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只有一种病，叫穷病；凡间只有一个神，是死神

徐峥的《我不是药神》点映以来，

以9%的排片，

获得了1亿的票房，

豆瓣评分9.0。

上一部超9分的国产片，

是《无间道》。

在这场黑色幽默的结尾，

没人笑得出来。

因为每个人都在电影里，

看到了没有光环护体，

躲不过生老病死的自己。

顾客和程勇等人理论药效

谁家还没有个病人呀？每日生活已经如履薄冰，一场大病就可以夺走一个家庭的所有积蓄。

我们怕死，怕痛，怕走了孩子没人管，老人没人看，怕花了这么多钱自己还是撑不下去，但是，只要有希望，我们还是想要活下去。

因为，“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

生病自由

是国人的特色奢侈

失业、买房、看病是中国人的三座大山。

房可以不买，工作可以再找，但是病不能不看。

流感下的北京中年们人人自危，看似“不碍事”的流感足以让一个北京中产家庭元气大伤。

更不用提一场疾病会给每个毫无根基的北漂沪漂们怎样的打击了。

朋友韧带撕裂、肌肉萎缩严重需要手术，手术床位要排到一个半月后。还在读书的他买到8000一张的黄牛专家号那一刻，决定毕业回家工作。

医患关系紧张、医护行业工作强度和收入不匹配的医疗体制现状下，挂号难、专家门诊一号难求，住院床位紧张的就医现实似乎总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但是合理不等于可以理解和原谅，毕竟生命禁不起冒险和等待。

因吃不起高价药病情恶化不治身亡的吕受益

更别提总有人用言语和行动，对你暗示着“看病还得找熟人”的约定俗成。

病痛袭来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才是摧毁你对一座城市、一个体系耐心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在分配不均、供需失衡的医疗资源面前，只有病人才是唯一的受害者吗？

生存面前

谁都不是真佛

2700元。

谁都不能保证自己可以做到。

正版“格列宁”生产商

在天文房价和物价面前，他首先是需要生存的普通人，其次才是医生。

没有高薪作为报酬，谁也不愿意假崇高。

制药行业也是如此。

既然是救命药，为什么医药公司不能把价格定低一点？

这是由专利药物的研发过程决定的。

图片来自《“格列卫 — 一个转化医学的世纪典范”的前世今生说开去》（刘乔飞）

《药神》中程勇所走私的抗癌药“格列宁”，真实名称叫做“格列卫”，它的药效就如电影中宣称的那样，对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有效率达到95%。

但如任何一款“天价药”一样，“格列卫”的研发成本极其高昂，从病因“费城染色体”的发现，到研制合成药品并临床试验成功，跨越了半个世纪之久，其总研发费用达数十亿美元。

图片来自《制药经理人》杂志

药种的特殊性使其需求量相比普通药物过低，要承担销售额亏损的风险。再加上进口关税，药物价格过万有迹可循。

所以在我们日常抱怨医药行业暴利时，也应该明白，药物是不能以研发成本来定价的。

“一颗药的成本是5美分，但为什么要卖500美元？”

“因为那是第二颗，第一颗的成本是50亿美元。”

