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家可以說是所有離開軍院的家庭中最晚離開的了。父親那時候頭上的現行反革命帽子還沒有摘掉。雖然他兢兢業業做好單位最後的善後掃尾工作，認真負責為每一個離開的同事處理搬家調動事宜，所有人都說他是好人，可是一個帶著現行反革命帽子的好人，沒有單位敢要。
最後在山西省軍區工作的謝振華把我父親要了過去，我父親才算有地方可以“為黨工作”啦。
聽我孃的批評與自我表揚說，我父親能到山西工作，還是沾了她的光。這話要說到1950年代初了，我本來不喜歡翻舊帳，不過這關係到我父親的榮譽，所以還是不辭勞苦地回頭說一下。
那時候，我媽媽還是一個大齡女青年，在軍事學院的一個辦公室工作，當時那個辦公室有兩個打字員。這兩個打字員都在談戀愛，一個的對象是我爹，一個的對象是謝振華。這樣一來，老王和老謝在短時期內協同作戰，但各自攻克目標。那時候他們可能屬於無話不談的臨時鐵哥們兒，就這樣結下了十幾年後有利於我爹重新找到工作的深厚友誼。
那老謝後來在山西省軍區當司令政委這一類的官兒，不知怎麼的聽說老王困頓在南京，一下想起當年哥兒倆一起翻牆頭，溜窗沿夜闖女兵宿舍的少壯生活。老謝覺得老王這麼老實的一個好人，關鍵的時候要拉他一把，就把我爹要到山西省軍區他的管轄下了。
這就是我爹沾了我孃的光之說。
老謝和老王談戀愛那會兒我沒趕上，翻牆頭是我亂說的，純屬演義。
反正不管怎麼樣吧，我們家在我13歲那年終於離開南京了。沒有人送行，因為所有認識的人都走了。我們一家人走的很平靜，
開車了，我問我弟弟晉寧：“你想哭嗎？”
晉寧說：“不想。”
我說：“我本來以為我會哭呢，沒想到卻一點沒有留戀不捨的感覺。”
我們在北京住了一個星期。
冬天北京的天氣冷得能凍死人，我們被媽媽強迫著都穿上了棉褲，這讓已經知道臭美的我非常不爽。冬天北京的大街上寒風肆虐，沒有一點色彩，不像南京有雪松，有臘梅。不過我們住在解放飯店，那是北京軍區招待所。招待所裡溫暖如春，可比南京冬天的屋子裡好過。就衝這一點，我也喜歡北京。
北京好，北京比南京沒差多少，可是，我們還要坐車往遠處走。
父親先到北京軍區報到後，我們又坐車去太原。
在太原火車站一下火車，我們就被等在站臺上的吉普車接到太原警備區招待所。
太原的空氣中充滿了煤煙味，下車沒有多久，我們的嗓子就開始疼了起來。
中午我和晉寧到食堂混跡於幹部戰士之間排隊打飯，我們心情沮喪，因為太原給我們的印象太糟糕了。才半天的時間，我們的手指甲縫裡就成了黑色，鼻孔裡也成了黑色，臉上總像蒙了一層薄薄的細沙，用手指頭搓一搓，就能搓下細細的黑泥條！
我們兩個一邊排隊一邊發牢騷。
我對晉寧說：“我現在好想念南京，好想念軍事學院的食堂啊。”
輪到我們打飯了，我們透過打飯窗口看見滿滿一大鍋金黃色的米飯，以為是雞蛋炒飯，我和晉寧每人要了一大碗。當我們兩人端著米飯走向飯桌時，一個穿四個兜軍裝的幹部用一種自我感覺很好的語氣對旁邊的人說：“看這兩個孩子能吃這麼多小米飯，可比我吃的多。”
我不知道他這話是什麼意思，可等我們往嘴裡扒進第一口飯時，我和晉寧大叫了起來：“這吃的是什麼米飯啊，跟沙子一樣！”
同桌的人都哈哈大笑，一個人問我們：“你們是從哪裡來的啊？連小米都沒有見過。”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小米，也是第一次吃小米飯。
更糟糕的事情在晚上。
晚上，爸爸不知道被一群人接到什麼地方去了。媽媽帶著我和金陵住在一間巨大空曠的屋子裡。雖然警備區招待所是燒暖氣的，可是偌大的房間只有兩組暖氣片，木質的窗框還走風漏氣，屋子裡一點不比南京的冬天暖和。
