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格格
杨沐声称自己是唱摇滚的，但大家都觉得他歌曲里有民谣的元素。他的声音和咬字很独特，
柯勇说他是汪峰、许巍、李志的混音版。杨沐是湖南娄底人，作为一个生长在秦岭淮河以南的南方人，他有对纬度的悟力，他的两首作品与南方和他后来来到的北方有关。《洞庭往南》以及它的姊妹篇《江南之北》，和声有相同的部分，前者讲家乡，后者其实是在刻画“北方灰黄的四合院胡同里一群倔强的爷们”，听上去的感觉是草木葱郁，阳光强烈，时光飞逝，人类勇敢顽强。
杨沐与匹夫乐队 摄影/李伟
杨沐在自己的歌里夹杂大量的隐喻，“小的时候回忆你是红头白纸旁的一支笔，英雄牌钢笔，指引我去哪里；大点以后觉得你是门口江岸上的两条轨，车轱辘往北，那尽头就是你”，“红头白纸”别有深意，“江南之北”则暗指一个地方，敏感而高压、辉煌与晦暗并存的地方，是内心一直虎视眈眈又无可奈何的一个地方。“孤单浪迹半生我是一个老而不惑江南汉，这一生朝北，却从未找到北。”老而不惑江南汉，一生朝北，却从未找到北，有抵抗，抗争，也有无奈，是杨沐自身经历的写照。
杨沐写自己，“音乐我整整荒废了十年，用那宝贵的十年干了极其庸俗也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而且血本无归的行业。回想那寸草不生的十年和那些吃喝过的酒肉以及蜡像一样的面孔，突然发现此时能安慰那痛惜的心的也只有音乐。”
前一句我不太认同，每一种生活都是经历，后来会转化为共鸣，五味陈杂，杨沐的作品给人的感觉就是五味陈杂，每一种味道都有它直击人心灵的时刻。
杨沐与匹夫乐队 摄影/李伟
柯勇评杨沐，说“八零一代是晚熟的一代，他们没有像九零一代一样依托互联网早早进入现实，理想主义褪去也晚，没有七零后那样手握权势资源，人到中年时，回头发现正陷入一种极为尴尬的境地”，“怀抱理想却又不免向现实低头，渴望爱情却又搞错对象，事业进阶也老没踩到点儿上”，这样的描述有一点黑色幽默，但也确是杨沐、像杨沐一样的八零年代人的人生。
这种经历与感觉被杨沐写进歌里，就是《活着》，“给我一记响亮的嘴巴，让我知道我还活着，别告诉我，算了吧，少年，让我这样再叫你一次”，“不是我不想，不想去挣脱，这生活的锁链，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已注定，要输给这时代”。
杨沐说自己个性拧巴，“情绪容易落差大，激进和颓废时不时的”。
杨沐与匹夫乐队 摄影/李伟
文艺工作者都有个共性，看长相猜不出年龄，脸上一直有天真热诚孩子气，倒不是说长了一张没被生活欺负过的面孔，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是被欺负过了但没认输，倔，犟，不服气。杨沐是这样，他的作品也是这样，歌里憋着一股劲，突然地迸发，有强烈的力量感。人们给他的定位是“摇滚歌手兼民谣歌手”，杨沐说，“我也喜欢弹民谣，但一直弹就会觉得对不起摇滚，于是就又滚回来了。”
《狐狸》传唱度高，讲得是他朋友一段畸形的爱恋，“你也将离去在我放生的田野里”让人想起《小王子》中被驯养的狐狸，“我曾把你像宠物般对待”，但狐狸终究是野生动物，还是要回到荒野世界，缘分终究只是两个世界的偶然碰撞，泡沫破碎，幻影消失，热闹之后是反噬的寂寞。
《愿我们四十岁的时候》里唱，“愿此刻身边陪着你的人和你都共知天命”，与布尔加科夫的那句“谁在爱，谁就应该与他所爱的人分担命运”异曲同工。
最明显区别于某些民谣歌手的是，杨沐的题材广泛，不囿于情爱。杨沐写外公，写父亲，写愤怒与无奈，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的情绪是真的，不悬浮，不为赋新词强说愁。他在编曲中多做尝试，《江南之北》中就融合了地方戏曲的成分。杨沐的现场热烈、激情，煽动力强，不管什么地方、什么场合，朝阳大悦城的单向街书店、宋庄遇见大理音乐现场，甚至是KTV，到他的时刻，到他的场景，周围众人都能打着他的节拍炒一场歌友会。
听过他歌的人都说好听，有时候，太好听了是个贬义词，往往是过于流行或过于油腻的代名词。而杨沐的歌是真好听。不失真诚，既有呐喊又有抒情；不是空洞无物的无病呻吟，几乎每一首歌背后都有来自生活和内心的历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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