医药公司从来不是慈善机构，而是盈利机构。

换句话说，正是高利润推动了药品研发与医学进步。

如果以远低于成本的低价出售抗癌药物，还会有医药公司花费巨额费用研制新药吗？

如果医生坚持不求回报、救死扶伤，还有人愿意做医生吗？

一时的低成本服务可以救一个人，但却无益于行业整体的良性循环。

没有秩序的道义，救不了未来，也救不了全人类。

秩序和生命

哪个更重要？

在现实中，电影所呈现的这种“维护个体权利or遵守社会秩序”的道德两难问题太常见了。

不仅仅是药物走私，高昂就医成本和老百姓经济能力的冲突下，黑色产业链的催生简直是必然。

省钱、方便，就能续命。

那些游荡在法律边缘的群体，往往离绝望也很近。

在医保跨省异地就医政策推出之前，异地就医大多是不能报销的，于是有了医保盗用、高价贩药这些“发黑心财”的违法行为。

药贩子说我赚了钱，但我也救了命；病人说，我违法了，但我只是想活下去啊。

这个逻辑和电影里程勇的初衷一样：我赚钱，你活命。

程勇与通过海路帮他运货的印度厨子

在生死面前，活下去是唯一的道德。

这也是现实中陆勇案最大的争议点：

秩序是为了保障人更安全、更有尊严地生存，但某些时候它恰恰阻碍了人的生存。

秩序的推进、体制的完善需要时间，但是大多数病人等不到那个时候。

《药神》的结尾，程勇没有过多为自己辩解，因为他很清楚自己只能解一时之急，脱离了制度的保障，凭借一己之力，无法普度众生。

审判的最后，程勇那句“我希望以后会越来越好吧”，既像是一句对无奈现实的叹息，也是一次发自内心的祝祷。

《药神》影片原型：当年热议的“陆勇案”

一个底层的loser，靠卖印度神油勉强度日。头发乱蓬蓬、身材发福，动不动还对老婆家暴，不得已老婆跟他离了婚。

被催租、被前妻骂、被小舅子揍……这是《我不是药神》开始时，主人公程勇的可悲中年人生。因缘际会，因为一个很偶然的机会，一个叫老吕的白血病患者闯入了他的生活，老吕让程勇去印度给白血病病人带一点救命的药——格列宁（现实中这种药叫格列卫，编者注）。

程勇上有老下有小，为了赚点钱，他决定铤而走险。然后这个小人物，居然在走私药品中，发现了生活的意义。他不仅赚了钱，他也被一票病人称为“药神”。他带着他的创业团队，开始向病友们卖低价药……

程勇为了钱决定铤而走险，图片来源自：网络

观众们发现，程勇身上油腻、不负责任、暴力的底层气息在渐渐变得单薄，取而代之的，是对弱者的同情与正义感，是面对生活的巨大热情。其他的，就不剧透了。怕说太多，被大家骂。

程勇的故事，其实并不是无端捏造，他背后有个真实的原型，叫做陆勇。

陆勇是大学生，经营着一家小企业。小日子本来过得不错，34岁那年，却被确诊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他吃了两年的瑞士抗癌药格列卫，花掉了56.4万元。不堪重负的陆勇，开始改用印度仿制药，这种药的价格只要瑞士药的二十分之一。

陆勇后来将印度仿制药又推荐给了其他病友，还帮忙代购。然而根据我国《药品管理法》规定，进口药需要经过临床监测，还需拿到药品进口注册证。因此，陆勇代购的这些印度仿制药，即使在印度是合法生产，疗效也得到患者的认可，但是在国内它仍属于假药之列。

那些年，为了方便大家买药，陆勇从网上买了三张信用卡，就因为信用卡，他的代购行为被发现，结果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贺销售假药罪”被捕。

陆勇的遭遇得到了病友们的广泛同情，甚至有1002名癌症患者在联名信上为他签字声援，要求宽大出处理陆勇。一年后，检方决定对陆勇不予以起诉。

据说，陆勇对改编后的形象不是很满意，他可能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失败、屌丝。可电影里程勇的形象，无疑更加饱满。我们往往无法接受一个有缺点的英雄，其实小人物也可以迸发出神性的光芒。

印度向来有世界药房之称。不仅像陆勇这样的中国买家在印度买药，世界其他国家吃不起专利药的人，也想方设法在印度买仿制药。

NATCO公司生产的抗癌药多吉美，图片来源自网络

中国其实也是仿制药大国，中国仿制药占药品批文已达95％以上。也就是说，咱们身边能叫得上名来的西药，绝大部分是仿制药。只不过我们的仿制药成本低、难度小，有的已经过了专利期上百年，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仿制，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竞争优势。

同样是仿制药，印度的仿制药，却高端大气上档次得多。印度制药公司仿制的，大都是疗效确切、临床急需、尚在专利期内的高端原研药，疗效好、投入大。

另一方面，印度的制药公司也超厉害。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印度制药公司的发展，也很有点抓住历史机遇的意思。