媽媽懷疑招待所的被褥有蝨子，她要我們脫得一絲不掛地鑽被窩，這遭到我和金陵的強烈反抗！媽媽退而求其次，不許我們在被子上壓著毛毯睡覺，她說毛毯裡最容易有蝨子。我們當然也不願意招上蝨子，只要不脫光了衣服，不蓋毛毯就不蓋吧。那一夜睡下來，我們並沒有染上蝨子，可是我們都凍得感冒了。那間屋子裡的暖氣片完全是樣子貨，到了半夜就變得冰涼。屋子裡的溫度最後降到了零下十七、八度。
第二天，媽媽讓人在大屋子裡生了火爐子，招待所又讓幾個戰士來把走風漏氣的窗戶縫用紙條糊嚴實了。
後來幾天，我們被人們用車接到好多人家做客。在張一民叔叔家吃飯的時候，幾個都是南京過來的阿姨在一起議論，太原的糧食很難吃，有粗糧。我在一旁問，粗糧是不是就是小米啊？小錢阿姨說，比小米還糟糕呢，各種各樣叫不出名字的糧食，最難吃的是高粱面。另一位姓呂的阿姨說最難吃的是高粱米……
太原還不是我家最終目的地。我的爸爸媽媽在太原住了幾天後又走了，我們家的最終住處在太原郊區的陽曲縣。
我沒有跟著父母去陽曲縣，我留在太原了。
父親把我送到山西省軍區宣傳隊。
在宣傳隊報到的時候，我聽見政委對我爸爸說，因為已經是71年2月份，過了招兵季節，宣傳隊現在暫時沒有名額，但因為是首長的孩子，又是年前就說好的，所以先留在隊上，跟著演出。等10月份招兵指標下來了，就正式給我發津貼，如果弄得好，從71年算正式入伍的話，還可以補發這幾個月的津貼。我爸爸沒有異議，我爸爸沒有異議，我就更沒有異議了。
我覺得，在哪裡跳舞都是跳舞，更何況還當兵了。
可是，到了發津貼的時候，我就感覺出了我和別人的不同。雖然我也穿軍裝戴領章帽徽，可我沒有津貼，別的女兵拿了津貼可以去軍人服務社買東西，我卻不能！我陪別的女兵去軍人服務社，看她們買牙膏香皂等衛生用品，看著軍人服務社櫃檯上玻璃罐裡的江米條和巧克力，我眼睜睜地看著卻身無分文，不由得心生怨憤。要說我媽媽也真夠粗心的，她可能覺得我進了革命軍隊，我的吃喝拉撒就有人管了，她一走兩三個月沒有音信。我連我們家到哪裡去了都不知道。開始我還有爸爸臨走時給我的5塊錢。可是我在第一個月就把5塊錢花完了，我買了一面鏡子，一把梳子，牙膏和牙刷。最後我還買了幾個玉菸袋嘴兒！你們別以為我會抽菸啊，就是抽菸我也不抽菸袋啊。我那時候沒見識，看見那些玉菸袋嘴兒，我以為是玉製的玩具小花瓶。買回去，很興奮地跟戰友們顯擺，男戰士告訴我，那不是花瓶，是菸袋嘴兒。我的這個笑話在省軍區宣傳隊流傳了好多年。買錯了東西，錢也花完了。第二個月還湊合，到了第三個月，實在湊合不下去了，我只好給在北城區當武裝部長的王生瑞叔叔打電話，我想跟他借一點錢。沒想到當天下午就有一大幫人到宣傳隊來看我。原來王叔叔把魯平阿姨他們都拉來了。
聽說了我的窘境，宣傳隊的政委一個勁地解釋，他說宣傳隊能給我解決的東西都解決了，軍裝被服什麼都不少，肥皂牙缸臉盆也都發了，可是津貼要有編制了上面才能撥，宣傳隊實在沒有辦法。而且他們怎麼也沒想到這孩子竟然兩個多月一分錢都沒有也不告訴隊裡。隊裡如果早知道，哪怕政委他自己也可以借給我錢啊。
魯平阿姨說，這也不是長久之計，沒有津貼，女孩子連買衛生紙的錢都沒有，可也沒聽說哪個當兵的還要靠父母送錢來當兵啊。
最後他們跟宣傳隊商量好，宣傳隊還是保留著我的床鋪名額，我回家等到10月份新編制到了再歸隊。
我想人家宣傳隊多我一個不多，少我一個不少，巴不得讓我回家等著，省得每個月要為我的津貼費發愁。
我就這樣把鋪蓋一卷，用塑料布蓋住，就被王叔叔他們接走了。
本來王叔叔讓我在他家住些日子，等我爸爸到市裡的時候順便把我接回去，可是我不喜歡住在別人家。在我的堅決要求下，他們只好當天晚上就把我送到縣城去。
文：王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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