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一場新的冒險總是最令人愉快的—你不知道要去往何處，會覓到何物，這將會非常激動人心。而本次冒險要從7年前說起。
我家在法國南部，距離阿爾勒50英里，阿爾勒市因遺存的古羅馬遺蹟和梵高在19世紀80年代末曾在這裡居住而聞名。正是在阿爾勒，發生了廣為人知的梵高割耳事件。我常常與朋友或家人拜訪這座小城，在這裡，到處有導遊向一群群聽得入迷的遊客講述這位瘋狂的荷蘭藝術家的傳奇故事。這樣的奇聞逸事令人百聽不厭。就我所知，鮮有當地人真正諳熟梵高的生平故事，許多細節被加工誇大了，有些故事甚至純粹是捏造出來的。隨著梵高聲名鵲起，該市有了許多機會。一家當地酒吧的招牌掛了六十多年，驕傲地宣稱這裡就是“梵高畫中的咖啡館”。世界上最老的女人，一個阿爾勒人，宣稱她是最後一個“擁有”文森特·梵高的人，從而使她生命的最後階段充滿了趣味。甚至關於梵高“耳朵”的故事也有了當地特色：鬥牛士在獲勝後會把牛耳朵割下送給女士，所以梵高把他的耳朵給了一個姑娘—這成為關於梵高傳奇的種種假說中的一個。梵高割耳的故事可能是所有藝術家中最著名的一樁奇事，後世也據此對梵高的性格及其藝術作品做出論斷。如果我們對梵高多次記錄在冊的精神崩潰不甚瞭解，就無從聆聽他畫作中傳遞給我們的點滴心聲。然而割耳故事本身仍是謎團重重。
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館是全世界對梵高各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地，它是這樣描述那個事件的：“1888年12月23日晚，梵高經受了一次嚴重的精神崩潰。結果他割下了他左耳的一部分，送給一個妓女。第二天警察在家中發現了他，並把他送進醫院。”
梵高在阿爾勒一定發生了什麼事，這事令他的繪畫成就達到最高境界，但也將他推入絕望的深淵。我想，終有一天我會將1888年12月的那個夜晚所發生的一切弄個水落石出。
由於一個偶然的原因，三十多年前我搬到了普羅旺斯居住。本來只是去探望一位兄長的，最後就在這裡住下了。因為對法語幾乎一無所知，我頻頻調換工作，漸漸我的法語能力有所提高。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日子過得挺艱難，直到十多年後，我終於有了一份穩定的工作。我的生活慢慢開始安定下來；我搬到一個小村莊，適時地買了一棟房子。某天，我突然意識到我在法國居住的時間已經遠遠超過在故鄉的時間。儘管生活如此安穩，我卻並不感到滿足。在新環境裡工作和生活帶來的那種挑戰—和刺激—已經很久不見了。年復一年，我對日常的生活漸漸失去了激情。然後，命運出現了轉折。我的大姐過世了，自己也生了一場病。辭去工作後，我有了許多空閒時間。我小的時候就熱衷於解謎遊戲，於是，我頓時有了打發時間的絕佳方案：探究梵高的故事，弄明白在1888年12月的命定之日裡究竟發生了什麼。
蟄居在家，去不了圖書館或檔案館，我就利用家裡現有的藝術書籍，並在網上做些搜索。我重讀了梵高博物館的介紹，立刻就產生了一個疑問。“割下了他左耳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和很多人一樣，我一直以為梵高割下了整隻耳朵。這種印象從何而來？那個妓女是誰？梵高為什麼送她這麼一件血淋淋的禮物？梵高怎麼會在1888年2月滿懷激情和期許來到阿爾勒，卻在不到兩年半後自殺了？