事实上，印度1947年独立，以前一直是英国殖民地。大英帝国在专利方面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独立后的印度，情况跟中国差不多，人口多、底子薄，1952年的时候，印度GDP仅为221亿美元，比中国当时的304亿美元还低了80多个亿。那时候的印度人，消费水平也低。

最要命的是，印度虽然摆脱了被殖民的命运，消费习惯却还延续了殖民时代的口味——崇尚昂贵的欧洲产品。这消费口味也真是，上去上不来。这也就导致印度本土药品少有人问津，市场上充斥着外国厂商尤其是欧美厂商的产品，价格高企不下，普通消费者根本就买不起。

印度街头的仿制药市场，图片来源自网络

当时，印度的制药企业水平跟中国差不多，也造不出好的专利处方药，消费者们只能购买欧美厂商的昂贵处方药。太贵的药，普通消费者买不起，市场就出现了空缺，这自然就是机会。有利可图、有机可乘，就会有人开始行动。

谁开始了呢？

就是后来跃居全球前几的制药企业兰伯西Ranbaxy创始人巴伊·莫汉·辛格。1952年，辛格从一对堂兄弟的手里，接下来这家代理销售的公司，1961年，这家公司更名为兰伯西实验室有限公司。

1960年，兰伯西的第一家工厂奥克拉工厂成立后，辛格瞄准了当时没有在印度注册专利的罗氏公司的一种镇定剂的空子，下手开始仿制。1968年，他通过匈牙利（匈牙利当时不承认专利权）的一家药厂获得了这种产品的原料药，然后由奥克拉工厂将原料药制成制剂，包上包装，在1969年以Calmpose的品牌推出市场。

2015年，兰伯西被太阳制药收购，两家合并成为印度最大药企，图片来源自网络

由于印度劳动力成本很低，且没有专利束缚，因此Calmpose极具价格竞争力：罗氏苯甲二氮当时的出口价格是12000美元一公斤，但是兰伯西Clampose在包含了120%的关税后的价格仅为3000美元一公斤。

注意，那可是1968年的100万美金。即使拿到现在，这个销售额也不低。

Calmpose，也成为印度本土最早的知名药品品牌。更重要的是，Calmpose冲破了当时“只有进口药品才是好的”的殖民主义消费心态，为包括兰伯西自己在内的印度本土制药企业争取了市场空间。

这个时候，印度政府也看不下去昂贵的进口药价了，于是在1970年，在女总理英迪拉·甘地主导下，印度颁布了专利法，允许印度企业可以随意仿制生产任意一种药品，只要制药工艺不太一样就行。随后，印度政府还颁布了严格的药品限价法令，以及限制国外药企在印度的生产和销售能力的其他法令。

法令的颁布使得兰伯西更加如鱼得水，仿制药品公司也开始在印度大行其道。

1970年通过的专利法案，图片来源自网络

1995年，印度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签订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TRIPS要求加强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不过，印度发展中国家的身份为其正式执行TRIPS预留了十年的时间，TRIPS生效时间顺延到2005年。

在1995-2005年间，印度多次修改了专利法，以逐步将专利保护机制调整到与TRIPS同步。2004年，印度颁布《2004年专利（修订）条例》，将“强制专利许可”范围进一步扩大，强制许可的药物范围涵盖到了癌症、慢性病等领域，印度同时将此类药物的仿制药出口到其他没有生产能力的国家和地区，这为印度仿制药在全球市场销售打下了基础，并给予了药品产品专利和方法专利保护，将保护期限定为国际通行的20年。

可以说，在1970-2005年的35年里，印度通过“特有”的药物专利保护制度，为本土药企发展预留了时间。这在一些制药公司眼里，印度简直太“二皮脸”了。但实在也是拿他们没办法，因为在30年时间里，这些药企一次次败诉，印度制药也真正崛起了。印度药企通过仿制，逐步实现了与国际市场接轨，完成了印度医药工业的“原始积累”。

