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基本的国学问题成为所有国学大师的盲区

一个最基本的国学问题成为所有国学大师的盲区

林纾

一个最基本的国学问题成为所有国学大师的盲区

——颠倒是非一百年

李茂林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倡导民主与科学,对旧思想、旧道德进行猛烈批判的同时也把斗争的矛头直指旧文学,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运动,其中最主要是对文言文的批判。最终导致以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学的诞生。长期以来文言文抬不起头来。本人每每想到此事,难免愤愤不已,文言文地位的失落,不能不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矫枉过正所犯的诸多错误中最为严重的一项,是于中国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承继上最大的遗憾,客观地说,百年以来,白话文已经给中华民族语言造成了不少伤害,可是至今还没有引起国家语言文字工作者足够的重视。当然,文言文与白话文孰优孰劣之争,需要有一个历史阶段考察验证。很多人认为中华民族是趋于保守性的民族,其实大错而特错,中华民族较之世界任何民族都更加渴望和热衷于学习引进新生事物。由此也造成了五四以后白话立马盛行,文言一蹶不振的局面。同时也不能不指出,在文言与白话之争中,本应该担当起捍卫传统文化之大任的国学大师们,确乎存在着缺乏毅力与战斗力的好的表现,确乎普遍存在着理论水平低下先天不足的毛病。直至今天,那些试图坚持文言的人们,仍然没有拿出一条让对手、让人们普遍信服的理论依据,直至今天社会上还普遍认为提倡文言文是属于封建复古派文人。语言,无论是文言还是白话,作为人类交际的工具,本没有阶级性和政治性,单单硬给文言扣上封建复古帽子,本来就滑天下之大稽,可是竟然被社会认同了。今天,本人,不得不站出来说话了!

回顾文言与白话之争,大致分作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林纾的孤军奋斗。1917年初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之后不久,真正的中华民族精英林纾(林琴南)先生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当废》进行反对。遗憾的是:他只申明古文不当废除的主张,却说不出什么道理,“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多么让人大跌眼镜!结果让人家钱玄同、刘半农通过串演“双簧信”可着劲儿揶揄一番。

在第二阶段:陈、林的联手行动。1919年初,国人陈拾遗等出版了维护文言的《文艺丛报》,指出:“今则新体竟尚,吸欧糟而吹美粕,与国粹为大敌,贸然欲推翻之。”林纾在该刊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提出 “无古文安有白话”的理论。此理论本来是成立的,但是,就没有顾及到“发展”二字,给对手很大的反驳空间。至于后来指责白话文是“伤天害理”的“禽兽之言”,幻想有军阀势力的“伟丈夫”出来禁压新文化运动。这又显现出一种缺乏自信,无端谩骂之嫌疑。蔡元培发表了《答林君琴南函》,李大钊发表了《新旧思潮之激战》,陈独秀发表了《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林纾的留声机》,鲁迅发表了《〈孔乙己〉篇末附记》、《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文章,指责陈、林卫道,有人身攻击表现时,陈、林只有败下阵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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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光迪

在第三阶段:“学衡”“甲寅”的正义之处。1922年,梅光迪、胡先骕、吴宓创办《学衡》杂志,先后发表了《评提倡新文化者》、《论新文化运动》等文章,引述西洋文艺理论,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 1925年 7月,章士钊在北京复刊专登文言的《甲寅》杂志。章士钊先后在该刊发表《评新文化运动》和《评新文学运动》,章太炎在纵论“白话与文言之关系”时,称“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白话与文言之关系》)他们对文言文的肯定和对白话文的否定不无道理,但是似乎仅把文言当做白话之陪衬了。结果在被鲁迅、玄珠(沈雁冰)、成仿吾奚落中不了了之。

纵观中国近代文言与白话之争中,无论林纾,陈拾遗,还是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章士钊,他们为何总处于不利地位,无非有两点:第一,把文言和传统思想道德连在一起,恰恰中了对方设计的陷阱。因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就是把文言和封建硬扯在一起的。第二,对现代语言学没有真正的把握,没有提出任何可以称之为理论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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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先骕

如果属于认真思考的人,我们不妨从三个问题上进行研究:

第一、文言是不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文言只能和封建捆绑在一起吗?无需争辩,文言就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文言不等于就是封建,将文言冠以封建的标签进行批判,所批的只是封建,不是文言本身。

第二、从语言学角度考虑,社会存在书面语和口头语,人们也知道书面语属于规范了的语言,如果人类文明要前行,是提倡书面语,还是提倡口头语?稍微有点语言学常识的人,不能不知道,口头语是灵活多变的,前天我们夸一个男人很棒可能用“威风”,昨天可能要用“镇了”“盖了帽了”,今天我们再夸这个人,又可能说“酷必了”,明天还会出现啥新名词,谁也不可预料。如果人们一味追求口头语,向口头语看齐,中华民族的语言将会是什么模样?

第三、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留传和承继,是与汉族语言分不开的,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注重文言文的教育,正是如此,让我们后代人,虽相隔上千年,仍然不难理解古代的生活,不难理解古代人的思想。如果抛弃文言,抛弃汉民族基本语言词汇,千百年后,将是什么样子,只能靠专门的今古文翻译来解读从前的文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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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

文言不可废!我们可以设想,在中国语言发展进程中,文言就如同一颗沉在水底的基石,它一头牢牢地抓住汉语言基本因素不变,词语的、语法的、也包括语音的,它另一头又紧紧系住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无论口语还是书面,牵系的锁链有时长些,有时短些,在有限的范围内它一任现实生活语言去变化去发展,可是毕竟太远了不行,现实生活中的语言漂泊的太远了,它就会将其扯回来。就这样保持了中华民族汉语的无可比拟之优势。当前,提倡白话文的结果,已经显露出种种弊端,本人将会在其他文章中论述。总之,文言文不但不可废,还应该大力提倡,应该做到中高级汉语工作者都必须会写文言文,这样才能保证中华民族语言的纯洁质朴和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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