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費孝通
2000年春，青年社會學者李友梅等人，與年近九旬的費孝通有過一次三天的長談。
費孝通說：“我在專家局時提出知識分子問題。李維漢（原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說就是你提出之後，裡面覺得要搞知識分子問題，搞大了，一直搞到‘文化大革命’。 ”
女兒費宗惠糾正他：“其實知識分子問題，在知識分子改造的時候就提出了，在清華的時候就開始了，然後才是公私合營。肅反－改造－合營是這麼一個過程，你把時間弄顛倒了。你再提出知識分子問題那是後來的事了。他們說你是改良主義。 ”
但費孝通堅持。
“我實際上是帶頭改造。我講完了，大家知道應當講些什麼，成了樣本。所以要問我現在的功過，這是很大的過。”
一
1948年早春，在西南聯大，費孝通想做的實地研究工作停滯了，他和好朋友歷史學家吳晗商量從頭學起歷史，就召集了一批同仁討論，並開設“社會結構”課程。
討論班中，他發表《論知識階級》，這是費孝通第一次對知識分子系統思考——傳統知識分子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不懂自然知識，但卻是掌握著規範知識的人。他們“獨佔著社會規範決定者的威權，在文字上費工夫，在藝技上求表現，但是和技術無關”，是“傳統社會中經濟上的既得利益的階級，他們的興趣不是在提高盛產，而是在鞏固既得的特權”。
而當西學隨洋人轟開中國的大炮流入中國，“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新公式被建立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前途受到挑戰。對此，費孝通給出答案，要改變傳統的社會結構，打破知識成為階層的舊形態，讓知識分子把知識和技術“服務人民”，“使知識不成為一個社會階級的獨佔品”。
1949年春，中國人民解放軍接管清華大學。國民黨派了兩架飛機接北平的知識分子去臺灣。政權易手之際，費孝通選擇留下。他認為，在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知識分子應該是“忠誠的批判者”（loyal opposition）。他對訪華的美國人類學家Robert Redfield說，希望能“為中國的工農業發展作出貢獻，同時還要批評共產黨——在他覺得有必要提出批評的時候”。
在毛澤東的辦公室，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共產黨領導，向民主黨派代表張東蓀、費孝通（民盟），雷潔瓊、嚴景耀（民進），表達了希望民主黨派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和共產黨採取一致步調的想法。
毛澤東很健談，他描繪的新政權對現代化國家的構想深深打動了費孝通。與對蔣介石的厭惡不同，費孝通對毛澤東幾乎是讚不絕口的。“他講的是好啊，中國知識分子還是他呀，他的詩，詞，文章多漂亮啊。”
也是這一年，成為費孝通人生的一根分界線，他經歷了深刻的思想變革。
變革從一幅畫面開始：在去西柏坡的黃土平原上，鄉民組成的糧隊在黑夜中蠕動前行，插著一面單薄的旗糧車沒有槍兵看守。只是默默地趕往前線，悄無聲息地走出一行紅星。
這個場景令費孝通獲得了貨真價實的知識分子的教育：人民的力量是“依靠了這一片黃土，終於把具有飛機大炮的敵人趕走”，是“會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在現代世界中先進的國家”的力量，而反觀知識分子，“大言不慚，自以為秀才閉門而知天下事了”，他看到了自己的“懦弱”。
受到了震動的費孝通主動要求改造知識分子，因為“不改是不行的”。對於改造的方式，他曾掙扎良久，最後悟出：也許只有在“為人民服務”的過程中，才真的說得上改造。
與Robert Redfield分開半年後的信中，那個原本信心滿滿做“批判者”的費孝通不見了，代替的是，“我又當了學生，在思想改造過程中接受‘再教育’。”
