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近日率先放大招，奖励“二孩”家庭，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创业，引发各界关注。此举的背景是：2017年的生育率和“一孩”出生率分别再创新低，中国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人口问题将进一步拖累经济发展的忧虑与日俱增。
生育政策是不是中国人口问题的“罪魁祸首”？人口结构失衡究竟给中国经济带来多大伤害？北京、上海常住人口负增长是福是祸？
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下降63万人。更令人关注的是，一孩出生量只有724万，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孩出生量最少的一年。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易富贤多次表示，中国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全面检讨人口政策，因为二孩出生人口短期增加难以缓解人口大量减少的趋势，中国正面临严重的低生育危机。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研究员 易富贤）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也强调，在未来10年之内，经济增长速度存在着逐步下降到3%的可能压力。主要依据是：人口增速的不断放缓、生育率的低水平、人口结构的少子化、经济主力人口的收缩和老龄化，导致需要抚养消费的人口锐减，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相对持续收缩，老年人口消费率较低，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消费需求增长可能持续放缓，甚至萎缩。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周天勇）
和呼吁全面放开生育政策的观点不同的是，有声音认为，目前人口总量逼近中国粮食总量供给的情况下，计划生育政策是两权相害取其轻的选择，一旦放开，中国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难题；中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排名在世界第80位，由此可见，人口多是中国发展的短板，而不是长板；中国调整产业结构，智能化生产时代到来，正不断释放富余劳动力，同时，农村尚有大量过剩劳动力，因此，相较于人口数量，人口质量的提升更为重要。
除了人口数量和人口机构，人口流动态势也正微妙地反映和带动着各地的经济活力。各界一致认为，与世界人口变化规律相似，中国人口开始进入由人口迁移流动为主导的第三次人口转变。中国国家卫健委6月份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4亿，自2015年以来连续第三年下降。
上海交大安泰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陆铭指出，中国人口流动的放缓主要和政府的约束政策有关；同时，目前的人口迁移呈现出北方流出南方流入的趋势，反映出近些年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
（上海交大安泰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陆铭）
各地公布的最新人口统计也印证了这一判断。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有五个省区市出现常住人口负增长，分别是辽宁、吉林、北京、上海、天津。其中，辽宁常住人口下降了9.1万，吉林下降了15.6万。另一份数据也指出，全国人口净流出省份有16个，最多的是山东、河南两省。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北京、上海、天津的常住人口在2017年同步转为负增长，分别下降了2.2万、1.37万，前五年人口流入量全国第一的天津常住人口则减少了5.5万。对此，有学者表示，这是产业发展转移的结果，也是城市规划政策疏导人口的结果，对于后者，学者认为相关政策是否明智，对于大都市圈的建设是否有益，有待商榷。
更有观点认为，常住人口的惯常性负增长，对于北京和上海的发展来说，是一大挑战，甚至意味着这些城市将丧失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或带来不可逆转的衰退。
另外，中国人口迁移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还包括：流动人口数量多；青年时期从农村到城市然后回流；很多进城人口在城市中蜗居和漂泊，不能真正实现市民化。这样极度扭曲的城乡人口和劳动力就业结构，对国民经济的消费、产出和增长，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结合流动人口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周天勇指出，要通过改革激发人口活动从而带动经济发展，主要包括：尽快放开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及迁移的户籍管制；改革农村土地体制使迁移人口能够从农村和农业中顺利退出；迫在眉睫的是提供均等的城镇教育等公共服务，让流动人口安居乐业。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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