不久，我就整理出了梵高在阿爾勒生活的時間線。然而，當我瞭解的越多，疑問就越大。起先只是一些小問題，我以為這些疑問只是人們的誤解或是對當地人來說不合邏輯的小細節，但隨著我的調查愈加深入，前後矛盾的事情就越發困擾著我。例如，梵高顯然是從巴黎坐火車南下的，卻在距離他原來目的地整整10英里遠的小城就下了車—要是他揹著沉重的行李和全部畫具，他為什麼要這麼做？早就有幾代專家學者從方方面面研究了這位藝術家的生平，我很難相信我是第一個注意到這些矛盾之處的人。或許這些對其他人來說只是些無足輕重的細節，並不能引起他們的興趣或產生什麼至關重要的影響，但是我開始懷疑—如果連這些小細節都遭到誤解，那是不是還會有別的什麼也是錯誤的。而最讓我關心的問題，就是眾所周知的耳朵的故事。
文森特·梵高熱衷於書信往來，除了畫作外，我們對他生活的瞭解大多來源於他自己的筆下，儘管他沒有在信件中直接寫下割耳的事。1888年12月23日當夜的真相撲朔迷離。能夠解答這些問題並掌握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證據的人，是當時與梵高同住在一起的法國藝術家保羅·高更（Paul Gauguin）。但其實，高更給了這個謎團兩套說辭，一個是在事件之後很快就給出的，另一個則是在多年之後。很快我就發現，極少有確鑿的證據證明那一晚究竟發生了什麼。我們對這次事件的主要認知，來源於兩張肖像畫和一篇新聞報道：
《共和黨人論壇報》，1888年12月30日，星期天
本地新聞：阿爾勒
上週日晚間11點半，荷蘭畫家文森特·沃高出現在“妓院1號”，要找某個叫拉謝爾（Rachel）的人，把他的耳朵……遞給她，還對她說：“好好收著。”然後就消失了。
關於這件事的報道在此戛然而止，這真是奇怪。19世紀的報紙充斥著平民的日常瑣事：錢包丟了，晾衣繩上的亞麻布被偷走了，耳環找到了，當地人酗酒被抓了。即便文森特在1888年還是個名不見經傳的畫家，我還是想不通為什麼阿爾勒的其他報紙都沒有報道這一奇怪的事件。
我是出於偶然才開始進行這項調查的。正巧當時一些梵高的信件新近公之於眾，在網上也能閱讀到。以前，他生活中那些不太光鮮的部分—例如他常常光顧妓院—在早期公開的信件，尤其是翻譯成其他文字的信件中被掩蓋了起來。如今，近800封信已經公開，為人們瞭解這一傳奇人物的生平和創造力提供了非常寶貴的機會。其中數量最多、收信人最為親密的是梵高寄給他弟弟提奧（Theo）的信。其中許多信是在兩人身處兩地的時候寫的，尤其是在梵高1888年2月搬到阿爾勒之後。這些信以獨特的角度記錄了梵高到達阿爾勒後的生活和他在這裡結交的朋友。讀著這些信件，我走進了他的世界，分享著他的激情與憂傷，仔細關注著他完成一幅幅偉大的傑作。那些在往後的時光裡，每當我產生疑問，我便回去重讀梵高自己寫下的那些話語。
我決定一切調查從頭開始。重新翻檢別人花費數年時間研究梵高的成果，總是感覺有些奇怪。到底還能找到哪些別人尚未發現或反駁過的東西呢？此刻，我心裡沒底。但是我想自己去尋找答案。如果我想要有什麼新的發現，就應當去探索別人尚未涉獵的領域。我決定在這次研究中儘可能多地利用第一手的材料，希望能全憑自己描繪出梵高及其在阿爾勒生活的圖景。這將是我的冒險、我的發現，或許也會更有樂趣。
我對這一地區及其風土人情非常瞭解。和梵高一樣，我也來自北歐，遷居南歐。我也是一個外來者，不得不面對許多困擾、偏見和傲慢—這些也是他在19世紀80年代遇到的問題。這種對本地的熟悉，對我的研究來說至關重要，並提供了許多無價的真知灼見。法國是一個區域特徵顯著的國家：幾個世紀以來，每個地區都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生活方式、美食、地貌、語言和文化。普羅旺斯有種獨特的氣質。一個巴黎人和一個阿爾勒人完全不同，今天如此，19世紀末也是如此。