如此快的轉變令人不解。華東師範大學教授楊奎松在《忍不住的“關懷”》中曾傳達：不少知識分子力求跟上國家前進步伐的一種主動嘗試，終歸到底，是傳統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當時幾乎一致相信，真正能夠救國救民者，固然不是國民黨蔣介石，但也不是他們這些百無一用的書生；真正能夠得到人民擁護，成功實現國家統一、政治清廉、經濟復甦，並有希望大舉加速工業化進程，使中國躋身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只有共產黨。”
知識分子是貫穿了費孝通一生的主題。他反覆提醒自己是“五四之子”，是 “後五四時代典型的知識分子”。
二
1927年，費孝通17歲。那一年，國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國民黨開始捕殺共產黨員。校園裡，參加運動的同學被國民黨扔進長江。費孝通深受參加運動的兄長和五四左翼文學的影響，對國民黨痛恨至極。
1927年的費孝通在東吳大學讀醫學預科，他身體不好、走不大動路，參與革命的方法是拼命寫“大字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抵制日貨”、“還我河山”。等到校長依著筆跡找來時，費孝通只得轉學北上，來到司徒雷登的教會大學燕京大學。
上世紀20年代的革命和五四思潮幫助民國的學子們完成了啟蒙，再至救亡的思想轉變。“後來我覺得人們最痛苦的不是來自身上的疾病，而是來自社會造成的貧窮。於是我改學社會學。”
回顧前半生，費孝通感到奇妙：“這不是我自己造出來的經歷, 而是歷史決定的。我這樣一個人, 生在這樣一個家庭, 這樣一個時代, 經歷這樣一番變化。”
費孝通家住江蘇省吳江縣城富家橋弄，祖上是個有名望的鄉紳世家。但到了祖父一輩時，家道中落，費家幾百畝稻田慢慢被出售不剩。
當時的鄉紳，就是現在的“知識分子”。歷史上，江南紳士階層在朝堂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力量。祖父去世時，將費孝通的父親費璞安託付給了一個鎮上有名的讀書人楊敦頤。
費孝通的母親楊紉蘭(1880一1927)於1911年和子女們的合影。懷中所抱是剛滿8個月的費孝通，其餘四人左起依次為長子費振東，次子費青，女兒費達生，三子費霍。
1930年-1938年，從燕京大學到倫敦政治與經濟學院人類學博士畢業的八年裡，費孝通的學譜形成了一個可觀的鏈接：在燕大三年，他和吳文藻、潘光旦等中國社會學大家交好；在清華大學讀研究生時，師從世界級人類學大師史祿國；1935年，費孝通考上公派留學，帶著庚子賠款的錢前往英倫來到功能派奠基者人類學家馬林諾斯基門下。
左起費孝通、孟吟、潘光旦、吳文藻
1939年，《江村經濟》的出版使費孝通在全球人類學界名聲斐然。作為馬林諾斯基的得意門生，偏遠的土著部落卻喚起不了費孝通的興趣，他的目光集中在中國，想要解決的是如何更好地瞭解和改進自己的社會。
在倫敦的費孝通每日上午花半小時讀《泰晤士報》上的議會辯論提高英語，晚上沿著安靜的泰晤士河散步，大部分時間在思考中國問題，費孝通仍然頻繁與國內聯繫，給天津的《益世報》寫文章。費孝通曾坦言，自己並非從興趣出發學的社會學，而更願意看作是一種責任——“一個士兵進入戰鬥後，不能僅僅因為他不喜歡打仗而放下武器開了小差。”
1938年秋，費孝通博士畢業後趕著回國。當客輪從倫敦起航時，彼岸的中國戰火紛飛。費孝通來到雲南時，半個中國已淪陷了。
三
抗戰後，雲南邊陲的教授們窮得要命。
雲南大學教授費孝通家裡的米不夠了。坐在雲南大學下面的茶館，費孝通擺著攤頭寫文章，哪家雜誌要文章就去茶館尋他，文章次日見報。
《觀察》是內戰時期知識分子的重要論壇。創辦人儲安平向老師潘光旦要人寫文章創報，與同鄉同齡同是倫敦回來的費孝通一見如故。儲安平有市場頭腦，出手闊氣，知識分子對他買賬。
雖然貧困，但費孝通關心時政，筆力通透，揮斥方遒，月稿量高達5-8篇。四十多年後，費孝通回憶起來，仍能聯通上那份亂世中的興奮感：“我那時是知識分子的頭頭，經常發表政論。符合知識分子的心理，符合知識分子要求的水平，又要西方，又要中國，我兩面都有了，……我當時是中國最好的columnist（專欄作家）。”
