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比較走運，出版了第一本詩集《太陽鳥》，與其稱之為詩集，不如叫詩歌小冊子更準確。薄薄的五十來頁，二十多首。但那年月能出這樣的詩集已很了不起，當時還沒有自費出版一說，並非出版社付不起稿費，而是論資排輩，出詩集似乎是艾青、李瑛那樣卓有影響的“前輩”的榮耀，跟二十多歲的年輕人沒什麼關係。之前之後只有葉延濱、王家新等一些青年詩人也出過這種開本的集子。其實在國外，很多著名詩人一直出版只有二十來首新作的冊頁，只有中國詩人出版詩集以及民刊都愈來愈像買電器，喜歡大型和豪華。
翌年，《太陽鳥》獲了廣西首屆文藝創作“銅鼓獎”。
能碰上這種運氣，起因完全是廣西民族出版社想推出幾個少數民族特別是壯族的青年詩人，覺得需要加入同等數量的漢族作者，這樣我有幸成為非少數民族的第一人選。我於是推薦了林白和李迅。林白那時還用本名林白薇寫詩，開始成為叫林白的小說家還是一年以後的事情。李迅寫詩，而他的小說一起步就有些醒目，才二十一歲處女作就獲了《中國青年》“5.4徵文獎”，同時獲獎的幾個人有韓少功、王安憶、陳村。
上世紀八十年代全國各地都有民間文學小團體，我們那個小圈子也是每週隔三岔五見面，為文學爭吵，互相讀作品，碰上誰家做飯，有什麼就隨便吃點。林和李之外，還有梅帥元和張仁勝。1985年我們整天忙乎於打“百越境界”旗號，主張並身體力行魔幻現實主義加中國尋根再加少數民族地域背景元素的寫作。我和梅帥元執筆寫了一論和再論，在廣西吵得沸沸揚揚，人大複印資料等都轉載了。《上海文學》當時把我們的文章和韓少功的《文學的“根”》、李杭育《理一理我們的"根"》放在一起，儘管他們影響更大，但說實話我並沒有受他們“啟發”，因為我跟他們沒有任何個人聯繫，我寫的也早於他們幾個月發表。只能說是出自生命的敏感。就像這一年前我寫了《走向花山》，後來才看到江河《太陽和他的反光》，尚不知歐陽江河在成都吭哧吭哧寫《懸棺》。
我寫的組詩《紅河的圖騰》作為要目上了《青年文學》1985年3月號封面，可能是當年這家發行六十萬份的期刊唯一的上過封面的詩歌。該組詩後來獲得了“1984—1988青年文學獎”，同一獎項的“牛人”要數史鐵生《我的遙遠的清平灣》和王朔《橡皮人》，但後來沒有舉辦頒獎儀式。拖到九十年代，我還是拿到了獎盃和莊重文先生的一點港幣獎金，獎座據說太重沒人願意幫從北京帶到南寧。
楊克
現在回過頭去看，我才明白當初我在南寧寫詩為何單槍匹馬，不是故意追求“孤獨”，也不是清高，而是確實沒有幾個很能寫詩的。與我來往較多的詩人是吳小軍（無塵）。而寫小說的幾個“狐朋狗黨”甚為了得，李迅把我們主張的小說連續寫上了李陀編的《北京文學》，還有《上海文學》，張仁勝拿了國際青年年小說獎，梅帥元的中篇也出籠了。林白更是屢有斬獲。但最終這一代人的文學還是被歷史無情終結了。九十年代以後，這幾個哥們都不寫小說了，他們跟各省我那批中斷文學寫作的朋友一樣，成了“有錢人”，梅帥元做出品人的《印象劉三姐》被張藝謀演繹在陽朔的山水間，眼下每天都在創造利潤；張仁勝為策劃者之一的“大地飛歌”國際民歌節，也替他掙了銀子；李迅也早就不寫了。只有林白和我一直寫，所以今天被看成小說家和詩人。但我對這種“堅持”並不感到多少驕傲，1990年年頭，《作家》雜誌發表了我《觀察河流的幾種方式》等詩歌，寫還是不寫，在當時對我而言是個問題。
1985年年中，我當上了《廣西文學》詩歌編輯，頭一樁活動就是舉辦全國大學生徵文比賽，這個評獎如今唯一有趣一點的細節是，我上任第一次責編就發了西川“正式出版物”的處女作《鴿子》，他好像念大四了。評委陳建功、王小鷹等都是剛出校門兩三年的著名作家，不開會，初評終評都是從北京上海等地把選票寄過來，也許他們都是寫小說的緣故，初評推選西川一票都沒有，那年月年輕氣盛，我作為編輯個人意見，補進了西川，終評也是同一批評委，西川卻反過來拿了唯一的最高獎。列在小說散文之上。獎金相當於大學畢業生兩個月的工資，對在校生的他而言也算一美事。
西川
