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首日破3亿，五天15亿，为2018年暑期档打出开门红，被观众称为“笑着进去，哭着出来”、“所有对中国电影恨铁不成钢的人们期待的那部电影”。
“4万块一瓶，我病了3年，吃了3年，为了买药，房子没了，家人也拖垮了，谁家还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苇青老师饰演的老太太这番话令全场潸然泪下。
最初的好评如潮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换位思考。有人批评，影片中唯一的反面角色就是李乃文饰演的药企在华销售代表，他道貌岸然地声称药品高昂价格合理合法，并且追查印度仿制药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面目可憎。这种设定违背了现代商业的公平贸易原则，无视知识产权，他们是这么说的：
这段话在逻辑上是没问题的，制药公司研发投入巨大，因此需要回收成本，但是这样的描述却巧妙地将事实做了模糊处理，夸大的药物研发的实际成本。
比如，他们声称：”从发现靶点到最终问世，格列卫整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而只要企业诺华公司在它身上投入50亿美元”。
事 实 如 何 呢？
1960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病理学教授彼得.诺维尔（Peter. Nowell）在著名的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改变了人们对白血病的认识。他发现，在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患者的癌细胞中，第22号染色体明显比其他染色体短。为了表彰彼得的发现，科学界将22号染色体命名为“费城染色体”。
1973年，芝加哥大学的珍尼特.罗利教授的研究团队在此基础上，揭秘费城染色体变短的原因——是跟9号染色体进行了部分交换，她认为特殊的转移背后，一定存在着癌变的机理。
1983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和Erasmus 大学的学者们共同发现，由于两条染色体之间发生交错易位，9号染色体上的Abl基因与22号染色体上的BCR基因连接起来，产生一条BCR-Abl融合基因，这条融合基因编码一种奇特的酪氨酸激酶。通常酪氨酸激酶的活性受到了严格控制，但BCR-Abl蛋白不同。它没有受到其他分子的控制，一直处于活跃状态。这就好像是细胞锁死油门，导致不受控的细胞分裂，引发癌症。
距离彼得在1960年发表的论文整整30年之后，人类才从未知的领域中探索到足够的只是准备，可以迎接新药研发的挑战。
以上病理学研究与制药公司无关。
上世纪80年代末，Ciba‑Geigy公司（现属于诺华集团）的科学家们启动了一系列寻找蛋白激酶抑制剂的项目，到格列卫（伊马替尼）2001 年正式上市。制药公司大概用了10多年的时间。对于企业而言，这当然是一段漫长的时光，但是十多年的时间描述成将近半个世纪，还是过于夸张了吧。
抗 癌 药 物 价 格 贵 不 贵 ？
抗 癌 药 物 为 什 么 贵 ？
一般来说，商品价格的构成包含研发成本、生产成本、营销成本和预期利润。抗癌新药的定价并不是要简单的覆盖研发成本，而是要利用稀缺性获得更高的利润。
从事药品研发业内人士始终强调，原研新药一般需要对成千上万种化合物层层筛选、合成工艺研究、严格而漫长的四期临床试验（格列卫只进行了2期临床试验），经过本国药品管理部门审批，才得以获准上市，一般要耗费10到15年左右的研发时间。
巨大的经费投入和时间成本使新药研发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而资本的目的是获取利润的最大化。利润是新药研发最强的驱动力，只有利润的驱使，才有可能让巨额资金投入一场巨大的冒险。因此，所有的抗癌新药在定价策略上不需要考虑竞争因素，不是以生产成本为依据，更不会以市场承受能力为准则，通常采用撇脂定价法（market-skimming pricing），又称高价法或吸脂定价（skimming prices），即在产品刚刚进入市场时将价格定位在较高水平（即使价格会限制一部分人的购买），在竞争者研制出相似的产品以前，尽快的收回投资，并且取得相当的利润。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再逐步降低价格使新产品进入弹性大的市场。
在商学院的教材中，通常主张全新产品、受专利保护的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小的产品、流行产品、未来市场形势难以测定的产品等，可以采用撇脂定价策略。著名的案例诸如苹果手机、NIKE运动鞋都是商业世界津津乐道的撇脂定价盈利典范。事关患者生命权的抗癌药物应否采用撇脂定价原则，涉及到资本对现代社会的操控、商业伦理和社会不平等诸多问题，一直处在当代世界的阴影之中，有悖人伦却合理合法地获利。
影片《我不是药神》给了人们一个貌似光明的结尾，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减少患者经济负担，获得生存机会。可是，人类面临的疾病成千上万，很少有国家的医保基金能够及时完全覆盖所有救命药品，特别是对欠发达国家的人们来说，生存权利无力对抗资本权利，药品价格继续斩断这个时代的科技赋予人类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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