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小学二年级语文《打碗碗花》中原有的称谓“外婆”全部改成“姥姥”，引起争议。修改者无非是想规范教科书的日常用语，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多质疑。或许，修改者是北方人，认为“姥姥”称谓比较亲切，倪萍的《姥姥语录》就是范本。质疑者认为“外婆”同样让人感到温馨，歌曲《外婆的澎湖湾》留下满满的亲情。谁是谁非，因人而异，很难判定。汉语的多样性，既要适应口语化的要求，还要表现出各种方言的交融。如此，才能体现大上海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
对于各种方言，要因势利导，已成为公序良俗的事物不妨原封不动的珍存。《打碗碗花》的外婆改成姥姥，接下来，《外婆的澎湖湾》就会变成《姥姥的澎湖湾》，《外婆桥》就会变成《姥姥桥》，童话故事《狼外婆》就会变成《狼姥姥》。鲁迅先生，受外婆家影响很大，《社戏》《祝福》不乏对鲁镇的刻画，如今那里的庭院悬挂着“鲁迅外婆家”的牌子，谁敢改成“鲁迅姥姥家”？鲁迅本家和外婆家，都是大户人家，外婆家门前是小桥流水，后面是半亩花园。如果穷得叮当响只能繁衍闰土，而不可能培养成就伟大鲁迅。
姥姥的称谓已口语化，外婆的称谓也很大众，老外同样明白。瑞典作家的畅销书《外婆的道歉信》内容说7岁爱莎的外婆精灵古怪，总是做一些如今网红才能做出的怪事情（恶作剧）。她会在雪堆里突然出现吓唬邻居，不买票带着爱莎翻墙进入动物园，在阳台上用玩具枪射击推销员……但是，她为了爱莎敢和全世界拼命，是爱莎心目中的超级英雄。不幸，她患了癌症，去世之前要爱莎给邻居和一只爱吃糖果的老狗送道歉信，读信后邻居一边哭一边笑，笑到肚子痛，爱莎也受到教育。无论是外婆还是姥姥，都是母亲的母亲，她们对隔代人浓浓的厚爱其他人难以替代。
《打碗碗花》是一篇童年场景的记叙文，其花朵形状好像喇叭花，一片粉红，露珠滚动，外婆给蹦蹦跳跳的孩子报花名，进行启蒙教育。孩子叫老人家外婆未尝不对，叫姥姥也不可厚非。本来是入乡随俗的事情，改外婆为姥姥纯粹是多此一举。即使是北方人听了“澎湖湾澎湖湾，姥姥的澎湖湾，姥姥拄着拐棍将我手轻轻挽”也很别扭。或者“摇呀摇，摇呀摇，摇到姥姥桥”意思好像一样，但把“摇到外婆桥”独特的意境破坏了，失去南方风味。地域特色使用方言，可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决不能千篇一律运用“公文包”式样枯燥的语言。
诸葛亮与孔明、武松与武二郎、土豆与山药蛋、元宵与汤圆、肺结核与痨病……一人一物多名，需要规范，但不能强求一致。除了语言的丰富性之外，还要照顾人们多年沉淀下来的情感。姥姥也好，外婆也罢，都快乐着你的快乐，幸福着你的幸福。叫外婆叫姥姥，各有各的风俗和习惯，不必强人所难。想一想吧，当她们出现在我们面前，银白的头发，慈祥的容颜，天冷了给我们捂被窝，天热了给我们摇蒲扇，叫我们如何不喜欢？在这篇文章结束之时，上海市教委发表致歉信，将《打碗碗花》中的“姥姥”再改回为“外婆”。改来改去，重新印刷，浪费纸张，教科书也失去了公信力，在少儿面前真的不宜。这里，奉劝某些权威部门要尊重汉文化的多元化与教科书的严肃性，凡事要三思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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