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结束，欧洲强队姑且不论，看着日本队、韩国队虽败犹荣的表现，中国人心里一直酸溜溜的。
尽管这几年流行“厉害了，我的锅”，但谁都知道，这锅里没有中国队。连球迷也日趋超然了，当年狂吼咆哮如我辈，已经渐成一个成熟稳重、手拿保温杯的中年人。
此前，一脸正气的白岩松吐槽，“俄罗斯世界杯，中国除了足球队没去，基本上都去了。”据说也因此被责难批评。这倒也怪，中国队可以不行，谁都可以说中国队不行，但唯独嘻嘻踢歪的主持人不能说不行。和尚摸得我摸不得，连阿Q也不服气。
与现在国足疲软完全不同的是，蹴鞠在我国历史上的辉煌历史。
说起足球，国人可有一段辉煌可以自慰，那可是连外国人也老老实实承认的“蹴鞠是足球的祖宗”。1958年，国际足联前任主席阿维兰热来访，留下了一句“足球起源于中国”就跑了，而我却一直激动到现在。
最早说法一直上溯到黄帝大胜蚩尤，拿蚩尤的脑袋当球踢。较靠谱的是《战国策·齐策》：“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斗鸡、走犬、六博、蹹鞠者”，好事者断定蹹鞠就是后来的蹴鞠，因而也就是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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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鞠本身也很争气，自从流行起来后就广受欢迎。
我国人民喜欢什么、爱戴谁，就喜欢讲谁年轻时的故事，因此汉刘邦也有一个关于蹴鞠的故事。《西京杂技》里记载，“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怅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贩少年，斗鸡、蹴鞠，以此为乐。今皆无此，以故不乐。高祖乃作新丰。”
就是说，刘邦为了让父亲高兴，专门模仿老家的规模建制，建造了一个新城，在里面还有专门的地方可以斗鸡蹴鞠。由于仿真度太高，一一对应，据说连跟刘太公一块移民来的土狗，都不会走错家门。
蹴鞠除了可以用来讨好父亲大人，在汉代时还有一项重要的作用，即训练兵士。
汉武帝的大将霍去病在塞外征战时，由于路途太远，后方补给不畅，军队面临断炊的窘境。霍去病遂下令挖鞠室踢球解闷，史载：“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会玩又会带兵打仗的霍去病通过这个方式稳定军心，凝练士气，又锻炼了军士的身体素质。刘歆所著《七略》中提到：“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至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蹋鞠”，蹴鞠成为练兵的常规项目。
在这一点上，霍去病将军倒是和古希腊将领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体育竞技可以振作士气、磨练意志，进而在游戏中习练兵法和战斗技能。秦国大将王翦灭楚时令士兵“投石为戏”，也是这个用意，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拉出来练练。
汉朝另一大擅长出产传奇故事的皇帝汉武帝，也爱蹴鞠。《汉书.东方朔传》里记载，“郡国狗马蹴鞠剑客辐凑董氏 。常从游戏北宫 ，驰遂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上大欢乐之”，武帝还经常在宫中举办以斗鸡和蹴鞠比赛为主的“鸡鞠之会”，窦太主宠爱的董偃也经常参与。据说汉武帝平定西域，得到一胡人，身长善跃，技艺了得，“盖炫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这也许是史上最早引进的外籍球员了。