巴黎人在法國是出了名的持重、自負；而普羅旺斯人則精力充沛，至少表面上和你親密無間。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一旦你被當地人接納，他們就會盡全力幫你，不過被他們接納可能要花上好多年。總之，法國南方人都是抱團的，對那些“外地佬”（estrangers）天生有種防範心理。“外地佬”是普羅旺斯的一種說法，要比字面上的“外國人”（foreigner）有著更深的含義。它被用來指代那些與你不是同族、同宗教或背景相近的人。廣義來說，叫別人“外地佬”意味著這個人不太可信；今天是這樣，一百年前則尤甚。
我的計劃一開始是對1888年12月23日發生的事進行法證調查。這麼做似乎是非常符合邏輯的，我想象自己就是當時的阿爾勒警察局局長約瑟夫·多納諾。他將引領著我。我們有共同之處：這位警察局局長1888年初來到阿爾勒，他必須一點點了解這裡的人文、地理、風俗，就像我要了解梵高在這裡的生活一樣。阿爾勒是最適合作為起點的地方，因此我給阿爾勒市檔案館寫信，預約查閱檔案。在一個清冽的冬日，我開始了一百多次阿爾勒之旅中的第一次。
市檔案館坐落於舊公共醫院的小禮拜堂裡，那也是阿爾勒唯一留存至今的梵高曾生活於其間的建築。小禮拜堂的中庭有一個花園，如今這裡一直都種植著各種植物，以便使之與梵高描述的“滿目鮮花和春日綠景”相仿。穿過簡樸的石門，進入繁花與灌木之間，實在是非常迷人。在清晨，沿著二樓的陽臺走向正南面市政檔案館的沉重胡桃木門，這條路線對而今的我來說已經再熟悉不過了。那一刻是祥和平靜的，我對當天可能會有的新發現懷著希望和憧憬。擰開熟鐵製的門把手，老門發出很響的“咔嗒”聲，宣佈著新訪客的到來。幾乎沒什麼人抬頭，每個人都伏案凝神，沉浸在他們的研究中。房間裡非常安靜，只能聽見落滿灰塵的紙頁被翻動的沙沙聲。
儘管我得到了檔案館工作人員的好心接待和幫助，但是我的第一次拜訪令人沮喪。我拿到了檔案館裡梵高的全部記錄。在想象中，我將面對幾大盒堆得高高的檔案，要逐個翻閱。然而我卻只拿到了幾張從1889年開始的記錄，彷彿梵高從未在阿爾勒居住過一樣。沒有關於割耳一事的警方報告，沒有目擊者證詞，沒有患者入院記錄，沒有旅店入住記錄，沒有梵高租房的證明。在阿爾勒認識梵高的人也沒有寫下他們對梵高的回憶。在這個浸淫於官僚體制和繁文縟節的國度裡—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體會，發生了割掉耳朵的事件，卻沒有背景調查和細節，真是令人吃驚。太匪夷所思了。
2000多年前由羅馬人建立的阿爾勒是法國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對這個相對較小的城市來說，阿爾勒檔案館的館藏倒是極其豐富，最早的檔案可以追溯到12世紀。在其悠久的歷史畫卷中，梵高僅僅是微不足道的片段。這裡的檔案如此之多，以至於還沒有電子存檔，所以我在第一天翻閱了老式的檔案卡片，慢慢熟悉了這種歸檔系統。由於缺乏現成的材料，我想我只能深入挖掘，並試圖通過迂迴的路徑發現一些信息。梵高在阿爾勒居住的時間是1888年2月20日至1889年5月8日，所以我調取了最接近這一時間段的人口普查數據，看看能否找到什麼線索。人口普查在1886年和1891年都進行過，但是我只拿到了1886年的數據。我向工作人員詢問在哪裡能找到1891年的數據，檔案館館長西爾維·雷布蒂尼（Sylvie Rebuttini）告訴我她從未在阿爾勒看到這份資料。我在那天找到了各種信息，但我只能猜測哪些在今後有用。在這麼少的材料中，任何東西都可能是重要的。查閱一遍人口普查中的人名後，我發現19世紀80年代在阿爾勒工作的妓女會被標註“FS”，那是fille soumise的縮寫，意思是“被控制的女孩”。考慮到在梵高的故事中有一名叫作拉謝爾的妓女，我想這次調查可能會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我開始編寫一份從事這類職業的女孩和妓院老闆的名錄，這些妓院老闆在人口記錄中被寫作“賣檸檬水的”（limonadiers）。這雅稱讓我樂不可支。
