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可以说是所有离开军院的家庭中最晚离开的了。父亲那时候头上的现行反革命帽子还没有摘掉。虽然他兢兢业业做好单位最后的善后扫尾工作，认真负责为每一个离开的同事处理搬家调动事宜，所有人都说他是好人，可是一个带着现行反革命帽子的好人，没有单位敢要。
最后在山西省军区工作的谢振华把我父亲要了过去，我父亲才算有地方可以“为党工作”啦。
听我娘的批评与自我表扬说，我父亲能到山西工作，还是沾了她的光。这话要说到1950年代初了，我本来不喜欢翻旧帐，不过这关系到我父亲的荣誉，所以还是不辞劳苦地回头说一下。
那时候，我妈妈还是一个大龄女青年，在军事学院的一个办公室工作，当时那个办公室有两个打字员。这两个打字员都在谈恋爱，一个的对象是我爹，一个的对象是谢振华。这样一来，老王和老谢在短时期内协同作战，但各自攻克目标。那时候他们可能属于无话不谈的临时铁哥们儿，就这样结下了十几年后有利于我爹重新找到工作的深厚友谊。
那老谢后来在山西省军区当司令政委这一类的官儿，不知怎么的听说老王困顿在南京，一下想起当年哥儿俩一起翻墙头，溜窗沿夜闯女兵宿舍的少壮生活。老谢觉得老王这么老实的一个好人，关键的时候要拉他一把，就把我爹要到山西省军区他的管辖下了。
这就是我爹沾了我娘的光之说。
老谢和老王谈恋爱那会儿我没赶上，翻墙头是我乱说的，纯属演义。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我们家在我13岁那年终于离开南京了。没有人送行，因为所有认识的人都走了。我们一家人走的很平静，
开车了，我问我弟弟晋宁：“你想哭吗？”
晋宁说：“不想。”
我说：“我本来以为我会哭呢，没想到却一点没有留恋不舍的感觉。”
我们在北京住了一个星期。
冬天北京的天气冷得能冻死人，我们被妈妈强迫着都穿上了棉裤，这让已经知道臭美的我非常不爽。冬天北京的大街上寒风肆虐，没有一点色彩，不像南京有雪松，有腊梅。不过我们住在解放饭店，那是北京军区招待所。招待所里温暖如春，可比南京冬天的屋子里好过。就冲这一点，我也喜欢北京。
北京好，北京比南京没差多少，可是，我们还要坐车往远处走。
父亲先到北京军区报到后，我们又坐车去太原。
在太原火车站一下火车，我们就被等在站台上的吉普车接到太原警备区招待所。
太原的空气中充满了煤烟味，下车没有多久，我们的嗓子就开始疼了起来。
中午我和晋宁到食堂混迹于干部战士之间排队打饭，我们心情沮丧，因为太原给我们的印象太糟糕了。才半天的时间，我们的手指甲缝里就成了黑色，鼻孔里也成了黑色，脸上总像蒙了一层薄薄的细沙，用手指头搓一搓，就能搓下细细的黑泥条！
我们两个一边排队一边发牢骚。
我对晋宁说：“我现在好想念南京，好想念军事学院的食堂啊。”
轮到我们打饭了，我们透过打饭窗口看见满满一大锅金黄色的米饭，以为是鸡蛋炒饭，我和晋宁每人要了一大碗。当我们两人端着米饭走向饭桌时，一个穿四个兜军装的干部用一种自我感觉很好的语气对旁边的人说：“看这两个孩子能吃这么多小米饭，可比我吃的多。”
我不知道他这话是什么意思，可等我们往嘴里扒进第一口饭时，我和晋宁大叫了起来：“这吃的是什么米饭啊，跟沙子一样！”
同桌的人都哈哈大笑，一个人问我们：“你们是从哪里来的啊？连小米都没有见过。”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小米，也是第一次吃小米饭。
更糟糕的事情在晚上。
晚上，爸爸不知道被一群人接到什么地方去了。妈妈带着我和金陵住在一间巨大空旷的屋子里。虽然警备区招待所是烧暖气的，可是偌大的房间只有两组暖气片，木质的窗框还走风漏气，屋子里一点不比南京的冬天暖和。
妈妈怀疑招待所的被褥有虱子，她要我们脱得一丝不挂地钻被窝，这遭到我和金陵的强烈反抗！妈妈退而求其次，不许我们在被子上压着毛毯睡觉，她说毛毯里最容易有虱子。我们当然也不愿意招上虱子，只要不脱光了衣服，不盖毛毯就不盖吧。那一夜睡下来，我们并没有染上虱子，可是我们都冻得感冒了。那间屋子里的暖气片完全是样子货，到了半夜就变得冰凉。屋子里的温度最后降到了零下十七、八度。