汉代的蹴鞠为双鞠室直接对抗赛，分为两队，每队设12人，6人进攻，6人防守，球场两面各有6个鞠室（球门实在太多），一人防守一个鞠室，队员抢、运、传、最终进球。
球员之间的抱摔是被允许的，所以要想进球获胜，需要身手矫健、心狠手辣，良好的跑跳、躲闪、突起突停技能更是必不可少。现代足球不允许抱摔，不太过瘾。
如此，汉代军队的蹴鞠比赛肯定激烈，魏武帝曹操一生带兵征战，对抗激烈很对脾气。。《魏略》称有个叫孔桂的，蹴鞠玩的实在太好，“故太祖爱之，每在左右。” 《会稽典录》曾说：“三国鼎峙，互兴金革。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
在外练习弓马，回家踢球，胆气技艺都不差，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自然不是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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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唐朝，皇家对蹴鞠的热爱就更明显，著名的玄宗皇帝李三郎，非常热爱蹴鞠，群臣以玩物丧志上奏反对。为了有一个合理的理由继续玩下去，玄宗在天宝六年十月的时候，下诏：“伊蹴鞠之戏者，盖佣兵之技也。武由是存，义不可舍。”此外，由于无法抑制对蹴鞠的喜爱，他还在诗文中留下了蛛丝马迹，在《出入秦川路逢寒食》里“公子途中妨蹴鞠，佳人马上废鞦韆”，写他在寒食节看到路上有人蹴鞠，顺手就记录下来。当时有位名叫姜皎的人，非常善于蹴鞠，官拜殿中少监，玄宗常召入卧室内侍奉（有点怪怪），亲切的称呼他为姜七。
这种超级球迷的任性，也就只能皇帝本人享受，现代狂热球迷顶多只能冲进球场强行和偶像亲密接触，还会被保安及时拉开。
唐朝时，人们对蹴鞠的玩法，已经开始偏向以观赏娱乐性的表演赛为主，按照球门的数量可分为双球门、单球门和无球门三种。
正儿八经的球门，属于唐代首创。双球门蹴鞠赛是场地两端各竖起两根数丈高的竹竿，杆上结网形成高高的球门，入门得胜。不过，唐人最为喜欢的还是单球门、无球门这类对抗性质不那么强，却又十分适合娱乐观赏的技艺型蹴鞠赛。无球门的蹴鞠赛可以直接称之为能人赛了，当然，人家正儿八经的名字是“白打”。
可以看出，唐代的时候，蹴鞠开始从军事需要，到皇亲贵族、纨绔少年们喜爱，最后蔓延至全民参与。寒食节时，蹴鞠已经成为一项传统活动。史载，当时的长安城就有永崇坊（雁塔路南段省委机关附近）、靖恭坊（青龙寺北边）、光福坊（南二环省体育场附近）、平康坊（和平门外长胜街北段）等球场二十二个。
唐仲无颇《气毬赋》中就有写到寒食节的蹴鞠场景：“广场春霁，寒食景妍，交争竞逐，驰突喧阗……或略地以走丸，乍凌空以月圆”，热闹非凡。唐代女子足球一点也不逊色于男子，更可男女同场竞技，一决高下。男女老少混合蹴鞠那是常见的事。
宫廷内也会举行蹴鞠表演赛，王建《宫词》诗有写：“宿妆残粉未明天，总在朝阳花树边。寒食内人长白打，库中先散与金钱”，内人这里指的是擅长白打技艺表演的宫廷乐舞伎。
虽然蹴鞠在唐朝一时风光无两，但傻子都能看到，当年霍去病练兵的意思已经早没了意思，娱乐游戏已成主流，说是体育更像杂技，盛唐之下，倒也是题中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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蹴鞠在宋朝，国民参与度非常高。
宋代社会上还有了专门靠踢球混饭吃的足球艺人。史载，北宋皇家宴会上表演踢球的名手，就有苏述、孟宣、张俊、李正等；在市井瓦子里的球星，有黄如意、范老儿、小孙、张明、蔡润等。 这些民间高手，都是高俅的先辈，算是职业球员或职业杂技演员。
南宋《武林旧事》曾列出了“筑球三十二人”竞赛时两队的名单与位置：“左军一十六人：球头（队长）张俊、跷球（中场）王怜、正挟（前锋）朱选、头挟（射手）施泽、左竿网（后卫）丁诠、右竿网（后卫）张林、散立（自由人）胡椿等；右军一十六人：球头李正、跷球朱珍、正挟朱选、副挟张宁、左竿网徐宾、右竿网王用、散立陈俊等”。