費孝通在《觀察》上發表文章《猜不透上帝的意志》
學者謝泳將《觀察》的撰稿人中分為三類人：儲安平企圖通過辦報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生活；錢鍾書對政治完全看透，鍾情學術；而費孝通則是在專業之外對政治懷有濃厚興趣，並試圖在具體的政治運作中扮演某種角色。
1945年末，國民政府的軍隊衝進西南聯大的民主草坪，正輪到費孝通做“反內戰講演”，子彈飛過他的頭頂，他高喊：“不但在黑暗中我們要呼籲和平，在槍聲中我們還要呼籲和平！”
潘光旦、聞一多、費孝通等人是學生擁護出來的民主教授，同時也寫進了特務的黑名單。槍聲在7個月後再度響起，李公樸、聞一多遇害。而費孝通家中的牆壁早被特務鑿出了地道洞。在費宗惠見到帶著黑色眼鏡、高高瘦瘦的特務前，美國領事館的吉普車快一步將費孝通接走了。
雖然費孝通簡直為此氣得發抖：“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國家？可以隨便殺人？”但他其實非常害怕，好友費慰梅不得不將他送去二戰後窮得發緊的英國避難。三個月後，費孝通回國至清華任教。
1949年後，費孝通的言行很快被看作成新政權前積極的擁護者。一些參與清華的校務領導的教授，如費孝通、馮友蘭、錢端升、張奚若等人，被認為受到共產黨的特別禮待，也在後來的知識分子改造運動中，起了帶頭作用。
四
1960年代，費正清的博士生戴維·阿古什準備為費孝通寫傳記，作為博士畢業論文。即使當時，美國人都不知道這位中國社會學家是否還尚在人世。年輕的阿古什走遍世界各地，訪問無數認識費孝通的親友，寫下《費孝通傳》。
戴維·阿古什撰寫的《費孝通傳》
在《費孝通傳》中，阿古什概括1949年以後的費孝通：“大多數文章都是解釋並肯定黨的政策，有少數文章幾乎完全根據統一口徑表態。一些論外交政策的文章似乎沒有他個人的見解。”
但其實，在知識分子如此拘束的1950年代，費孝通仍有兩次冒險諫言。
1951年，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長陸定一到清華就高等院校院系調整聽取意見, 費孝通帶頭反對。第二年中南海會場上, 費孝通見到毛澤東，為了保留社會學，他“苦苦哀求” ：“多少留一個種, 留點苗苗”。而毛澤東干脆地揮了手，不能留。
陸定一說，就是因為費孝通他們的反對，院系調整推遲了整整一年。隨後，院系調整採用蘇聯模式，蘇聯專家強調減少人文社科，增加專業技術課，以發展中國的工業化。
1952年10月，清華大學改為工科大學，理科劃入北京大學。社會學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假科學，在全國20多所高校被砍。一些教授去研究勞工與人口問題，費孝通、潘光旦、吳文藻等人被分配至從事少數民族工作，費孝通的學生史國衡去清華圖書館當了管理員。
1953年底，僅剩的中山大學與雲南大學也取消社會學，至1979年費孝通重建社會學前，社會學作為一門學科在中國徹底消失27年。
隨著社會學的中斷，費孝通的學術研究陷入了空白。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鄭也夫曾指出：“在領袖打壓學術，令其難酬經世濟民之志時，他就真的不做學術了。”“懷疑費1949年以後有無一件這種分量的著作或譯作。”
與之對比，潘光旦在1953年寫作《開封的中國猶太人》，即使1957年“反右”開始後，仍在1964年從二十五史中整理出了有關少數民族的100萬字的史料，至“文革”前翻譯了達爾文鉅著77萬字的《人類的由來》。
不同於“為了研究而研究”的學者，要理解費孝通，就要理解他對“知識分子”的定義。
1930年代，20多歲的費孝通批判“為研究而研究”的觀點：“我們可以寫出成百篇的文章討論周朝是否有‘吃人’的風俗，但我要問，這種討論對實際生活究竟有什麼作用？……我只知道“真正的學問”是有用的知識。學問可能是裝飾品，也可能是糧食，如果讓我選擇的話，我寧願選擇糧食。” 費孝通的學術語境必須是放置在“經世濟民”下。