無論我多麼熱衷於這些細節，一個更大的問題越發凸顯出來。我對於1888年的阿爾勒究竟是什麼樣子一無所知。不僅因為梵高所居住的區域與現在的城市甚少相似，更因為新街的名字和大規模的戰後建設計劃使之更加撲朔迷離，難以識別。我不是唯一遇到這個問題的研究者。2001年，有人繪製了一張平面地圖，描繪了梵高居住的市區部分，但是缺少細節。假如我要描繪出當梵高邁下火車後第一眼看到的19世紀80年代的阿爾勒，我需要知道得更多。我的第一項任務就是去了解阿爾勒為什麼以及怎樣發生瞭如此巨大的變化。
序章
1
《小馬賽人報》，188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
阿爾勒地方新聞：和煦的天氣彷彿特別青睞平安夜，連下四天的大雨完全止住，每個人都盼望著跑出屋外，去快活一番，或是履行他們的宗教義務。大街上熙熙攘攘，教堂裡的人更多，到處是一派安靜祥和的景象。凌晨五點完成巡邏的警察，在街上沒碰到一例酗酒的案子。
1888 年 12 月 24 日清晨，當警察局長約瑟夫·多納諾坐下來喝當天的第一杯咖啡時，外面的天色還很暗。這是他一天中最喜歡的時間。警局已開始了一天的忙碌。從他的窗戶看出去，視線落在庭院裡，他目送騎著馬的巡邏隊和城警出發巡邏。前幾天持續的降雨讓城市變得荒涼而尤為寂靜，但是週一的破曉時分卻是晴朗和煦的。幾小時後，他們就將坐下來享用大餐。這是聖誕假期的完美開端。
在警察局長的胡桃木桌上擺著前夜送來的文件，待他查閱。除了一些日常的爭吵和家庭糾紛外，一份報告尤為矚目。就在 12月 23 日週日午夜前，布·阿爾勒街上發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這條街位於紅燈區的中心，街上的 12 棟房子不是妓院，就是妓女的宿舍。當約瑟夫·多納諾開始看報告時，他檢查了那個和報告一起交上來的、雜亂地包在報紙裡的小包裹。前一晚發生在阿爾勒的事情是那麼不同尋常，又毫無頭緒，所有與此事件有關的人至死都會記得這一天。
大約在晚間 11 點 45 分，一名執勤的地方警察被叫到一間官方登記的妓院 — 妓院1號，位於城牆內格雷希路與布·阿爾勒街的夾角處。那裡發生了一場騷亂，一個男人涉事其中，還有一位姑娘暈倒了。那人就住在警察局對面，所以警察局長叫他的助手派人趕去那人的住所。大約在早上 7 點 15 分，一名憲兵被派了過去。
房子沿街的那一面朝東，建築物這一邊照得到冬日的第一道陽光。沿街的窗戶沒有百葉窗，黎明破曉後，憲兵透過窗戶看向屋內，家裡似乎沒有人。一樓的房間裡只有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和幾個畫架。一開始，似乎一切都很正常。然而，當晨光漸亮後，憲兵注意到地上丟著一堆髒布條，牆上濺到了深色的斑斑點點。他回到上級那裡，彙報了他的發現。
警察局長剛到阿爾勒就任沒多久，這位矮小、敦實的 45 歲科西嘉人就贏得了誠實與公正的好名聲。約瑟夫·多納諾仔細聆聽了年輕警察的話，讓他離開了。他靠在椅背上，瞥了一眼桌上用報紙包著的小包裹。這起特別的事件引起了他的關注。他戴上圓頂禮帽，拿起柺杖，離開了辦公室，和兩名憲兵一起去往街對面的拉馬丁（Lamartine）廣場 2 號。