这恐怕是历史上的第一份足球“首发名单”了。
不过历史上真有象高俅这样的，以高超的蹴鞠技艺，受到欣赏进而升官发财的。《宋史王荣传》曾提到，宋太宗一次谈话中说：“张明起贱微中，以蹴鞠事朕，洁己小心，见于辈流。” 可见蹴鞠并非不入流的杂艺，只要机遇好，技艺高，照样有前途。
民间来看，宋代的球队水平已经非常高超，还有“齐云社”（或称“圆社”）这种全社会都热烈欢迎，并且选拔严格的蹴鞠社。类似现代足球俱乐部，而且规矩严谨。
元代钱选就绘制国《宋太祖蹴鞠图》，画卷中主人公就是宋太祖赵匡胤、赵灵、赵普等人一同踢球。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位因踢球上位的官员就是高俅了，高俅因为擅长蹴鞠，被端王赏识，后来端王登基后，高俅一路官运亨通。其实除了高俅以外，在《事实类苑》中，记载着柳三复善于蹴鞠，投丁晋公所好，在丁晋公的后院外踢球，受到赏识，被收为门客。
在繁荣表象下，掩盖的是蹴鞠走向消亡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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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门的出现，始于唐朝。在唐朝流行的双球门、单球门和无球门三种类型玩法中，双球门最具有对抗性，单球门和无球门的娱乐性则更高。双球门很好想象，单球门是在场地中央设置一个球门，两根长杆做门柱，两柱中部悬空联结一张网，球网上方与两柱呈“U”型区域为均得分区。比赛时，两支队伍各站球门一边，每队7人，各有分工，两队人员不直接接触，球射入球门得分区多者则为获胜。
比赛的要点是：球始终不能落地（踢毽子），落地则输。所以什么策应跑位，中场传切一类的直接对抗赛技巧完全派不上用场，相反，需要队员们极好的高低空控球能力。
无球门也可以称为“白打”，就是用肩、胸、背、头、腰、腹、膝以及小腿、脚面、脚尖、脚跟等部位控球并结合各种花样控球，表演形式类似体操（对，确切来说是表演赛）。人数从一人十人不等，不同人数对应着不同的花式运球动作套路，当时的人称之为解数。
到宋代时，因为蹴鞠的直接对抗，被认为过于激烈，双球门比赛渐渐被淘汰了。
《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宋代蹴鞠球门是立在场中间的单球门，“越高三丈许，杂彩结络，留门一尺许”，在比赛中分成两队进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角色，但这种固定角色，和如今的前锋、后卫角色不同，带有很明显的尊卑概念和等级层次。宋代两队中，各有球头（队长）、次球场（副队长）和队员，十二或十六人。
开场以后，每个人都有规定动作，左军队员先开球，互相颠球，然后传给副队长，副队长颠完又传给队长，由队长踢到球门。另一方队员也是这样操作，比的是两方谁踢进球的数量更多。这样一来，队长和副队长就成为球队的灵魂人物，肩负着进球的主要任务。
最讨厌的是，球门高约三丈，9米高的球门，踢得高、运气好成为绝技，团队合作和分组对抗，肯定谈不上。
缺少竞争和对抗，蹴鞠就从一项军事体育运动，转变成一种杂技杂耍。尤其是元代，蹴鞠从全民运动逐渐变成一项以女人和孩童为主的游乐活动。宋神宗以后，缠足逐渐兴起。元代时，缠足在汉人中依然非常流行。以缠足女性为主的蹴鞠运动，成为一场歌舞，以供欣赏。这和球场上，最重要的合作、拼搏的热血精神完全不同。
不拼了，也得守点规矩吧。
即使在弱宋，在高俅得志的年代，民间俱乐部“齐云社”还对自己的职业很骄傲，提出“齐云社规”：如“十紧要”：要和气，要信实，要志诚，要行止，要温良，要朋友，要尊重，要谦让，要礼法，要精神；
“十禁戒”：戒多言，戒赌博，戒争斗，戒是非，戒傲慢，戒诡诈，戒猖狂，戒词讼，戒轻薄，戒酒色。
