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創新必須要鬥爭,徐悲鴻和潘天壽誰是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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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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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

徐悲鴻和潘天壽,是現代中國美術兩位影響深遠的人物,他們既是大藝術家,也是美術教育家。然而近年對兩人的評價確是眾說紛紜。我們來看看一些學者對徐悲鴻美術創造和教育的簡要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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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院長在大會上講話

20世紀初,中國社會風雲變幻,不斷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在這場聲勢浩大的文化浪潮中,一些學者批判甚至否定傳統文人畫,他們希望以西方寫實主義作為美術革命的理論基礎,把寫意性文人畫作為革命的主要對象。

徐悲鴻的中國畫改良論正順應了這一時代的文化要求。20世紀20年代初,徐悲鴻寫了《中國畫改良論》一文,對中國畫現狀進行了分析,他深嘆中國畫的衰敗,並認為“中國畫學之頹敗,至今日已極矣”。

徐悲鴻提出了具體措施:“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畫之可採入者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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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作品 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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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

徐悲鴻年輕時曾先後到日本、法國等國留學或研究美術,接受過系統的歐洲學院式美術教育,回國後又先後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在教學中,徐悲鴻非常強調素描的基礎訓練,他堅持“素描為一切造型藝術之基礎”,他根據自己的創作實踐確定了針對人物畫的“新七法”——位置得宜、比例正確、黑白分明、動作或姿態天然、輕重和諧、性格畢現、傳神阿堵。成為新中國高等美術教育教學的宗旨,決定了新中國美術學科招生考試、教學和創作的方式方法,決定了新國畫的生命和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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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作品

徐悲鴻不僅擅長中國畫,更精於油畫的創作,他在20世紀30年代前後完成了大型油畫作品《田橫五百士》《徯我後》等,這些代表作和他的其他油畫肖像、人體等體現了徐悲鴻油畫創作的成就。徐悲鴻的繪畫作品不僅具有時代感,更具有思想性。在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時期,他畫了大量的作品,如《新生命活躍起來》《逆風》《風雨雞鳴》等,他用影射的手法表達出他為民族的不幸而極端悲憤的心情。徐悲鴻常說“人不可有傲氣,但不可無傲骨”,他書有一副對聯“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周恩來同志稱“悲鴻便有這種精神”。徐悲鴻的繪畫作品不僅表達了自己的精神與意志,也真實地反映了社會和時代生活。他一生勤奮刻苦,即使在重病期間也堅持作畫,給社會留下了大量的繪畫作品。徐悲鴻還是一位了不起的畫壇伯樂,他發掘、培養、支持了很多畫家,當代我國許多著名的畫家都曾受到過他的栽培和幫助。徐悲鴻愛才如命,只要發現人才,就視為珍寶,千方百計進行培養。1927年徐悲鴻見到蔣兆和,既同情他的身世,又愛惜他的繪畫天才,後來聘請他到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任教,蔣兆和後成為一名了不起的人物畫家。1928年徐悲鴻到福州,在集美學校認識了該校教師張書旂,對他的才華非常賞識,決定請他到南京“國立中央大學”任教,從此張書旂的花鳥畫之名逐漸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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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書法

徐悲鴻於1931年在南昌遇到了正處於困境之中的傅抱石,他認為傅抱石有思想、有才華,便主動登門,再三鼓勵,並協助他赴日留學。吳作人也曾在徐悲鴻的支持和鼓勵下赴法學習。1946年徐悲鴻到北平任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他求賢若渴,而且慧眼識才,聘請李樺、葉淺予、龐燻琹、吳作人、董希文、李可染、馮法祀、滑田友等各方面的精英共同辦學,他們成為中央美術學院最早的一批美術教育者,也是當時中國非常優秀的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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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奔馬

