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寫了故宮，之後也會繼續寫下去吧。”
暌違四年後，野島剛出版了第二本有關故宮的書，即《故宮物語》，上一本則是《兩個故宮的離合》，無論是在大陸還是臺灣，都保持了不錯的銷量和良好的口碑，到底是故宮的什麼讓這樣一個擁有“局外人”身份的日本作家如此著迷，這第二本描寫故宮的作品，和之前的寫法上又有什麼不同？今天的推送，分享一則封面新聞對野島剛
為什麼要寫故宮
作為一名日本人，早在《兩個故宮的離合》出版時，野島剛就被多次問過這個問題：你是日本人，為什麼要寫故宮的事情？
一開始，他的固定答案是： “在這個世界上，相同名稱、相同收藏的博物館竟然有兩個，非常不可思議，似乎可以列入世界七大奇蹟了。已經變成兩個故宮的存在，在這半個世紀當中，也許發生過很多理所當然的事情，但是對於我這個外國人來說，這些事情實在很妙，讓人想知道背後的原因。”
如其所言，如果說故宮開啟了他好奇心的閥門，但他與眾不同的是，因為“局外人”的身份，他有著“第三隻眼”，這在他看來，不會像身處其間的人一樣，容易觸碰到“思考的死角”。
“基本上，我們無法否認，人們的觀點會因其所在的環境和立場而發生改變。例如，作為日本人，我在談論日中關係時，即使傾向於中立，效果也終歸有限。這並非受愛國情懷的影響，而是人們對問題的認識本來就存在界限。”
在接受封面新聞的採訪中，野島剛談到，故宮也是同樣如此：“當談到北京和臺灣兩座故宮時，大陸人總會以北京故宮為中心，臺灣人往往以臺北故宮為中心。站在兩者的正中間進行討論，是做不到的。”
而他作為日本人，也就是“局外人”，在兩岸問題上並不持有政治立場，能夠客觀地看待兩個故宮，而兩個故宮的問題，正是一種能夠通過局外人的評論帶來啟發的問題，這是他所具有的優勢。
也正是如此，在故宮寫作中，他有關 “ 政治和外交的內容佔了大半，這和過去所出版的故宮書籍完全不同”，野島剛本人也毫不諱言，無論是《兩個故宮的離合》還是《故宮物語》，一個共同的主題都是 “歷史證明故宮與政治是無法分割的，我在書中明確指出了這一點，從政治的角度解讀了故宮的命運。”
兩本故宮系列作品究竟有何不同
“我認為，兩個故宮是兩岸關係的象徵。作為一名同時對政治問題和文化問題保持關注的記者，我深知文化是無法完全擺脫政治的影響的。特別是故宮，更是深受政治影響的博物館，故宮的歷史，就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文化反映了中國所有的東西，那麼中國人也通過文化反映了自己的歷史和命運。”
《故宮物語》
[日] 野島剛
[譯] 張惠君
不過，相比《兩個故宮的離合》而言，在寫作上，《故宮物語》顯然有自己的不同，從結構上，不再是一個大框架內的寫作，而是分為了三個部分，共90篇文章。第一部分“話文物”，談他感興趣的故宮收集文物；第二部分“談故宮”，談故宮歷史變遷中的故事；第三部分“訪昔人”，是他作為記者對故宮相關人物的對談訪問。
在談及這種變化時，野島剛指出：
“作為一名作家，我希望在新作中嘗試新的寫作手法。《兩個故宮的離合》採用了純粹的報告文學的形式，進行了客觀的記述。而在《故宮物語》中，我強調了自己的觀察者身份，希望藉此意識到，自己也是故宮問題的一部分。在新作中，我使用了能把自己和故宮的距離進一步拉近的寫作風格。”
《兩個故宮的離合》
同時，他也談到對故宮文物的看法，因為
《兩個故宮的離合》側重與歷史和政治，許多文物故事沒有提及，而文物背後的故事，充滿了魔力。“過去，我對故宮本身的歷史更感興趣。但近來，我開始關心起了每件文物各自的歷史。文物背後有著無數的故事，它們能改變人的一生，彷彿具有魔力，這種力量能夠穿越時空，影響著人們，這也是我近來很感興趣的一點。”
在故宮文物中，讓他印象最深的是蘇軾的《寒食帖》。他說，辛亥革命前，《寒食帖》從中國傳入日本。日中戰爭結束後，從日本回到了中國，又在後來的國共內戰中被帶到了臺灣。即使經歷了這樣的波折，它也沒有被遺失，而是傳了下來，目前被保存在臺北故宮。
蘇軾 寒食帖首次在日本展出時，令野島剛十分感動
“幾年前，《寒食帖》首次在日本展出，令我十分感動。因為當初它在日本時，差一點就被關東大地震所引發的火災燒燬，當時的日本收藏者豁出性命，把它從燃燒著的倉庫中搶救了出來。這個故事反映出了文物背後的偉大人性。”
“故宮系列”還會繼續下去
作為他持續感興趣的話題，野島剛稱，自己會把故宮系列寫下去，下一步的寫作，可能會從“故宮增殖”出發。
“臺灣在嘉義建起了故宮南院，香港也計劃建故宮。現在，中國大陸有北京和瀋陽兩座故宮，數量還在增加。為什麼故宮會越來越多？新故宮建成後，應該具有怎樣的新特色？這是我很想執筆的一個題目。”
《故宮物語》裡那些精彩的文物秘語
郭熙《早春圖》
畫山水畫的秘訣？心中要有山水。
這是宋神宗時代的畫家郭熙於一〇七二年描繪的山頂上冬天的積雪開始融化、大地甦醒、草木發芽的春天景色。《早春圖》以清新溫潤筆墨為其特徵，呈現理想的山水風景。
郭熙的兒子將父親的教誨編成了一本書叫《林泉高致》，其中有句話說：“山水畫是不留下什麼的”，所謂中國山水畫的意義，都被這句看上去高深無比的“大實話”說盡了。