当然，你不能说西方那些大的制药公司就是良心被狗吃了，定了这么高的价格。事实上，因为研发新药物，成本是天文数字，如果没有专利保护，仿制药就会扼杀了大药厂的创新动机，不利于新药的研发，最终结果是大家都没有新药可用。没有专利药的创新，哪来仿制药的拯救生死？

过去研发一个新药，平均花费 10 亿美元左右。最近的数据表明，开发一个新药的费用远不止这些。比如世界著名药企阿斯利康在 1997 至 2011 年研发花费大概在 580 亿美元，期间只批准了 5 个新药，平均每个新药花费高达 118 亿美元。那些医药公司自然不干了。

药企开发新药费用，图片来源自人民网

但与此同时，又有大量的穷人，因为吃不起昂贵的药，而忍受病痛的折磨，或者早早离开人世。《我不是药神》里，已经到白血病晚期的老吕因为缺药，在病床上痛不欲生的样子，也是最触动程勇内心的情节。

最终，已经金盆洗手的程勇甘冒被抓的风险，再次重操旧业。这一回，他决定不再从卖药中牟利，完全是在赔本卖药。不好意思，又剧透了一点点。这是只有神才会有的博爱举动，这个小人物也是在真真切切向人们阐释了人身上的神性。

《我不是药神》剧照，图片来源自网络

事实上，解决穷人看病贵的问题，平衡大医药公司与穷人之间看病冲突的重任，都不该落在像程勇这样的普通人肩头。他即使再有爱心，再具神性，以个人的努力，也无法普惠众生。他只能救他身边力所能及、势力范围之内的人。

解决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政府出面。比方说，政府可以出面与医药公司谈判，给予大公司一定的补偿。目前，巴西、南非、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莫桑比克等发展中国家，都有类似为了重大疾病病人的健康权而动用WTO规则对专利垄断药企进行讨价还价的案例。

影片根据陆勇的原型做了适当的艺术化创造，

看过电影后或许你会问，影片中的白血病，到底有多可怕？为什么“格列宁”会成为“天价药”？现实生活中，那些白血病患者怎样面对这些问题？

电影里所描写的那种病症，临床上称之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简称“慢粒”），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白血病中的一种。

和老百姓熟知的白血病不同，慢粒起病慢，大部分患者往往是在体检或手术前无意中发现的，只有少部分患者早期会出现乏力、左腹脾脏肿大等症状。然而，一旦当慢粒进入急变期，患者的状况就会急转直下，很快就会死亡。据统计，全球每年所有的新发白血病患者中，约15%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患者。

影片中的药物“格列宁”，实际其通用名叫“甲磺酸伊马替尼片”，一种由瑞士某制药公司生产的进口药。“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靶向药，问世于上世纪90年代，正式投入临床使用是在2000年初，它的出现大大地延长了慢粒患者的生存期，甚至可以长期存活。以前，慢粒患者的平均生存期只有3-4年。”金教授说，可以说，甲磺酸伊马替尼片是上个世纪开发的最成功的肿瘤药物，也由此开启了靶向药物时代。

然而，多年来高昂的药价确实让不少慢粒患者望而却步

写在最后

秩序重要还是生命重要？答案似乎永远无解。

《药神》中的程勇案是一个海因兹偷药式的道德两难问题。真正该引起舆论关注的，不是走私仿制药“对不对”，而是“为什么会这样”。

在个体生存权益和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纠结于对错对现实并无多大助益，发现病因并找到解决方法才是最重要的。

这也是《药神》这部电影真正的社会意义所在。

很多影评认为电影用了一个“光明的尾巴”，削弱了揭露现实的力度。但不能否认，越来越多的个体与秩序的冲突，开始从人性和法治两个方面被看待。

在现实陆勇案的审判中，也的确做到了法外容情，国内的医疗环境正在逐渐改善。

制度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医疗体制的改革完善也是。

问题没有办法一次性解决，但好在发现问题，永远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人生只剩下充值续命，那么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

凡人在死神面前，除了无力的抵抗，只能信封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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