徐悲鴻在任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時,特邀齊白石到校教國畫。此外,著名畫家艾中信、侯一民、楊建侯等都是徐悲鴻的學生,得到過徐悲鴻的親自指導。徐悲鴻善於發現人才,支持和鼓勵對人才的培養,正是在他的努力下,中國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美術人才。徐悲鴻的伯樂精神成為美術界的佳話。20世紀中葉,新一批中國畫家成長起來,他們接受了紮實的素描基礎練習,並將光影素描法運用到新國畫的創作實踐中,創作了一大批具有較高藝術價值的中國畫新作,如蔣兆和的《流民圖》、石魯的《轉戰陝北》、李可染的《萬山紅遍》等,都是這一時期新國畫的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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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作品

然而,吳冠中曾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表示,徐悲鴻是完全反對西方現代繪畫的,他學的是老的,他學老的也不要緊,藝術其實不分新舊,只有好壞。他的觀點要寫實的,不寫實的東西他就看不慣,公開反對現代的繪畫。他反對可以,但是他回來以後,在政治上佔了很大的優勢,跟國民黨的要人有很多關係,他的力量比較大,因此推廣他的現實主義,壓制現代繪畫。徐悲鴻可以稱為畫匠、畫師、畫聖,但是他是“美盲”,因為從他的作品上看,他對美完全不理解,他的畫《愚公移山》很醜,雖然畫得像,但是味兒呢?內行的人來看,格調很低。但是他的力量比較大,所以我覺得很悲哀。審美的方向給扭曲了,延安的革命思路加上蘇聯的影響,蘇聯的東西還是二手貨,從歐洲學來的。這些東西來了以後,把中國的審美方向影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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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冠中作品

潘天壽親傳弟子張正恆教授也認為,在徐悲鴻的眼裡是西畫先進,國畫落後,必欲引進西畫而代之。他說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就是要把西畫的基礎素描,拿來作中國畫的基礎,將中國畫的基因改變成西畫基因。中國畫連基因都沒有了,當然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上世紀50年代初,視國畫為封建藝術,遭到取締,不僅社會上國畫家的創作權利被剝奪了,在美術院校中的中國畫系也被取消了。後來,由於一些有識者的反對,才不得不予以恢復,但國畫卻不準姓國,改名而曰“彩墨畫系”。1955年我到杭州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時,入學通知書寫的便是“彩墨畫系”。可見當對國畫打擊之重,其影響是十分惡劣而深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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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潘天壽在杭州華僑飯店作大畫

可以說後來的“批文人畫”,“批黑畫”,以及1985年美術界出現的西化浪潮,攻擊中國畫是“日薄西山,人命危淺”,“該進博物館了”等,給中國畫一連串的打擊,都是與徐悲鴻當年引進西畫,力主以西畫基礎為國畫基礎的教學有關,應當說他是有很大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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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暮色勁松圖》軸

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研究所教授何懷碩曾撰文表示,1950年代,杭州藝專改名“中央美院華東分院”。美院領導江豐堅持“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並要以西方科學的素描來改造中國畫。把素描提高到美術基礎的地位,最早由徐悲鴻在1947年所倡導。後來成為1949年以來整個大陸美術教育之金科玉律。

將素描作為美術系基本功,倡導“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是1950年代以後的“顯學”。徐悲鴻是主帥,其他畫家服膺者也很多。著名的山水畫家李可染說“素描是研究形象的科學”。西畫素描講比例、立體感、透視法,許多人認為“科學”,也就是先進的方法。這是當時的信仰。但潘天壽和一些人反對,形成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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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八哥崖石圖》

何懷碩表示,潘老主張“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他對中國書畫深厚的修養,他知道與西畫大不相同的中畫如果“隨隨便便”與西畫交流融合,在強大的西潮之下,中國畫會失去其主體性,而動搖其獨特性,從此衰敗沒落。我想“五四”以來的時代風潮,對傳統的輕蔑,使他有更高的警覺性。第二,他深知中國繪畫與書法的關係;中國畫到了文人畫出現之後,在世界上的崇高、獨特的地位是唯一的。潘老自己詩、文、史、書、畫、篆刻都有極高的修養,如此特殊的中國繪畫,如何與西洋畫交流、融合?他不贊同。潘老遺留的發言提綱中有一句話:“號召世界主義文化,是無祖宗的出賣民族利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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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雁蕩山花圖》