1982年，他對老同學英國人類學家埃德蒙·利奇說：“我是出生於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人, 正是生逢社會劇變, 國家危急之際。……我學人類學, 簡單地說, 是想學一些認識中國社會的觀點和方法, 用我所得到的知識去推動中國社會的進步, 所以是有所為而為的。如果……學了人類學也不能使我瞭解中國的話, 我就不會投入人類學這門學科了。” 鄭也夫說“在其經世濟民的學術目標中，幾乎容不下一絲別的趣味與動機。”
不在學術的日子裡，費孝通的仕途拓展了。晚年，費孝通表示：“知識分子是要別人賞識的，李維漢是共產黨裡面第一個真正賞識我的人。這一直影響到我後面一些事情。我的仕途就這樣開始了。”
1951年6月，中央民族學院成立，費孝通出任副院長；8月，費孝通被李維漢拉進民委（中央人民政府事務委員會委員）。兩年後，費孝通當選北京市政府文教委員會委員、中國政治法律協會理事。1954年，費孝通當選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直至“反右”，費孝通以從事少數民族的研究工作為主。
1953年-1956年，外國友人陸續訪華，他們發現順心愉快的工作圓潤了老朋友的臉。這段時期，費孝通走訪少數民族，記錄下他們生動的社會文化生活，也為他們受到壓迫的悲慘境況四處疾呼。
1956年是鬆動的一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雙百政策”提出，知識分子迎來略有緩和的政治環境。
1956年，毛澤東接見費孝通等知識分子。
1月，周恩來做報告，提出社會主義建設需要知識分子的支持；10月，國務院成立專家局專門處理知識分子問題，副局長費孝通全國各地走訪知識分子，鼓勵他們大膽提意見。
在民盟的一次發言中，費孝通表達了對知識分子溫和地改良方法，也指出當前知識分子 “一間房，二本書”靜靜地做功課，但對政策仍有 “不敢鳴，不敢爭” 的重重顧慮。
基於這次發言，民盟希望費孝通挺身為知識分子說說話。這樣的背景下，有了費孝通的第二次諫言。
後來刊發的文章幾乎是由費孝通握筆、民盟的知識分子們一個字一個字斟酌著寫的。沒人吃得準上面到底要“放”，還是“收”。
1957年2月末，一位民盟常委氣喘吁吁地趕到費孝通家中，進門就是大叫：“不要發表！” 他聽到文化部的報告，毛澤東批評了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天氣不對……我看形勢是要收了。”
住在隔壁的潘光旦說：“這可怪了，我在城裡也聽到有人說起毛主席召集過文化部的一次談話會，不是收，而是放。”
斟酌很久，費孝通把文章從頭改了一遍，刪去所有尖銳問題，送出去了。當日正逢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擴大會議上講話，潘光旦進城聽了講話，回來後興沖沖地找到費孝通，“是放！”兩人鬆下一口氣。
1957年3月24日，《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下簡稱《早春》）一文在《人民日報》發表，一時間，引發全國對天氣的討論。
周恩來在飛機上讀了《早春》，他評價：“把知識分子心靈深處的一些想法都說出來了。”但又微妙地轉折，“但這樣的文章我看是寫不出來的，就是有這種想法也是不寫的。”
費孝通說：“我原本是處在這個大變動的時代的一個平常的知識分子罷了，話是想說的，勇氣是有限的。”
因《早春》一文，費孝通被劃為右派，和吳澤霖、黃現璠、吳文藻、潘光旦並列為著名的“民族學院五大右派”。吳澤霖因名額不夠被補劃為右派，妻子和岳母不堪忍受凌辱，服毒自殺。1980年，學者楊心恆拜訪吳澤霖時，老先生在獨居的一間筒子樓向陰的房間裡用煤油爐做飯。冬天不能開窗，一進屋，全是煤油味。
五
與吳澤霖相比，費孝通的處境好許多，但他成為了“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武漢大學校長、中共一大代表李達發表題為《批判費孝通的買辦社會學》；同門師兄林耀華做“陰險醜陋的費孝通”發言；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也有一篇題為《我控訴費孝通》的發言稿……
