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宣公二十年》中，晉國貴族欒武子回憶，敵人楚國自從攻克庸國以來，國君有非常強的憂患意識，時刻反省自己，認識到“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於是“戒懼之不可以怠”，告誡士卒“勝之不可保”。當時有箴言說：“民生在勤，勤則不匱。”所以欒武子認為楚人不可謂之驕。“民生在勤，勤則不匱”這句話是說，人民的生計在於勤勞，這樣就不會缺少衣食。只有勤於勞作，才能富足，天經地義。這是樸實無華的道理，古代是，現代社會也是。
《左傳》是我國現存較早的體系完備的編年體史書。它基本以《春秋》為線索展開，重點在於通過記載春秋具體史實來解釋《春秋》。它在西漢時稱《左氏春秋》《春秋古文》，東漢以後稱《春秋左氏傳》，後世簡稱《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於魯哀公二十七年（前464年），記載了魯國二百五十九年的歷史。
《左傳》記載的社會階層空前廣闊，記錄了王侯、卿大夫、陪臣以及商賈、卜祝、樂師、史官、妾媵、家臣、刺客等各個階層的活動。《左傳》以齊桓公、晉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等霸主爭霸事件貫穿二百多年的歷史發展，生動反映了當時諸侯國之間微妙複雜的關係與波瀾壯闊的歷史角逐。作者以細膩入微的筆觸，勾勒了魯國“三桓”、齊國田氏、晉國韓、趙、魏三家這樣的大夫與國君的矛盾，刻畫了鄭國子產、晉國叔向等有遠見卓識的政治改革家，又深刻揭示了春秋之變的發生發展。
《左傳》是反映春秋時期社會風貌的一部百科全書。《左傳》所依據的文獻非常廣泛，據楚國的申叔時說，太子要攻讀的文獻除了《春秋》和《語》之外，還有《世》《令》《詩》《禮》《故志》《訓典》等書，《左傳》作者嫻熟地運用了這些流行於東周時代的書。另外，《左傳》中還能看到其中人物引用了《周志》《周制》《周秩官》《周書》《鄭書》《商書》《夏訓》《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及各國《春秋》等，取材範圍囊括了王室檔案、諸侯國史等一切存在的文獻資料。中國上古時代禮儀風俗、典章制度、道德規範、天象曆法、歷史故事、神話宗教、前賢言語、古代典籍等均有廣泛的涉及，許多被現代的考古資料證實成為傳世文獻中最可靠的記載。《左傳》不但記載春秋史，而且大量引證了古代文獻史實，兼顧西周時期部分事實、夏商時代及其以前的古史傳說。這些文獻史實許多都在後代的流傳過程中亡佚或者走樣，所以《左傳》恰恰是後代歷史學家瞭解古代的一手資料，也是古史辨偽的重要根據，其史料價值彌足珍貴。
《左傳》對後世的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它以年代為主線，確立了編年體史書舉足輕重的地位，並且在年代之下顧及事件發展的始末，已經具有了紀事本末的端倪，這在中國史學史上發揮了巨大作用。《春秋》的內容過於簡短，行文過於枯燥，如果沒有《左傳》的補充，後世人們瞭解春秋史是非常困難的。《左傳》大大豐富了《春秋》的事件，在以魯國《春秋》記載魯國一國國史的同時，還以巨大筆墨兼記別國歷史，不但記國君的征伐會盟往來，而且不惜筆墨全面蒐集社會各種階層的事件，使得諸侯國之間、諸侯與卿大夫之間、卿大夫與卿大夫之間的橫向關係得以躍然紙上，有力地補充了魯國《春秋》的歷史背景，成為一部名副其實的春秋史。而《左傳》以時間作為發展脈絡，更奠定了後代編年體史書的基礎。《左傳》一改《春秋》死板的流水賬式的記史風格，採用更生動、更系統、瞻前顧後全面交代事件的編纂方法，也給後代紀事本末體史書提供了效法的樣板。它對後代《史記》《通鑑》等經典的影響都是不可低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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