第二天，妈妈让人在大屋子里生了火炉子，招待所又让几个战士来把走风漏气的窗户缝用纸条糊严实了。
后来几天，我们被人们用车接到好多人家做客。在张一民叔叔家吃饭的时候，几个都是南京过来的阿姨在一起议论，太原的粮食很难吃，有粗粮。我在一旁问，粗粮是不是就是小米啊？小钱阿姨说，比小米还糟糕呢，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粮食，最难吃的是高粱面。另一位姓吕的阿姨说最难吃的是高粱米……
太原还不是我家最终目的地。我的爸爸妈妈在太原住了几天后又走了，我们家的最终住处在太原郊区的阳曲县。
我没有跟着父母去阳曲县，我留在太原了。
父亲把我送到山西省军区宣传队。
在宣传队报到的时候，我听见政委对我爸爸说，因为已经是71年2月份，过了招兵季节，宣传队现在暂时没有名额，但因为是首长的孩子，又是年前就说好的，所以先留在队上，跟着演出。等10月份招兵指标下来了，就正式给我发津贴，如果弄得好，从71年算正式入伍的话，还可以补发这几个月的津贴。我爸爸没有异议，我爸爸没有异议，我就更没有异议了。
我觉得，在哪里跳舞都是跳舞，更何况还当兵了。
可是，到了发津贴的时候，我就感觉出了我和别人的不同。虽然我也穿军装戴领章帽徽，可我没有津贴，别的女兵拿了津贴可以去军人服务社买东西，我却不能！我陪别的女兵去军人服务社，看她们买牙膏香皂等卫生用品，看着军人服务社柜台上玻璃罐里的江米条和巧克力，我眼睁睁地看着却身无分文，不由得心生怨愤。要说我妈妈也真够粗心的，她可能觉得我进了革命军队，我的吃喝拉撒就有人管了，她一走两三个月没有音信。我连我们家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开始我还有爸爸临走时给我的5块钱。可是我在第一个月就把5块钱花完了，我买了一面镜子，一把梳子，牙膏和牙刷。最后我还买了几个玉烟袋嘴儿！你们别以为我会抽烟啊，就是抽烟我也不抽烟袋啊。我那时候没见识，看见那些玉烟袋嘴儿，我以为是玉制的玩具小花瓶。买回去，很兴奋地跟战友们显摆，男战士告诉我，那不是花瓶，是烟袋嘴儿。我的这个笑话在省军区宣传队流传了好多年。买错了东西，钱也花完了。第二个月还凑合，到了第三个月，实在凑合不下去了，我只好给在北城区当武装部长的王生瑞叔叔打电话，我想跟他借一点钱。没想到当天下午就有一大帮人到宣传队来看我。原来王叔叔把鲁平阿姨他们都拉来了。
听说了我的窘境，宣传队的政委一个劲地解释，他说宣传队能给我解决的东西都解决了，军装被服什么都不少，肥皂牙缸脸盆也都发了，可是津贴要有编制了上面才能拨，宣传队实在没有办法。而且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孩子竟然两个多月一分钱都没有也不告诉队里。队里如果早知道，哪怕政委他自己也可以借给我钱啊。
鲁平阿姨说，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没有津贴，女孩子连买卫生纸的钱都没有，可也没听说哪个当兵的还要靠父母送钱来当兵啊。
最后他们跟宣传队商量好，宣传队还是保留着我的床铺名额，我回家等到10月份新编制到了再归队。
我想人家宣传队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巴不得让我回家等着，省得每个月要为我的津贴费发愁。
我就这样把铺盖一卷，用塑料布盖住，就被王叔叔他们接走了。
本来王叔叔让我在他家住些日子，等我爸爸到市里的时候顺便把我接回去，可是我不喜欢住在别人家。在我的坚决要求下，他们只好当天晚上就把我送到县城去。
文：王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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