張正恆認為,就捍衛中華民族傳統繪畫來說,潘天壽才是真正的英雄。是他與徐悲鴻以西畫基礎代替國畫基礎的教學思想進行了針鋒相地的鬥爭。是他在徐悲鴻引進西畫,給中國畫以巨大沖擊,使一些中國畫向西畫靠攏時,大聲疾呼地說“中西畫要拉開距離!”是他在漸江美術學院(今中國美術學院)為恢復傳統中國畫教學作了許多工作,並取得了重大的教學成果。1958年國畫系人物、山水、花鳥分科時,是他親自帶領我們對封存多年的明清古畫進行清理,以作分科後的臨模教材之用。又是他帶頭在傳統中國畫基礎上進行創新,創出自己的獨特的嶄新的崇高壯美的藝術風格,他不僅集詩、書、畫、印各種修養於一身,且著述宏富,建立了自己完整的繪畫理論體系,其藝術成就是十分偉大的,為大家公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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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1961年給花鳥班上課

現在來回顧這段中西方繪畫之爭,其實還看站在哪個角度來評判。就藝術創作來說,兩人應是各有千秋,都有開創之功。徐悲鴻中西融合的現實主義風格,對革命年代和解放後得社會生活產生了很好鼓動和激勵作用,符合當時的需要。而潘天壽從維護民族繪畫的角度,利用西方技法,主張陽剛美,一味霸悍,風格強烈,對推動中國畫的發展也起到很大的作用。從美術教育來說,徐悲鴻從藝術為人民、為社會服務的現實主義角度,來改造中國畫,創造了序列生動的藝術形象,例如奔馬,同時也扶持、培養和影響了一大批對後世有貢獻的藝術家。潘天壽主張中西繪畫要拉開距離,有效地避免了當時激進派對中國畫進行改造甚至否定傳統的危險。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以自己的硬朗畫風保護了中國畫的傳承並開闢了一條新路,也影響了一大批人。如果站在維護民族傳統繪畫來說,徐悲鴻或許激進了些,潘天壽或許更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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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小龍湫下一角圖》軸

然而,藝術道路本來就是需要“各執一詞”,在藝術上執守中庸,或許也能成為一種藝術,然而更多的是“只有偏執狂才能生存”。歷代各國藝術家藝術家無不如此,西方講印象派和後印象派、現代派和後現代派等等;中國將大寫意和小寫意,狂放與流美等等;都是對風格的概括,都是強調站在派別的角度來維護藝術。很難說誰對誰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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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壽在西湖邊指導學生寫生

吳冠中下面的話,讓大家對於判別徐悲鴻和潘天壽之間誰對誰錯,會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吳冠中說,現在中國在美的道路上要創新。今天報紙上說要“創新”,明天報紙上說要“保護傳統”,讀者鬧不清楚。傳統也有很好的東西,但是祖宗的東西是放在博物館裡的,如果要臨摹、抄襲,我們就受害了,因為畫家要創新的話,要推陳出新,要“推”!舊的不去的話,新的不會起來。文化的發展,科學的發展,和諧是不行的,要創新必須要鬥爭。有人講得很幼稚:“在傳統的基礎上創新”,在傳統的基礎是不能創新的,在古人的筆墨上創新,那是很荒唐的。現在講“和諧”,當然,政治安定需要和諧,人與人相處需要和諧,這是對的。但是,文藝的進步、科學的進步,和諧是進步不了的。和諧是大家你好我好,進步、創新是個鬥爭,是個戰爭,你叫大家和諧就是讓大家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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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冠中

吳冠中的話道出了從藝的根本:不破不立。任何事物的發展皆是如此,況且對於創新的理解也不盡相同。吳冠中說在傳統基礎上是不能創新的,而很多人認為只有在傳統的基礎上才能創新,潘天壽顯然屬於後者。你能說徐悲鴻和潘天壽誰對誰錯,誰更偉大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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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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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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