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我不是藥神》上映首日破3億，五天15億，為2018年暑期檔打出開門紅，被觀眾稱為“笑著進去，哭著出來”、“所有對中國電影恨鐵不成鋼的人們期待的那部電影”。
“4萬塊一瓶，我病了3年，吃了3年，為了買藥，房子沒了，家人也拖垮了，誰家還沒個病人，你能保證一輩子不生病嗎？我不想死，我想活著。” 葦青老師飾演的老太太這番話令全場潸然淚下。
最初的好評如潮之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換位思考。有人批評，影片中唯一的反面角色就是李乃文飾演的藥企在華銷售代表，他道貌岸然地聲稱藥品高昂價格合理合法，並且追查印度仿製藥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面目可憎。這種設定違背了現代商業的公平貿易原則，無視知識產權，他們是這麼說的：
這段話在邏輯上是沒問題的，製藥公司研發投入巨大，因此需要回收成本，但是這樣的描述卻巧妙地將事實做了模糊處理，誇大的藥物研發的實際成本。
比如，他們聲稱：”從發現靶點到最終問世，格列衛整整用了半個世紀的時間，而只要企業諾華公司在它身上投入50億美元”。
事 實 如 何 呢？
1960年，賓夕法尼亞大學病理學教授彼得.諾維爾（Peter. Nowell）在著名的學術期刊《科學》上發表了一篇論文，改變了人們對白血病的認識。他發現，在慢性骨髓性白血病（CML）患者的癌細胞中，第22號染色體明顯比其他染色體短。為了表彰彼得的發現，科學界將22號染色體命名為“費城染色體”。
1973年，芝加哥大學的珍尼特.羅利教授的研究團隊在此基礎上，揭秘費城染色體變短的原因——是跟9號染色體進行了部分交換，她認為特殊的轉移背後，一定存在著癌變的機理。
1983年，美國國立癌症研究所（NCI）和Erasmus 大學的學者們共同發現，由於兩條染色體之間發生交錯易位，9號染色體上的Abl基因與22號染色體上的BCR基因連接起來，產生一條BCR-Abl融合基因，這條融合基因編碼一種奇特的酪氨酸激酶。通常酪氨酸激酶的活性受到了嚴格控制，但BCR-Abl蛋白不同。它沒有受到其他分子的控制，一直處於活躍狀態。這就好像是細胞鎖死油門，導致不受控的細胞分裂，引發癌症。
距離彼得在1960年發表的論文整整30年之後，人類才從未知的領域中探索到足夠的只是準備，可以迎接新藥研發的挑戰。
以上病理學研究與製藥公司無關。
上世紀80年代末，Ciba‑Geigy公司（現屬於諾華集團）的科學家們啟動了一系列尋找蛋白激酶抑制劑的項目，到格列衛（伊馬替尼）2001 年正式上市。製藥公司大概用了10多年的時間。對於企業而言，這當然是一段漫長的時光，但是十多年的時間描述成將近半個世紀，還是過於誇張了吧。
抗 癌 藥 物 價 格 貴 不 貴 ？
抗 癌 藥 物 為 什 麼 貴 ？
一般來說，商品價格的構成包含研發成本、生產成本、營銷成本和預期利潤。抗癌新藥的定價並不是要簡單的覆蓋研發成本，而是要利用稀缺性獲得更高的利潤。
從事藥品研發業內人士始終強調，原研新藥一般需要對成千上萬種化合物層層篩選、合成工藝研究、嚴格而漫長的四期臨床試驗（格列衛只進行了2期臨床試驗），經過本國藥品管理部門審批，才得以獲准上市，一般要耗費10到15年左右的研發時間。
巨大的經費投入和時間成本使新藥研發必須藉助資本的力量，而資本的目的是獲取利潤的最大化。利潤是新藥研發最強的驅動力，只有利潤的驅使，才有可能讓鉅額資金投入一場巨大的冒險。因此，所有的抗癌新藥在定價策略上不需要考慮競爭因素，不是以生產成本為依據，更不會以市場承受能力為準則，通常採用撇脂定價法（market-skimming pricing），又稱高價法或吸脂定價（skimming prices），即在產品剛剛進入市場時將價格定位在較高水平（即使價格會限制一部分人的購買），在競爭者研製出相似的產品以前，儘快的收回投資，並且取得相當的利潤。然後隨著時間的推移，再逐步降低價格使新產品進入彈性大的市場。
在商學院的教材中，通常主張全新產品、受專利保護的產品、需求的價格彈性小的產品、流行產品、未來市場形勢難以測定的產品等，可以採用撇脂定價策略。著名的案例諸如蘋果手機、NIKE運動鞋都是商業世界津津樂道的撇脂定價盈利典範。事關患者生命權的抗癌藥物應否採用撇脂定價原則，涉及到資本對現代社會的操控、商業倫理和社會不平等諸多問題，一直處在當代世界的陰影之中，有悖人倫卻合理合法地獲利。
影片《我不是藥神》給了人們一個貌似光明的結尾，藥品進入醫保目錄，減少患者經濟負擔，獲得生存機會。可是，人類面臨的疾病成千上萬，很少有國家的醫保基金能夠及時完全覆蓋所有救命藥品，特別是對欠發達國家的人們來說，生存權利無力對抗資本權利，藥品價格繼續斬斷這個時代的科技賦予人類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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