奇怪的是，中国足球各俱乐部队员，人人想当高俅，却几乎没几个想守这样的规矩：假球、斗殴、吸毒、嫖妓、赌球、打教练样样占全，能做到、做不到的样样忘掉，个个都是《笑傲江湖》里的不戒和尚，百无禁忌，爽上加爽。
乐极生悲，最终都变成“不可不戒”田伯光，被割掉那话儿，人见人笑，终于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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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中国的现代足球是由鸦片战争后的英国水兵带来的。先是在香港，后来是广东和上海，这基本上与列强进逼的节奏同步。
1906年，还搞了有记载以来的第一次“国际比赛”，在北京东单附近，由通州协和书院对英国兵，协和书院足球队以2：0获胜，国人大受鼓舞，各书院大练足球，美兵、法兵、德兵等先后被打败，积贫积弱的中国也算小出了一口恶气。
清代末年的通州协和书院足球队
捷报频传，1908年南华足球会在广州成立，随后与上海和香港两地的球会开始比赛，或许是早期俱乐部雏形。
1911年，没错，就是辛亥革命那一年，中国、日本、菲律宾三国发起成立了“远东运动协会”——估计跟清政府或者南京革命政府都没关系，民间搞足球还是靠谱些。后人穿凿，硬说这是“亚运会”的前身。
1913年到1934年前，远东运动会共举办10届足球赛。第一届中国屈居亚军（参赛球队只有两支，可惜这种好事空前绝后），21年间中国共获9次冠军。当时打日本队，经常赢四五个球，日本媒体那时很感慨：“既生瑜，何生亮。”这也不奇怪，当时亚洲真正算独立的国家也只有中日两国。
1923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18岁小将李惠堂表现如常山赵子龙，中国五比一横扫日本队。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改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最早的标题党作风。
以至于当时江湖流传：“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1936年，一支中国足球队（没有国家队）想去柏林参加第11届奥运会。国民政府不给差旅费，让“自己想办法解决”。 球队只好先借钱去东南亚，沿途打比赛赚路费（有人贬斥为卖艺，自力更生好像也没啥）。
这支球队没有教练，实际上是民间搭伙。为了省钱，一路乘三等舱，全体挤一间房间、打地铺；为了挣钱，更是用心良苦，怕当地强队不敢出赛；怕下雨影响上座率，怕当地人作弊，派人到入口处“监票”。
两个月后才抵达柏林。一路踢来，24场比赛，21胜，3平，无一败绩，真叫一个拼！
1936年奥运会，是希特勒最风光的时候，对这支中国球队衣衫褴褛、自费前来，倒没有惊讶。
首场比赛，对阵现代足球的鼻祖、世界强队英国队。率先进球，却被裁判吹了越位，那时没有VAR助理裁判，中国队无话可说，最后10分钟连丢两球，不幸败北（难道这也是传统，后辈只能撑最后三分钟：三分钟能干什么，中国队能丢两个球）。
东亚病夫这么能打，连爱搞种族歧视的希特勒也很意外，亲自来和队员们握手，还给每人送了一块金表。 欧洲报纸也是一致好评，认为中国足球水平不差，只是体力不如人。比赛结束后，队员们辗转欧洲各国，再次一路踢比赛，边玩边挣钱回家。
这批人被誉为黄金一代，他们是：李惠堂、孙锦顺、李天生、包家平、谭江柏、徐亚辉、黄美顺、陈镇和、曹桂成、冯景祥、叶北华……
据说其中有武林高手：有人曾射门射穿球网；有人曾射门震折守门员手臂；
有人终生进球超过2000个，还有获香港足总颁发的“终身成就奖”的；后来任国际足联副主席的。
世界杯结束了，紧跟着入伏，快把人热成狗了。再没有足球来消磨时间，半夜再不睡觉，显得很尴尬，于是，我敲下如上文字，想起中国队，内心一股清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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