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日，一位美國老人的辭世，引發了國內外考古收藏界的關注。
這個老人就是有“中國古董教父”之稱收藏家安思遠（Robert Hatfield Ellworth)。
安思遠的收藏範圍非常廣，包括從上古青銅器、碑帖、明清傢俱、中國近現代書畫到東南亞藝術，但最大的建樹還是收藏明代黃花梨傢俱，因此被稱為“明朝之王”。
曾於2011年赴美登門採訪安思遠的上海第一財經頻道製片人項立平回憶，“安思遠的家猶如一個東方藝術的殿堂，房間每一處都佈置著各種東方文物”。
8月5日晚，資深藝術品市場顧問梁曉新發布微信朋友圈，認為安思遠的離世代表“西方收藏中國藝術的時代即將結束”。
梁曉新特別提到：“多數中國人認識安思遠源自兩件國寶級作品：五代彩繪浮雕武士石刻和北宋拓《淳化閣帖》祖刻本4卷”。
五代彩繪浮雕武士石刻是安思遠在港澳地區購買的，2000年，他發現這是一件被盜文物，於是主動與中國政府取得聯繫，並迅速無償捐贈中國政府，後來這尊國寶級石雕被陳列在中國國家博物館。
對於北宋拓《淳化閣帖》祖刻本4卷，其中經歷的故事頗為曲折。
《淳化閣帖》乃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彙集各家書法墨跡的法帖。
什麼叫所法帖？
即通過雙鉤描摹，將古代著名書法家的墨跡刻在石板或木板上，再拓印裝訂成帖。
北宋淳化三年（992年），宋太宗趙光義令出內府所藏曆代墨跡，命翰林侍書王著，甄選、編次摹勒上石于禁內，故名《淳化閣帖》（又名《淳化秘閣法帖》，簡稱《閣帖》），共十卷。
第一卷為歷代帝王書，二、三、四卷為歷代名臣書，第五卷是諸家古法帖，六、七、八卷為王羲之書，九、十卷為王獻之書，共四百二十帖。
不難看出，《淳化閣帖》收錄了中國先秦至隋唐一千多年的書法墨跡，因此被後世譽為中國法帖之冠和“叢帖始祖”。
《淳化閣帖》一出，不但開啟了官刻叢帖之端、確立了王羲之的“書聖”地位，更是主宰了中國書法的發展方向。
元趙孟頫《松雪齋文集•閣帖跋》記：“淳化中，詔翰林侍書王著，以所購書，由三代至唐，釐為十卷，摹刻秘閣。賜宗室、大臣人一本，遇大臣進二府輒墨本賜焉。後乃止不賜，故世尤貴之。”
宋太宗曾將《淳化閣帖》拓本分賜給親王大臣，但不久就停止賞賜，故此帖在當時已經非常珍貴、難得。
宋仁宗慶曆年間，宮中意外失火，拓印《淳化閣帖》的全部棗木原版不幸慘遭焚燬，因而初期的拓本就被視為珍寶，價值連城。
甚至，有人認為，《淳化閣帖》祖刻拓本已經無存於世了。
於是，南宋時刊刻於泉州的泉州本《宋拓淳化閣帖》被奉為絕世珍寶。
由於泉州本《宋拓淳化閣帖》的主持人為莊夏，故又稱“莊夏刻本”。
民間對“泉州帖”附會了許多傳奇說法。
按照明代陳懋仁《泉南雜誌》的說法，是南宋末帝趙昺在元軍攻入臨安時，不忘攜“閣帖”石刻出逃，後埋於泉州。該石刻雖湮沒地下，仍“時出光怪”，以致“櫪馬驚怖”，因而得以發掘出來重見天日，稱“馬蹄真跡帖”。
該說法雖然離奇，但專家考證，“泉州帖”為《淳化閣帖》祖本的早期翻刻本那是沒有任何疑義的。
時至今日，傳世“莊夏刻本”僅存兩部，分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和上海圖書館。
刊刻於南宋的泉州本已是如此珍稀寶貴，則祖刻拓本的價值就不言而喻了。
