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观是人们在实践中探索世间大道,寻求所谓的“天命”，并以此为指导，来进一步认识世界、把握世界的思维模式。《三国演义》天命观为：“天下大势分合之变皆因天运循环，天命是王朝昌盛和败亡与否的主宰者。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它既印证“朝代更迭,分合天定”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又有对“逆天改命，建功立业”之志的推崇。这表明《三国演义》蕴含着“人事与天命”的矛盾。
“纷纷世事无穷尽，魏灭汉室晋吞曹，天数茫茫不可逃”，此为《三国演义》天命观的经典之论，它论述核心为:“天赐王朝，天命难违，三国人物的成败与天下大势似乎已被天命所注定，非人力所能左右”。此著作以天文乾象、吉凶预兆、星卦谣谶、感应梦幻等内容体现天命文化，并为历史的走向和人物的吉凶埋下伏笔。
下面，笔者将从两个方面浅谈《三国演义》所蕴含的天命哲学。
《三国演义》以天命观论述王朝的兴亡之道
汉朝的传国玉玺上镌刻八个字：“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这在体现“君权神授，天佑大汉”天命文化的同时，更说明:“天命主宰汉室的兴亡，国家将有失道之败，天乃先出灾异以谴告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东汉末年，天下为何大乱？客观的说是由桓灵二帝的昏聩无能、失政失德所致，但《三国演义》侧重于记载“灾荒、狂风、青蛇、地震、海水泛溢、黑气飞入温德殿”等种种不祥之兆。书中还提到“太史令王立仰观天文，便预言大汉气数将终，魏晋之地，必有兴者。”可见，作者借灾异展现神秘的天命，暗示汉朝之衰冥冥中已被注定。
王朝更替皆因天运的循环，只有顺应天命，政权才能巩固。故三国都对外宣称自己政权“顺人应天、上合天意、下合民情”，以此体现“君权神授，天命所归”，为政权创造合法性，用以巩固统治。如，董卓废少帝，立献帝，策文书“应天顺人，麒麟显世”；曹丕降世，有“青紫色云，覆于其室”相伴，当他篡汉自立，诏书言“天命不于常，汉室气数已尽，天之历数已在曹魏。”且魏国对外宣称，建国时有“凤凰来仪，真龙降世”之景；魏国衰败，则有“阴风灭灯”等凶兆；蜀汉建国之初，刘氏集团也借“天意”宣扬其为正统王朝：诸葛亮时称：“天与弗取，反受其咎”；刘备登基称“天命不可以不答”；蜀汉立国，称有“祥风庆云”之瑞。
《三国演义》以天命观暗示英雄人物的命运结局
《三国演义》借用谶语、童谣为人物吉凶或前程埋下伏笔，并以此来体现天命文化。如，“八九年间始欲衰，至十三年无孑遗。最终天命有所归，溪中蟠龙向天飞”。此歌谣出自玄德马跃檀溪。水镜先生以此谣告刘备，而后刘氏集团自应此谣，建立蜀汉政权，成其帝业；《三国演义》引童谣云：“一凤并一龙，相将到蜀中。才到半路里，凤死落坡东。风送雨，雨随风，隆汉兴时蜀道通，蜀道通时只有龙。”此外，“落凤坡”的地名都在为庞统的陨落做铺垫；汉献帝被逼禅位时，即引谶语云：“鬼在边，委相连；当代汉，无可言。言在东，午在西；两日并光上下移。”此谶语暗示曹氏集团于许昌行篡汉自立之举；此外，凶兆暗示三国政要之死。如关羽、张飞被害，刘备行坐不安，甚至梦见关张两位兄弟，又有“狂风骤起、江河涌动”。
占卜也是天命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三国人物对占卜文化深信不疑，常常会借助占卜来解释兆示，预测吉凶。如，新版《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的片段，刘备一日占卜，得上上签，便知孔明此次必在茅庐中，于是刘备前往隆中，寻得孔明；刘氏集团在征战长沙时，诸葛亮见“林间青旗飞扬，忽见凤凰自北南飞”，占卜预测得“长沙郡已入囊中，且得大将”，事实也正如占卜的结果。
三国人物在成败后对天命常有感叹。如刘备多次死里逃生，此为“天佑”；孔明诱司马懿进，以火焚之，但大雨救司马懿。孔明感叹：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死生有命，不可得而禳也。天亡吾也，汉室难兴”。他深知，北伐实属“知其不可而为之”，此乃与天相争之举。同时，此情节将天命思想推向高潮，使读者切身体会到“天助仲达，天亡孔明”。
事实上，政权的兴衰与人物的吉凶并非真由天命所决定，而是他们将自己在现实中的处境用“天命”加以解释。
那么，《三国演义》为何有如此强烈的的天命观？原因有三：1.董仲舒“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儒家思想已扎根于中国文人写作思维模式。2.传统的志怪传奇等文艺作品中的情节内容和艺术方法对《三国演义》有重大影响，使其将历史事件与天命观相结合，使小说情节更生动。3.民间的“天命观”的氛围浓厚，包括三国人物自己也深信天命的力量。因此，作者以天命叙史，符合客观事实，更顺应民间的价值观。
《三国演义》虽然流露出“人事在天命面前显得渺小与卑微”的无奈，但它并不鼓励世人安顺于天命。相反，它在宣扬“天命观”的同时，更歌颂反抗天命之志。三国英雄人物的奋斗历程无疑印证这一点，他们用行动逆天改命，将人的主观能动性体现的淋漓尽致。细读之、令人赞叹、催人奋起。可见，《三国演义》积淀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着实无愧于“第一才子书”之美誉。
玄远幽蛰，历史百家争鸣专栏作者，立志用一生打破命运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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