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澳大利亞籍導演John Pilger拍攝了一部名為《即將到來的對華戰爭》的紀錄片，展現了西方強權的“中國威脅論”，曝光了西方主流媒體在面對中國時的偽善和雙標。）
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社會常常以“中國威脅論”來評論中國的發展，以此批判中國的制度及挑撥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但是，如若對其“言論”進行深究便會發現，它們往往難以自圓其說，不過是西方社會對中國發展的一種恐懼心理。
“中國威脅論”可謂由來已久，但其言論多為西方社會的臆想。稍有歷史常識的人便能發現，“中國威脅論”實際上就是種族歧視言論“ 黃禍論”的翻版。這是西方國家對來自東方的交流和發展心存疑慮甚至恐懼的表現。如，上世紀末，構陷“中國人將吃光全球糧食、耗盡全球能源”的理論假設，被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現實所化解；本世紀初，渲染中國商品氾濫將衝擊全球市場的新聞報道，在物美價廉“中國製造”實際普惠各國民眾生活的事實面前變得失真；幾年前，誣告“中國將南海變成火藥桶”，在中國對南海諸國的外交誠意下化為烏有。
事實證明中國從沒想過要威脅別人，“中國威脅論”折射出西方政客對中國發展的排斥和反抗。以2009年美國所爆發的金融危機為例，當時的美國企業凋敝，國民怨氣沖天。如果中國藉機“ 使壞 ”，像有的發達國家對付現在的中國一樣對待美國，完全可以讓美國經濟雪上加霜。可是，中國卻沒有袖手旁觀，也沒有見死不救，更沒有趁火打劫，發一筆“危機財”，而是冒著自身通脹風險，投入巨資，保證經濟平穩增長，為美國的經濟“起死回生”創造了極好的條件。也許有人會辯解說，中國當年沒有實力對美國“使壞”。實際上，這種觀點大錯特錯，依中國當年的實力，讓美國的經濟拖延二十年復甦是完全可以做到的。儘管事實如此，但在美國政客中，還是有人不斷以“中國威脅”來刺激他們本已疲憊的政治意識，以此激活本身即已無精打采的“美國精神”。
近來，“中國威脅論”的重提，也是西方社會對中國以不同體制走出一條發展之路的牴觸。歐美國家智庫、媒體、政客近年來幾乎空前一致地對“中國威脅”發出了集體性的吶喊，代表著西方社會對“中國浪潮”的文化自覺與條件反射，更暴露了西方對中國經濟發展、外交感召、制度魅力等呈現“超越”苗頭感到無比恐慌後的反撲企圖。這些“中國威脅論”多數體現在對中國引領全球治理與國力漸盛的不滿與抹黑。比如，美國智庫炮製“銳實力”概念，意在假想包括孔子學院的中國文化入侵以及所謂“不可告人的中國政治陰謀”；歐洲媒體攻擊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16+1”機制，虛構中國意在分裂歐洲的陰謀。還有不少“中國威脅論”則集中挑拔中國與發展中國家的關係，詆譭中國對外推行的“雙贏”理念是等於“中國贏兩次”。如，前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2018年初出訪拉美、非洲時，不斷攻擊中國推行新殖民主義，強行傳播共產主義模式；不少歐美議員則誣告“一帶一路”另造中國版勢力範圍，意在破壞國際自由秩序，等等。
因此，我們要對西方社會所流傳的“中國威脅論”保持清醒的認識，知道它是西方別有用心之人藉口阻止、限制和打擊我國發展的工具；同時也要認識到一個國家民族復興的艱難度與複雜度，學會用更長遠的眼光、更有恆心的戰略耐力，與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世界的“不友華勢力”鬥智鬥勇。
（參見：《“中國威脅論”是西方的搖頭丸》《“新威脅論”來了，但中國有"新韜光養晦”策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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