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觀是人們在實踐中探索世間大道,尋求所謂的“天命”，並以此為指導，來進一步認識世界、把握世界的思維模式。《三國演義》天命觀為：“天下大勢分合之變皆因天運循環，天命是王朝昌盛和敗亡與否的主宰者。順天者昌，逆天者亡”。它既印證“朝代更迭,分合天定”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又有對“逆天改命，建功立業”之志的推崇。這表明《三國演義》蘊含著“人事與天命”的矛盾。
“紛紛世事無窮盡，魏滅漢室晉吞曹，天數茫茫不可逃”，此為《三國演義》天命觀的經典之論，它論述核心為:“天賜王朝，天命難違，三國人物的成敗與天下大勢似乎已被天命所註定，非人力所能左右”。此著作以天文乾象、吉凶預兆、星卦謠讖、感應夢幻等內容體現天命文化，併為歷史的走向和人物的吉凶埋下伏筆。
下面，筆者將從兩個方面淺談《三國演義》所蘊含的天命哲學。
《三國演義》以天命觀論述王朝的興亡之道
漢朝的傳國玉璽上鐫刻八個字：“受命於天，既壽永昌”。這在體現“君權神授，天佑大漢”天命文化的同時，更說明:“天命主宰漢室的興亡，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東漢末年，天下為何大亂？客觀的說是由桓靈二帝的昏聵無能、失政失德所致，但《三國演義》側重於記載“災荒、狂風、青蛇、地震、海水泛溢、黑氣飛入溫德殿”等種種不祥之兆。書中還提到“太史令王立仰觀天文，便預言大漢氣數將終，魏晉之地，必有興者。”可見，作者借災異展現神秘的天命，暗示漢朝之衰冥冥中已被註定。
王朝更替皆因天運的循環，只有順應天命，政權才能鞏固。故三國都對外宣稱自己政權“順人應天、上合天意、下合民情”，以此體現“君權神授，天命所歸”，為政權創造合法性，用以鞏固統治。如，董卓廢少帝，立獻帝，策文書“應天順人，麒麟顯世”；曹丕降世，有“青紫色雲，覆於其室”相伴，當他篡漢自立，詔書言“天命不於常，漢室氣數已盡，天之歷數已在曹魏。”且魏國對外宣稱，建國時有“鳳凰來儀，真龍降世”之景；魏國衰敗，則有“陰風滅燈”等凶兆；蜀漢建國之初，劉氏集團也借“天意”宣揚其為正統王朝：諸葛亮時稱：“天與弗取，反受其咎”；劉備登基稱“天命不可以不答”；蜀漢立國，稱有“祥風慶雲”之瑞。
《三國演義》以天命觀暗示英雄人物的命運結局
《三國演義》借用讖語、童謠為人物吉凶或前程埋下伏筆，並以此來體現天命文化。如，“八九年間始欲衰，至十三年無孑遺。最終天命有所歸，溪中蟠龍向天飛”。此歌謠出自玄德馬躍檀溪。水鏡先生以此謠告劉備，而後劉氏集團自應此謠，建立蜀漢政權，成其帝業；《三國演義》引童謠雲：“一鳳並一龍，相將到蜀中。才到半路里，鳳死落坡東。風送雨，雨隨風，隆漢興時蜀道通，蜀道通時只有龍。”此外，“落鳳坡”的地名都在為龐統的隕落做鋪墊；漢獻帝被逼禪位時，即引讖語云：“鬼在邊，委相連；當代漢，無可言。言在東，午在西；兩日並光上下移。”此讖語暗示曹氏集團於許昌行篡漢自立之舉；此外，凶兆暗示三國政要之死。如關羽、張飛被害，劉備行坐不安，甚至夢見關張兩位兄弟，又有“狂風驟起、江河涌動”。
占卜也是天命文化的表現形式之一。三國人物對占卜文化深信不疑，常常會藉助占卜來解釋兆示，預測吉凶。如，新版《三國演義》中“三顧茅廬”的片段，劉備一日佔卜，得上上籤，便知孔明此次必在茅廬中，於是劉備前往隆中，尋得孔明；劉氏集團在征戰長沙時，諸葛亮見“林間青旗飛揚，忽見鳳凰自北南飛”，占卜預測得“長沙郡已入囊中，且得大將”，事實也正如占卜的結果。
三國人物在成敗後對天命常有感嘆。如劉備多次死裡逃生，此為“天佑”；孔明誘司馬懿進，以火焚之，但大雨救司馬懿。孔明感嘆：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天亡吾也，漢室難興”。他深知，北伐實屬“知其不可而為之”，此乃與天相爭之舉。同時，此情節將天命思想推向高潮，使讀者切身體會到“天助仲達，天亡孔明”。
事實上，政權的興衰與人物的吉凶並非真由天命所決定，而是他們將自己在現實中的處境用“天命”加以解釋。
那麼，《三國演義》為何有如此強烈的的天命觀？原因有三：1.董仲舒“天人感應、君權神授”的儒家思想已紮根於中國文人寫作思維模式。2.傳統的志怪傳奇等文藝作品中的情節內容和藝術方法對《三國演義》有重大影響，使其將歷史事件與天命觀相結合，使小說情節更生動。3.民間的“天命觀”的氛圍濃厚，包括三國人物自己也深信天命的力量。因此，作者以天命敘史，符合客觀事實，更順應民間的價值觀。
《三國演義》雖然流露出“人事在天命面前顯得渺小與卑微”的無奈，但它並不鼓勵世人安順於天命。相反，它在宣揚“天命觀”的同時，更歌頌反抗天命之志。三國英雄人物的奮鬥歷程無疑印證這一點，他們用行動逆天改命，將人的主觀能動性體現的淋漓盡致。細讀之、令人讚歎、催人奮起。可見，《三國演義》積澱豐厚的歷史文化底蘊，著實無愧於“第一才子書”之美譽。
玄遠幽蟄，歷史百家爭鳴專欄作者，立志用一生打破命運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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