大概是為了吸引普通讀者和欣賞者，其中還說到了郭熙總結的畫山水的秘訣：“人們說，任誰都想隱居山中，自由享受山水。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腦袋想著愛慕山水，但是卻沒有觀察實物的本事。名人畫山水時，即使人在室內，也可以將風景畫到極致，好像聽到猿聲鳥鳴一般，緩和了人心，也滿足了自己的心意。這也是世人尊崇山水畫的原因。”
（“然則林泉之志、煙霞之侶，夢寐在焉，耳目斷絕。今得妙手，鬱然出之，不下堂筵，坐窮泉壑，猿聲鳥啼依約在耳，山光水色滉漾奪目，此豈不快人意，實獲我心哉，此世之所以貴夫畫山之本意也。”《山水訓》，載郭思編：《林泉高致》，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9 月第 1 版，第 11 頁。——編注）
宋徽宗書詩
如果他只是個教藝術的老師，說不定會名留青史
從政治記錄上來看，宋徽宗也曾推動都市及福利政策以改善民眾的生活。但宋徽宗的政治才能著實不佳，也是事實。
在宋徽宗治下，朝廷設立了中國早期的宮廷畫院之一，一定程度上是從他開始，中國才有了職業畫家。北宋設立畫院之後，原則上不限身份，有志者通過測驗選拔出來，就可以進入畫院的培訓中心。優秀人才有機會成為宮廷職業畫家。《清明上河圖》作者張擇端大概就是這類本來身份地位不高、進入畫院的宮廷畫家。
宋徽宗經常視察這個宮廷畫家的培訓中心，喜歡和年輕的藝術家聊天，交換繪畫創作的心得。有故事說：宋徽宗要學生畫畫，主題是“亂山藏古寺”，學生們多半是畫群山之中有一座古寺，但是宋徽宗選中的畫是在亂山之中微微看見一支旗杆。宋徽宗探索詩的意境，展現了更高層次的追求。
蘇軾《寒食帖》
“被貶到黃州鄉下的第三年……”
“自我來黃州，已過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蘇軾在《寒食帖》開頭寫道。
北宋朝廷內新舊黨爭對立，蘇軾支持“舊黨”反對變法。當時“舊黨”處於劣勢，蘇軾被貶官至黃州鄉下。蘇軾在這裡蓋了自己的書齋，因為當地名為“東坡”，就把東坡作為“號”。在這段期間他寫給朋友的信，就是《寒食帖》。
“寒食”如字面所呈現，是指不用火的冷食。冬至後的第一百零五天，中國稱為“寒食節”。在這段時間有吃寒食的習慣，從季節來說大概是迎接春天到來之前。
寫《寒食帖》時蘇軾四十七歲。以當時人類平均壽命來看已經到了中壯年晚期階段。在遭到貶官及半監視的狀態之下，蘇軾與他人的對話及書信文章，顯得更加謹慎小心，終日鬱鬱寡歡。在黃州第三年的寒食節更加感到孤獨和倦怠。蘇軾愚痴地充滿負面的感情，剛開始的字寫得很小，隨後愈來愈大，筆畫甚至開始變粗，怎麼壓抑也無法停止的思緒，隨著筆觸流露出來。
汝窯青瓷無紋水仙盆
“雨停了以後，從雲間看到天空的藍”
據說汝窯出品的瓷器，若非完美的作品，則將之廢棄。所以世上現存的僅有七十件，而本件是完美作品中體現完美的最高頂點。有人說這個器皿是用來裝水的，也有人說用途並未特別限定。橫長橢圓的水仙盆毫無開片紋路，不管看多久也都不膩。溫潤的藍色和典雅的器型，傳頌著宋代文人的風雅。
汝窯的“藍”是帶著白色的藍，像是奇蹟般的青色，中文稱“天青釉”，在之後將近千年的時間，也做不出這樣的青色。
正是這種迄今無法被複制的“藍色”，讓宋徽宗動心，將汝窯瓷器選為宮廷過年或餐飲的器皿。據說徽宗指定瓷器的色澤應“朝著‘雨過天青’的方向去研究”。而這種說法的源頭，出自宋之前的後周皇帝柴榮，就有說過要把瓷器做成“像雨過天青一樣”。
“雨過天青”也寫作“雨過天晴”，都指“下雨過後天空的藍色”。柴榮完整的話是說“雨過天青”接著是“雲破處”，意思是“雨停了以後，從雲間看到天空的藍”，說得非常具體。
文章轉自 封面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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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野島剛｜著
張惠君｜譯
2018 年 3 月出版
第一篇「話文物」
《翠玉白菜》《溪山行旅圖》《快雪時晴帖》《毛公鼎》《富春山居圖》……臺北故宮36件標誌性館藏的故事。
不只寫文物本身，更寫其產生的時代背景，寫戰時的顛沛流離，寫戰後的陰差陽錯。
第二篇「談故宮」
每一話都圍繞著與故宮相關的歷史人物與事件，特寫故宮的過去。
“故宮的歷史就是中國近代史的縮影，文化反映了中國所有的東西，中國人也通過文化反映了自己的歷史和命運。”
第三篇「訪昔人」
四個故宮的歷任院長與名人專訪記錄。
借這些與故宮命運深深勾連的人物之口，揭露不為人知的歷史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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