，以對抗激烈的競爭和未來的不確定性。當運用個體化理論從“為何選擇騎手”開始探討個體脫嵌的原因，並分析其對騎手融入城市產生的影響時，我們發現個體化在各種文化中的進程並不完全一致。在本研究中發現，個體在高度控制下表現出無奈和被動時，利用系統提供各種制度資源也展現出了重塑自我的可能性。
的確，在現代社會中，“為自己而活”已成為被普遍認可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模式。騎手們以前的工作大部分是屬於傳統行業，但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傳統行業面臨前所未有的競爭和挑戰，這就使得傳統行業中的工人們也為自己的未來做出選擇，而再嵌入新興行業尋找新的機會便是一種選擇。他們脫嵌原有的社會結構，一方面是因為原有社會關係網絡已失去其效應，另一方面主要原因是互聯網行業為獲得高薪和追求自由提供了可能。而且，互聯網提供了騎手們通過個人努力和能動性適應和融入城市生活的機會。這一過程說明了個體在現代社會中的崛起，追求自由和“為自己而活”的個體化特徵。這點說明國內已有的個體化理論對新興行業中的外賣騎手的個體化進程具有一定的解釋力。
本文的另一個結論是個體嵌入新系統的主要原因是追求自由，但系統給個體提供自由的同時，卻也能為了自身的利益對個體適應城市增加更多的限制條件。從上文的訪談資料分析可知，個體對消費者的評價權力、系統的無理操控表現出無奈的狀態和行動上的被動處境。個體抽離出原有的社會關係後擁有越來越多的自由和選擇，為其融入城市提供了可獲得的關係資本和社會資源。近年來隨著城市化的進程，社會分工越來越精細，在互聯網的浪潮下興盛起來的新興行業和職業，其就業環境、工作模式和薪資待遇與年輕人張揚的個性、追求自由和高薪的需求相吻合。但同時，現代社會新的要求、控制和限制也被強加給個體，使其融入城市困難重重。通過對上海外賣騎手的調查，我們看到了城市外來人口中外賣騎手作為個體的能動性，同時又表現出面對新的制度下各種限制和挫折的無奈。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研究》2017
年第12期，原標題為“上海外賣‘騎手’個體化進程的民族誌研究”。篇幅所限，內容略有編刪，註釋從略。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文化縱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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