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工業園區星洋學校 龔天羽
陳寶生部長在兩會上的講話，將“減負”這個話題推到了風口浪尖上，引起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熱議。
其實減負這事兒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64年，毛主席在教育工作座談會上就指出學生負擔過重，“課程可以減一半”。
文革以後，一個又一個“減負令”接連發布，卻遭遇了“減負年年提，負擔總回潮”的窘境，眼看著書包從背在肩膀上變成了拉桿箱，似乎比以前的更大更滿了，這負不僅沒減下來，反有了越減越重之勢。
五十多年裡九道減負令，全社會的不斷呼籲，國家不可謂不重視，人民不可謂不渴望，何故光打雷不下雨？我認為要真正做到減負，首先就要解決兩個問題：
什麼是“負”？
因何形成？
關於什麼是“負”，陳寶生部長有明確的回應：“我們講的負擔主要指的是應試教育所帶來的超過了教學綱要的這一部分負擔。”這一句話首先肯定了“應試教育”的合法性，只是要將內容限定在大綱之內，教學不得超綱。
我絕非悲觀主義者，但假使人才選拔的機制保持不變，減負只能成為一個美好的願景，因為學生擔“負”之重，高考難辭其咎。
高考是中國目前一種主要的人才選拔機制，因為是選拔，就必須有區分度，命題就必須要有簡單，中等，較難，難等多個層次，誰都不想因為未達到某一個層次而被刷下來。
教師的課越上越難，學生越學越繁，課上學不夠，課外接著學，當學生的能力整體提升了，高考為了保持它的人才甄別功能，只得上調難度，當這一切陷入惡性循環時，“負”就自然而然地產生了。
從根源上講，這“負”源於目前選拔機制的過於單一。
高考固然公平，然而它過於逼仄，沒有分支，千軍萬馬齊過獨木橋，誰甘做落水之人呢，這對於學習能力較差的學生，本身就是一種不堪之“負”。
因此在基礎教育之後，一定要做好學生的分流工作，讓那部分更適合學習程序性知識的同學儘早步入職業技術學校，與之相匹配的是提高技術工種的社會地位，讓這部分學生一樣可以獲得完滿幸福的人生。
這樣，不擅長學習陳述性知識的學生，就有了另一條出路，可以將精力轉移到自己擅長的事情上，做擅長的事，何“負”之有？
學生之“負”還源於部分教育者對將教育的簡單化。
這裡的教育者主要指家長和老師。
提升教學質量，還是要從效率入手。老師要致力於打造高效課堂，家長要培養好學生的習慣。
但現實的教學生態中，打“題海戰”“疲勞戰”的不在少數，當學生的成績不理想時，教育者應該從教學方式、學生基礎、學習能力等角度分析思考，切不可盲目地將其歸因為學習壓力太小，而大量增加作業，並對後進生施加壓力，這種簡單粗暴的方法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因此，必須加強教師的理念更新，通過業務培訓，提高教師的教育教學能力，並更加全面地開設家長學校，讓家長科學客觀地對待孩子的學習，明白“如果外來的刺激過多、過強或作用時間過久，就會使人感覺不耐煩，甚至產生心理逆反”，這就是心理學上的“超限效應”。
管理層在區域內對學校的成績量化評級，任何一所學校想在區域內獲得一席之地，成績是立身之本，而學生的差異、教師的能力根本不在考慮之列，同時，教師想要有所發展，教學質量的優劣有著舉足輕重的分量。
壓力就這樣層層遞加，最終都落在了學生頭上。因此，要改變區域內的評價機制，可以針對年級進行跟蹤調研，將更多的注意放有進步的學校上，及時予以肯定，這樣每個學校就會在更加準確的“角色定位”上開展工作，避免不切實際的目標所帶來的壓力，這種更為寬鬆的學習氛圍，會讓學生學得更加輕鬆愉快。
減“負”絕不僅僅是從孩子的書包裡去掉幾本書那樣簡單。
給予學生的人生更多可能性，做好人才分流工作，是一種減“負”；
用科學的方式教育學生，提高教學效率，是一種減“負”；
為學生的心靈鬆綁，去除不必要的精神壓力，是一種減“負”。
曾經因“減負”而欣喜的少年，已經白了頭，希望今天的少年，能真正享受到“減負”帶來的實效，不要再空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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