或許是源於生命中的藝術直覺，1985年我闖蕩到西南走了一圈，成都、重慶、貴陽如同詩歌聖地。記憶深刻的是被趙野拉到川大旁邊的黑屋子裡，他們吵吵嚷嚷要高舉“第三代”大旗，那個年代這種“非法集會”警察要找你麻煩是不難的。我畢竟是長途坐火車到的，半夜三點實在困得不行，就說我看來當“第二代”算了，獨自爬到床上睡覺，迷迷糊糊聽他們繼續爭吵或互相出主意。幾年後臺灣《創世紀》介紹“朦朧詩”。繼而又推出大陸“第三代”小輯，不僅我在其中，宣稱自己不是第三代的陳東東在其中，海子還在榜首。至今我都不甚清楚“第三代”的確切含義，兩個月前在黃山，“第三代”的發明人趙野說也就是泛指朦朧詩後寫詩的那一撥人吧。成都給我的第二印象是吃，也是剛從校園裡出來的吉狄馬加花了二十八元請我大撮了一頓川菜，這是我吃過的空前當然不是絕後的最貴的飯了，是他大半個月的工資。而他那時連住的固定的床都沒有一張，今天成了我輩詩人最大的官。
吉狄馬加
其實1985年我已經“老江湖”了，跟現在70後80後“大器晚成”不同，“第三代”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十幾二十歲就“冒頭”了的。我不清楚我出任主編的“晨鐘”文學社是不是廣西第一個民間文學社團，但肯定是廣西同時最早的幾個社團之一。因為中國各地只有最早辦民間文學社的才知道最初的民刊很少是紙刊，而是大面積貼到牆上去的。到處都有人來抄，我本人貼在牆的詩就在幾百裡外的另一所學校被大學生集體朗誦。這種牆上民刊因北京“民主牆”的中止才中斷。也編過紙報型的，但被點名批評了。我曾主持了廣西各主要高校學生文學社的聯席會議，打算出一本共同的紙刊，但因為國內大學生聯辦的第一家民刊《這一代》只出一期就被叫停，我們的自然沒問世就夭折了。有的學校參加聯席活動的學生，比如廣西藝術學院，當年度好些人被剝奪評“三好生”資格，原因不是說文學或詩歌，而是跳了“搖擺舞”，也就是迪斯科。因此我很早就明白一個原理，有時打擊一個人的理由。跟端到桌面的那一個也許風馬牛不相及。
因為辦文學社的緣故，我竟然也“混”進了中國現當代詩歌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討論詩歌理論問題的學術會議。那就是1980年的南寧詩會，全稱“中國當代詩歌討論會”。作為大二學生原本無資格與會，我是被抓差去錄音。我記得會上最尖銳的支持朦朧詩的發言是孫紹振先生，可以說振聾發聵。謝冕先生題為《新詩的進步》的發言層次分明，相對用詞比較溫和。但會後謝老師在《光明日報》發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遂有“第一個崛起”。（1995年和孫老師在澳門參加詩會，我還開玩笑說你幹嗎會後不發文章呀）會上具體肯定朦朧詩人作品的，是詩人公劉，他關於顧城的幾首小詩的那篇文章是我根據發言錄音整理的，首發（可能是《當代文學學會會刊》之類）署名楊克根據錄音整理。九十年代中期去三亞參加一個詩會，在飛機上遇到公劉先生，兩人還說起過我學生時代的回憶。
我最早認識的“朦朧詩人”是王小妮，她讀書期間就有此身份了。畢業分配在長影總編室，1983年來南寧組稿，我主要的任務就是幾乎每天轉交一封徐敬亞寄給她的信，這種羅曼蒂克戀愛是受俄羅斯文學影響。後來我還跟她一道去廣西電影廠見了張藝謀、張軍釗，因為她聽說他們拍的《一個和八個》和《黃土地》很了不得。沒上映，想看看。老謀子們說《一個和八個》有幾個鏡頭審片沒通過，陳凱歌正去北京找關係。張藝謀他們比小妮年長，但對“朦朧詩人”很恭敬。大約1984年小妮又來，自治區主席的司機也愛好詩歌，我私下打電話給他，竟能用他的車拉小妮去大學做講座。可見文學暴熱的八十年代，“先鋒詩人”在社會上威望之高。
王小妮
另一個好玩的人是顧城，那時開筆會，二十來歲的，沒有一個人能夠帶夫人，但是顧城每次都帶謝燁，因為他連買個火車票也弄不太明白。顧城跟日常生活有隔膜，會議晚上有卡拉OK什麼的，他覺得受不了，只想鑽到桌子底下去，他似乎只能跑去森林裡面，聽那種諸如鳥的叫聲、樹葉掉下的聲音，螞蟻從地上爬過的聲音。顧城發言時眼睛會翻到上面去看屋頂，不看會場。說“街上走過的女孩像水草，男人都像礦石”，他用這種語言來談詩。我跟他一起在桂林上街，街邊有人賣古錢幣，我過去問，這個多少錢？人家會說二十或三十塊。顧城一問，人家會說，你們買不起的，走吧，就把我們趕走。因為他問的都是比較真的，我問的都是假的。我很奇怪，顧城說他有一個筆記本，寫了厚厚的一本，專門記這些東西。
