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朋友興致滿滿去西亞伊朗一帶旅行，看其票圈見聞感覺還不錯。說來也奇怪，越是衝突混亂不斷的地方，越充滿了神秘感，也讓人心神嚮往之。
對於伊朗，尤其是頗具代表的女性，面紗之後的一切總能引起人的窺探欲。
伊朗女演員格什菲·法拉哈尼，因這組照片被伊朗政府禁止回國。目前定居在法國。
無獨有偶，今夏世界盃小組賽上，比伊朗對陣西班牙賽事更熱門的是，一則伊朗女球迷的新聞上了頭條。
誰能想到，脫下面紗的伊朗女性不僅驚豔，靜態圖中她們的熱情和奔放也一覽無餘。
《德黑蘭禁忌》
Tehran Taboo
導演：阿里·蘇贊德
編劇：Grit Kienzlen / 阿里·蘇贊德
主演：Farhad Abadinejad / Jasmina Ali / Rozita Assadollahy
類型：動畫
上映：2017-05-20（戛納電影節）/ 2017-11-16（德國）
說起伊朗電影，總是繞不開阿巴斯這位偉大的電影大師。他在個人偏愛的電影《特寫》中，將電影與現實交織，雖然最後結局看似撫慰，但透露出的卻是底層人物最深切的悲哀。
生在時局動盪的國度，賦予了導演和影人更多的人文關懷，對於政治和人性的關注是伊朗電影最關心的話題。
無論是動畫片《我在伊朗長大》還是奧斯卡最佳外語片《一次別離》，每每對準的都是，對伊朗現實社會問題的指涉。
《我在伊朗長大》劇照
《一次別離》劇照
在《德黑蘭禁忌》中，導演將鏡頭對準了三位伊朗女性的不同人生遭遇。
派莉，是一位已婚母親。丈夫常年在監獄，想離婚而不得的她，為了生計，出來賣淫成了她“名副其實”的職業。
薩拉，一位已婚主婦。受過高等教育，渴望獨立自由而不得，在婆家和丈夫的高壓之下，用流產來表示自己的無聲反抗。
冬雅，是一位年輕女孩子。在酒吧放縱與歌手的一夜情，讓她失去了貞潔。而後，走上了痛苦的籌錢修復處女膜之路。
三位女性代表了伊朗三類不同的女性群體。她們作為德黑蘭的禁忌，卻不同程度做出了禁忌之下的反叛。
與我們印象中帶著面紗示眾的保守相反，三個人無論是婚前一夜情、懷孕主動流產或者賣淫為生，都足夠離經叛道，在伊朗可受到死刑懲罰。
在過去我們看過的伊朗電影中，對現實的批判和抨擊都以一種影射和隱晦的方式婉轉呈現，比如《一次別離》中信仰與司法、精英與底層衝突的表露；《推銷員》中反映的男權社會下的道德困境。
而本片越過障礙，直指權威和階級。將男權社會下的女性不幸境遇，直接的表現出來，尤其揭露了權貴和國家執法者的醜惡嘴臉。
派瑞希望與在獄中的丈夫離婚，然後改嫁過上新的生活。但伊朗法律規定，離婚必須要有丈夫簽字，丈夫死活不籤，派瑞請求法官的體諒，最後得到的卻是要求成為他的情婦。
執法者濫用權力，可笑的是，成為其情婦的派瑞因此過上了相對穩定的生活。另一方面，法官卻在路上顯露父親本色，極力維護年輕小夥對自己女兒的言語攻擊。這種雙標與兩面性，揭開的是權貴的偽善。
電影在表現力方面，非常大尺度。作為一部動畫片呈現的原因是，現實題材無法過審，只能在綠幕中由真人拍攝完成，然後轉錄成動畫。
在這部成人動畫中，最有意思的是導演對小男孩的設定。他是派莉的兒子，從頭到尾沒有講過一句話，一直以旁觀者的視角存在於電影中。
當派莉在出租車前座為顧客“服務”的時候，他安靜坐在後座；當派莉與法官在室內大玩SM，他在室外玩皮球。
一方面，母親做著“下流”的工作，另一方面卻希望把兒子送進好的學校接受教育。
從小耳濡目染這一切的孩子，作為伊朗的希望，他究竟能夠被教育成什麼，或者感化成什麼，影片給予了開放性的命題。
造成三個女人悲劇的原因在於男權社會的專制，她們成了強權下的失語者。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以致接受了這樣的安排。
電影對派莉的著墨相對較多，作為一名性工作者，她在影片中沒有表達出自己的悲哀，反而對服務男人，習以為常，真正當成了工作。
這種麻木比哭泣來的更驚顫，可以想象多少伊朗婦女都處於這種失語的麻木中。
電影上映之後，有部分伊朗觀眾批判電影劇情的過時，因為伊朗女性的地位已經有所進步和提升。
這當然是件好事，就像開頭提到的伊朗女性球迷一樣，面紗之後的熱情和微笑太有感染力。
壓抑的背後是反叛，在《德黑蘭禁忌》中沒有花哨的去表現電影風格和鏡頭手段，但是如之前伊朗導演們對伊朗社會的關注和呈現，這種現實表達永遠能直擊人的心靈。
女性的失語可能不只存在於伊朗電影中，在爭權男女平等的大潮中，希望以後能夠真的有機會看到表現伊朗婦女地位進步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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