儘管很多人認為，世間已經沒有《淳化閣帖》祖刻拓本了，但還有一些專家、學者不死心，苦苦追尋。
上海博物館首任館長徐森玉在上世紀五十年代起就開始多方探尋《淳化閣帖》祖刻拓本的去向了。
《淳化閣帖》祖刻拓本流傳有序，脈絡分明。
原為南宋王淮、賈似道等收藏，元朝被大畫家趙孟頫收藏，入清為諸多大收藏家孫承澤、安歧、李宗瀚、李瑞清等遞藏。
現上海博物館館長陳燮君說，曾有人報料，稱世上尚存有一部完整的北宋祖刻《淳化閣帖》，其中9卷藏於美國華盛頓弗利爾博物館，1卷藏於上海圖書館。但副館長汪汪慶正經過反覆查證研究，發現這10卷《淳化閣帖》不是最早北宋的祖刻拓本，而是南宋紹興國子監刻本，是根據祖刻本翻刻的，時間上還是比祖本晚了100多年。
《淳化閣帖》祖刻拓本是不是真的絕跡於世了呢？
完整的《淳化閣帖》祖刻拓本應該是沒有了，但上世紀八十年代，有殘本4卷出現在香港的一次藝術品拍賣會上，當時的出價是30萬美元。
上海博物館當時拿不出這樣一筆鉅款，汪慶正不斷勸說一位香港藏家將之買下，以使寶貝留在中國人手中。
但是，財大氣粗的美國人安思遠一下子就把寶貝攬走了。
中國近代書法界的泰斗人物啟功先生知道此事，痛心得幾乎嘔血，他說：“我不見真本，死不瞑目！”
為此，從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中期長達十年的時間裡，啟功先生通過北京故宮博物院聯繫安思遠，誠邀其攜祖刻《閣帖》帶到北京進行特別展覽。
1996年，安思遠終於應邀前來，一時間，中國書法界引為盛事。
安思遠的《淳化閣帖》雖然只有四、六、七、八這四卷殘本，但其是目前公認僅存的祖刻拓本的孤本，而六、七、八卷又是書聖王羲之書法，無疑是世上珍稀的無價之寶。
1996年9月10日，《淳化閣帖》祖刻拓本及安思遠收藏的其他碑帖珍品一併在故宮博物院開幕展出。
啟功先生和故宮博物院的保管部副主任梁金生等人都興奮莫名，但一想到月底展出結束，安思遠還是要帶著《淳化閣帖》祖刻拓本離開的，心裡就被貓撓一樣，極其難受。
有沒有辦法讓安思遠把閣帖留下來？
大家殫精竭慮，苦思冥想，卻計無所出。
9月27日，在首都機場航站樓，時任國家文物局外事處主任王立梅為安思遠送行，憋了許久，看著寶貝即將登機，再也忍不住，衝口而出，問安思遠：“閣下是否有意出售《淳化閣帖》？”
安思遠狡黠地笑了，說：“《淳化閣帖》絕不出售，若用故宮的朝珠等珠寶來換是可以的。”
啊？！這安思遠的機心好重，原來，他也覬覦著故宮的珠寶呢。
實際上，安思遠無兒無女，其本身已有海量財富，對錢的興趣並不濃厚，另外對中國書法也一無所知，根本就是門外漢，能滿足他需求的，就是故宮的珠寶古玩。
但是，故宮的珠寶古玩又不屬於王立梅的，她哪作得了主？只好回答，此事必須向博物院彙報再作答覆。
安思遠因此歡快地說：“在未收到文物局的信函前，我絕對不處理淳化閣帖。”
聽了王立梅的彙報，故宮專門召開了討論會。
換不換，拿什麼換？
有人說拿重複的藏品換，有人主張用九龍壁的瓷器換，還有人希望做工作，讓安思遠捐贈。
也有人不同意換：“我們不能心存僥倖。一般的東西交換，他不幹，好東西換走了，咱們也沒有了，那怎麼行？”
啟功先生對此不置可否，梁金生卻是堅決反對交換的。
梁金生說，我注意到安思遠手上的那枚翠戒成色極好，那是“宮裡也沒幾件兒”的好東西。由此可知，用一般之物交換，安思遠一定看不上。況且，“他那兒是藏品，咱們這兒也是藏品，他那兒重要，咱們這兒就不重要了嗎？”