顧城
我不清楚王小妮還記不記得顧城1986年在灕江遊輪上隨口給我們幾個人朗誦的幾句詩，他說一個詩人，需要一把刀子，切幾片面包。王小妮在船上給了我徐敬亞邀請參加深圳青年報詩歌大展的信，但老徐要求參加者必須有流派和宣言，我那時寫的《現代詩朗誦會》《某某》絕對口語，但我覺得自己沒有流派。“86大展”有其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同時也有好些“流派”和“宣言”是為了參展臨時命名的，這些人之前沒怎麼寫詩，之後也不寫。今天說這些，是讓那些不在場的研究者明白，當時並非真的有如此多的“流派”。
我最後見到顧城是在1986年12月31日召開的“全國青年創作會議”，名曰“第三屆”，第一、二屆是五、六十年開的。在人民大會堂照相前，跟他聊了一會。《詩刊》請參加那個會議的詩人座談了，除了舒婷、楊煉等朦朧詩人，于堅、韓東、唐亞平等“第三代”也參加了，王家新好像還做了大會發言。會外跟唐曉渡去吃涮羊肉，吃了很多。那是我第一次見他，我當初第一次上《詩刊》是他編髮的。那個會議很無聊，變成看電影和聯歡。天很冷，下雪，於是互相打電話，冒充崇拜者來訪，約到樓下去等人。據說賈平凹最慘，等了好久。我也參與了這種把戲，因為被騙在前，幸好只走到電梯口就明白過來了。聽說這一玩笑的“始作俑者”是舒婷和《青年作家》副主編何慧，無從考證。八十年代不僅老百姓，就是一般幹部都是不能乘飛機的，為了避免多事，主辦方要求散會後不要停留在京，特批所有人乘飛機返回。我於是生平第一次飛行。
次年參加了“青春詩會”，凌晨四五點抵達秦皇島火車站，外面黑咕隆咚。在候車大廳等天光。終於瞅到一個模樣有點像詩人的，上前詢問，竟是歐陽江河。說起來《詩選刊》（不是後來河北的，是當時內蒙辦的）上還有詩歌和照片，於是結伴同行，自然被安排“同居”一室。這屆還有西川、陳東東、簡寧、郭力家、張子選、劉虹等。老木作為文藝報記者從頭至尾採訪，《詩刊》來了副主編劉湛秋、編輯王燕生和王家新。歐陽江河有的詩沒能通過，白天參觀完耀華玻璃廠，熬夜另寫，半夜我醒過來，問他搞好沒有，他說好了，這就是《玻璃工廠》。
歐陽江河
詩會上西川提出“知識分子寫作”，幾個人有點結盟的意思。郭力家說：你發言再當龐德秘書總提他語錄我就打你一拳。西川喜歡獨自觀海，張子選容易被湖北來的女詩人邀去談心，我則跟老木、簡寧夜裡去海邊小店吃螃蟹。由此跟簡寧的兄弟情誼持續至今，我前幾個月去北京，都還住他家。多年過後程寶林去美國，往來廣州辦簽證，也都是我張羅住處。十二年後發生“盤峰論劍”，當晚回到北京，在北師大朗誦詩歌出來，到簡寧的黃亭子酒吧，遇到歐陽江河和賈樟柯，跟他們兩個換了兩個地方喝酒到凌晨三點。“論劍”剛發生我們都還能一起泡吧，完全是因為“青春詩會”同室。說明詩人除了所謂詩歌觀念，還有個人交往。生命之樹常綠，理論總是灰色的。
從北戴河回到北京，去謝冕先生家，請他為我的《圖騰的困惑》作序，遇見程文超，謝老師說，這是我帶的第一個博士生，剛來的。於是我和文超到外邊的小店小聚。這個好人，九十年代也到了廣州，正當大好年華，卻被折磨多年的癌症奪去了生命。噫噓！
2007年1月18日於廣州
楊克，著名詩人、作家。著有《楊克的詩》《有關與無關》等11部中文詩集、4部散文隨筆集和1部文集，作品入選國內350餘種詩歌選集，並被翻譯成多種語言，在美、日、韓、西班牙等國家結集出版，主編有《中國新詩年鑑》（1998-2017年度）《朦朧詩選》《給孩子的100首新詩》等。
楊克的散文充滿詩意，《我說出了風的形狀》集中展現了楊克多年來的散文成果，有對文學活動的回憶，有對詩歌藝術的探索，也有自己的文化立場和人生體悟；大到世界文化潮流，小到一個生動的文學關鍵詞，本書所包含的內容廣闊而深厚，讀來趣味盎然。
供稿：北京城市未來文化藝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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