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蒲公英的種子，被風吹到哪裡就是哪裡。命運並不由我們掌握，尤其在時局動盪的年代。我們能夠抗爭的，僅僅是活下去。
今天的我們或許對這種體驗不深刻，但是有些人，他們被時代的巨輪碾壓，被社會的浪潮拋到高處又跌入低谷，隨後又被拋往高處。他們的人生起伏跌宕，箇中經歷讓人唏噓。著名作家許地山的女兒許燕吉就是其中一個例子。
許燕吉擁有一個美好童年。父親是民國文學大咖許地山，我們學過的語文課本里的《落花生》就是其父所寫。許燕吉小時候在香港生活，住洋房、吃蛋糕、坐汽車，生活優越，和大學者陳寅格的三個孩子一起玩耍。
然而，美好的東西總是轉瞬即逝。1941年8月的一天午後，在香港大學任教的許地山發生猝死，年僅49歲，而許燕吉當時才8歲。香港大學為許地山舉行葬禮，宋慶齡第一個送來花圈，梅蘭芳、郁達夫等社會名流均來參加悼念儀式。
僅僅四個月之後，日本侵佔香港，許燕吉和母親、哥哥周苓仲逃回內地，一家三口流離於廣西、湖南等地，直到抗戰結束，1946年全家落腳南京，生活才算安定下來。在父親舊友、美術大師徐悲鴻的資助下，許燕吉進入教會學校明德女中學習，周苓仲進入弘光中學學習。
1950年，許燕吉進入北京農業大學學習，畢業後被分配到石家莊農業試驗站，1955年與大學同學吳富融結婚。許燕吉是個心直口快的人，結果禍從口出，1956年反右鬥爭時她被隔離審查。1958年初，她在擴大反右成果的運動中“補”為右派分子，隨後罪名上升為“右派反革命”，被革除公職。此時她已有孕在身，卻因種種打擊，造成胎兒死於腹中。同年7月，許燕吉被正式逮捕。隨後，吳富融提出離婚，許燕吉的第一次婚姻就這樣結束了。
許燕吉被判了6年，到1964年刑滿釋放時，她已31歲。雖然結束了刑期，但是按照當時政策，戴著右派帽子的她仍有5年的被管制期。為了不連累家人，她選擇在河北第二女子監獄就業。在那裡，她遭遇逼婚，可她不喜歡這個人，卻喜歡上了另一個人。1969年3月，中蘇“珍寶島事件”爆發，全國進入戰備狀態，大中城市人口向農村疏散。作為報復，逼婚者將許燕吉疏散到河北省新樂縣一個極其偏僻、貧困的小山村。因為分隔兩地，加上一些現實因素，許燕吉結束了和喜歡的人的戀情。
生活如此艱難，活下去成了唯一的要求，從這以後，許燕吉徹底放棄了愛情。
在村子裡，許燕吉幹著又苦又累的農活，拼命地掙工分，卻依然無法果腹。實在撐不下去了，她投奔了17年未見的哥哥，當時哥哥周苓仲在陝西眉縣柳林種馬場工作。
哥哥對她說：“在這裡找個人嫁了吧，這樣我們兄妹之間也能有個照應。”許燕吉同意了。哥哥選中了陝西省武功縣50多歲的魏振德。魏振德家庭簡單，只有一個9歲的兒子，貧農出身，身正根紅。
要說這個老魏，雖沒文化，卻是個好人。他不嫌棄許燕吉出身成分不好，處處護著許燕吉。一天，大隊幹部對許燕吉說：“你有沒有帽子？如果有，可不能結婚。”未等許燕吉開口，老魏就把眼一瞪：“咋說話呢？有‘帽子’還能叫社員？！證明上不是寫得好好的。”說完就他對許燕吉說：“你要是願意嫁我就趕快辦，趕在麥收前能算個勞力，多分幾十斤麥子。”
就這樣，出身書香門第的許燕吉和目不識丁的老魏結了婚。婚後，魏振德干農活從不讓許燕吉下手，好吃的都先給許燕吉吃。一次，許燕吉病了，魏振德整夜守在她的身邊，即便白天農活再重，夜裡都不合眼。許燕吉感動得哭了，於內心深處接納了他，從此兩人風雨相依。
1979年3月，國家開始落實知識分子政策，許燕吉拿到了平反通知書，那一刻她悲喜交加。喜的是終於平反了，悲的是青春早已不在，她的外表已經完全成了農婦，說話都是陝西腔了。
1981年，許燕吉回南京見到母親，跪在母親面前淚水滾滾而下。之後她進了江蘇省農科院，不久評上了副研究員，並當選為南京市政協委員。
看到她的農民丈夫，很多人為許燕吉感到惋惜，勸她給魏振德一些錢，結束這段婚姻。可許燕吉不同意，她說：“我當時被人踹了一腳，心痛了大半輩子，現在我不能再傷他的心。”
許燕吉申請調回南京後，老魏的戶口也於1982年遷到南京。許燕吉給老魏找了一個傳達室的工作，可因為不認字，他幹了一個星期就不幹了。後來許燕吉讓他給農科院養羊，結果100多隻羊被養得又肥又壯。而繼子也以優異成績考入陝西師範學院。1988年，許燕吉從農科院退休。2014年1月13日，她在南京去世，那一天正是她81歲的生日。
許燕吉在歷史的洪流中，被裹挾著前進後退，個體的艱辛與隱忍，是時代割在她身上的傷口。
儘管生活境遇前後有所不同，但她始終善良、寬容、質樸、達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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