此前，梁金生還專門把故宮庫藏的珍寶類文物1120件，各類朝珠247件挨個兒整理了一遍。他的最後結論就是：“博物院是以文物為其生存的根本。”因此，以文物換文物，“不可取”。
不換？那就這麼眼睜睜地看著寶貝孤懸於海外嗎？
不！梁金生斬釘截鐵地說，我們買。
買？一方面，故宮的文物徵集費有限，而且，這一年初夏，梁金生代表故宮購入一副清宮舊藏的元代法書，是500萬的價格，分三次付，這會兒還沒付清呢。另一方面，安思遠已明確表示“賣是不可能賣的，這輩子都不可能賣”，那我們怎麼買？
梁金生說，錢的方面可以慢慢想辦法，至於安思遠賣與不賣的態度，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有條件要買，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買，發揮軟磨硬泡精神，一定會成功。
事實證明，梁金生的想法是完全正確的。
從1996年開始，到2003年，中國方面不斷派人向安思遠進行軟磨硬泡。
2003年4月，還是王立梅出面與安思遠進行洽談，安思遠感動於故宮方面的誠意，而且自己也已年近垂暮，去日無多，終於答應以450萬美元進行轉讓。
安思遠非常大方地說，美國大都會博物館、比利時的博物館、日本的藏家以及中國的拍賣行等都想要這一個《閣帖》的，出價遠高於450萬美元，但是，《淳化閣帖》是中國的寶物，還是讓它迴歸故里吧。
王立梅回國後回憶，安思遠的家幾乎是座博物館，“地上鋪的是中國清代有瑞龍圖案的宮廷地毯，唐代石刻思惟菩薩坐在依牆的條几上，色彩鮮活的元代道教壁畫嵌在牆上，長條茶几上是東漢一組青銅車馬，唐代陶俑靜靜立在門旁，明清繪畫隨處可見”。
安思遠自己也一再強調：“我或許不是最偉大的亞洲藝術品商，但一定是最富有的。”安思遠這樣評說自己，除了富可敵國的藏品，更多的可能在強調他內心的富足。
無論怎麼說，450萬美元還是一個天價。
最後是上海博物館湊足了這筆數，終於喜迎國寶迴歸。
“我們為什麼要花450萬美元買這4卷東西回來？”汪慶正解釋說：“現在國內各種版本的《淳化閣帖》，都是真正《淳化閣帖》的子子孫孫。如果這世上有一套完整的北宋祖刻本的《淳化閣帖》，那麼，我們花450萬美元買那4卷東西回來就不值，但是沒有！”
汪慶正還說：“在唐太宗的時候，王羲之的書法有3000卷，到了宋太宗時只有160件，今天全世界真真假假的王羲之（其實都是摹本）加到一起，僅有20件。可見中國文物流失之快。如今一個雍正粉彩花瓶都可以賣到4000多萬元港幣。這4卷《淳化閣帖》是中國帖學的祖宗，其歷史價值、文化藝術內涵遠勝那4000萬的雍正花瓶。如果不買回來，那麼中國帖學之祖就不在中國。”
《淳化閣帖》祖刻拓本回來了，安思遠也成為了中國的好朋友，這之後，他每次來中國，都會收穫一片讚譽聲，並得到了中國人的熱烈歡迎。
陪伴安思遠度過他生命最後的是他的日本管家，那是他最信賴和愛戴的人。
安思遠沒有子女，很早就立有遺囑，籌劃著在死後將自己的東西拍賣出去，他還經常告訴別人，最後一件拍品肯定將是他手上戴的這個完美無瑕的翡翠戒指——這也是梁金生曾驚豔的戒指。
然而，安思遠的這枚翡翠戒指最後並未上拍，而是送給了這位日夜陪伴他的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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