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反右派”鬥爭座談會上，院長郭沫若高喊著：“在復辟資產階級社會學活動中，右派分子費孝通身兼兩職，既是軍師，又是闖將！”
從“紅得發紫” 一下子跌至眾矢之的，哪裡是費孝通想得到的？一天內，他大哭一場又大笑了一場。忽然覺得自己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力量實驗室”裡的“旁觀者”——哦，原來，“人在神獸之間”。
整個60年代，阿古什沒有聽到關於費孝通的消息。1966年“文革”開始，費孝通、吳文藻、潘光旦等人被紅衛兵從民族學院拉出來批鬥。知識分子們開始了批鬥與勞改交替的生活，費孝通的任務是打掃廁所和拔草。
1967年6月7日晚上，腿腳不便的潘光旦因長時間在潮溼草地勞作膀胱發炎痛得難受，向隔壁的費孝通要止痛片，沒有，又來要安眠藥，也沒有。最後，潘光旦死在費孝通懷中。
費孝通也想過死，但怕連累妻女，只能“逆來順受，躲風避雨，少惹是非，力求自保”，最終撐過了萬念俱灰的十年。
“沒有人清清楚楚，都不清楚，都在歷史裡面。”晚年，費孝通再談起那段歷史，仍無法解釋，“為什麼這麼厲害，我不敢說。像馮友蘭、金嶽霖等人都承認思想非變不行。而且認為是原罪論（sin），這個是歷史給我們的，我們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擔下來。他這個是很厲害的，一下把舊的文化打下去，打得很深，我們這批人是幫兇啊，真的。在我們自己的隊伍裡就不行了，投降的投降去了。”“是知識體系不行了，歷史不是我們的了。”
從1953年知識分子改造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被燙出了一個焦爛的菸頭印。雖然，在某種意義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其主動希望學習提高思想覺悟，但最終，演變成了一場為了過關而互相揭發檢舉、自我檢查的風暴。
費孝通不過是深陷其中的一名知識分子，但他多少覺得自己有責任，晚年面對年輕的歷史學者時，他不忘強調：“我實際上是帶頭改造。我講完了，大家知道應當講些什麼，成了樣本。所以要問我現在的功過，這是很大的過。”
“他因此不顧及老境的安適，風塵僕僕於中國大地的市場建設，他確實寄望也安身於民富。” 在學者餘世存眼裡，晚年的費孝通帶著一種救贖感情。
改革開放後，恢復名譽的費孝通漸漸化成了一個彌勒佛般的笑。相較少年時的體弱多病，他變得腳力健勁，出去調查，吃得比學生邱澤奇和麻國慶都多，馬不停蹄地踏遍中國各地調研。
三訪溫州、三訪民權、四訪貴州、五上瑤山、六訪河南、七訪山東、八訪甘肅、二十八次回訪江村……提出“蘇南模式”、“溫州模式”、“珠江模式”、“小城鎮問題”等回應改革開放後中國建設的切實建議。官員們很喜歡費孝通的建議文章，當時有官員說：“別人給我文章，我總怕上當受騙，但費老的文章我很歡迎，他是做實地研究的。”
1987年，費孝通第十三次訪問江村。
1995年，李友梅從法國讀博歸來，參加北大的高級研討班，費孝通大聲問到，“李友梅呢？錄音機帶了沒有？”李友梅一驚，沒帶。
費孝通很生氣，講了武則天讓上官婉兒試自己的浴袍的故事。武則天對上官婉兒說，“你太瘦了，這個袍子你穿不了！”
2018年6月14日，在第五屆費孝通學術思想研討會上，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友梅回憶起這段往事，急切地講：“他心裡很急的，中國再要出一個費孝通，50年都出不出來。中國要發展啊，人民要過好日子，需要有一大批人做研究、出主意。你這個學生坐在那兒，也不拿錄音機，也不做什麼，我真的是心裡非常難過。”
那天中午，李友梅買了一個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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