當他到達事發現場時，一小群當地人已經聚集在那裡，早晨的空氣中充斥著八卦與好奇。警察們打開了門，房間裡死一般寂靜。他們一進門就聞到一種刺鼻的氣味 — 油畫顏料和松節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這間房間既用作廚房，又是畫家的畫室：房間一側有五顏六色的畫布重疊著倚靠在牆上，畫刷插在罐子裡，用了一半的油畫顏料管，染著油彩的布條，還有靠在畫架上的一面大鏡子；另一側是上面放著搪瓷咖啡壺的爐灶，便宜的陶器，煙管，散落的菸草，還有窗臺上燃盡了的油燈，彷彿在等著什麼人可能在夜裡晚歸。雖然房間裡安裝了煤氣燈，但是半夜裡全城都熄燈了。這個地方仍然有著夜間的昏暗氣氛，畫架的影子投射在紅磚地上。
這個房間完全是雜亂無章的，滿地都是沾滿深褐色汙跡的碎布條。赤紅色的地磚上有著更多的深色痕跡，有一道點點滴滴的痕跡通往開向門廊的藍木門。門廊有一扇棕色的前門，通向狹窄的樓梯。在早上，只有從樓上的大窗中透過百葉窗照射下來的一小束光照亮樓梯井。扶著金屬製的扶手，多納諾局長攀上了樓梯。牆上濺上了鏽跡斑斑的顏色，就好像有人將一支沾滿油彩的畫筆不小心掉落在了地上。樓梯的頂部只有一條通往右手邊的通道。警察局長拉開門，進入了一間狹窄的、閣樓一樣的、籠罩在黑暗中的房間。
他命令一名憲兵打開窗戶，光線透過沿街的窗戶湧進了臥室。門後有一張用廉價松木製成的雙人床。角落裡的桌上有一個臉盆和水壺，桌子上方的牆上掛著一面剃鬚鏡。牆上有些油畫：幾幅是肖像畫，還有一幅是風景畫。和樓下的房間不同，這裡並沒有雜亂的跡象。在半掀開的寢具下方有一個人，以胎兒的姿勢躺著，腿蜷縮著靠近胸口，頭倒向一邊，臉被一堆碎布包裹起來。床墊被深深地浸染了，大片大片的血印在那個人枕著的枕頭上。當地的報紙後來稱，這個受害者已經“沒有生命跡象”了。
約瑟夫·多納諾穿過房間，打開通向相連的客房的門。房間裡的椅子上，有一個半拉開的大號旅行袋，彷彿客人即將離開。牆上掛著幾幅亮黃色調的油畫，讓處在深冬季節的房間明亮了不少。藍色的毯子、鼓起的枕頭還有摺疊整齊的白色床單顯示出前一夜床上並沒有人睡過。 局長向同行的警察使了個眼色，表示他們已經看得夠多了，便拉開門，走過那具“屍體”，下樓離去。在這座小小的、寧靜的城裡，一樁罪案的新聞就此傳開。
在平安夜當天早晨 8 點左右，幾乎就是約瑟夫·多納諾在黃房子裡調查客房的時候，有人看到一名儀表堂堂的中年男子穿過公園。他穿著一件長款的羊毛外套，有著紳士的舉止與優雅。當他大步走過騎兵門和公共花園時，他聽到不遠處傳來嘈雜的聲音。向著那個方向越走越近，聲音也變得更加清晰。當到達拉馬丁廣場和那棟他與畫家朋友共同居住的小房子時，他看到路邊聚集了一大群人。
對警察局長而言，這是個一目瞭然的案件。看到現場後 —染血的布條、濺血的牆、一具屍體和失蹤的房客 — 他能得出的結論只有一個：那個古怪的紅頭髮畫家被謀殺了。約瑟夫·多納諾都不用去找那個犯人，因為他的運氣很好，要找的人正穿過廣場徑直走來。在 1888 年明朗的平安夜當天清晨剛剛到達黃房子的藝術家保羅·高更，就因謀殺文森特·梵高的罪名被逮捕了。
尾聲
11 月末或 12 月初，白晝變短，田野上第一場霜凍降了下來，普羅旺斯立刻展現出一幅繁忙的景象。收穫橄欖的季節開始了。1889 年末，梵高開始畫當地橄欖園中枝幹扭曲的橄欖樹。經過修剪之後“燕子可以在枝丫間飛過”的橄欖樹，是普羅旺斯風景的一部分。採摘工作是勞動密集型的，體力消耗極大 — 11 到 13 磅橄欖才能榨一升橄欖油 — 不過這項冬日裡的愉快儀式，自古以來歷經千年未變。雖然很多人會用耙子和網兜來收集橄欖，但我更喜歡徒手採摘，小心翼翼又靈巧地在樹枝間穿梭忙活。眼看著樹枝上一個橄欖也不剩了，但一陣風吹過，突然又顯露出一片甘美的綠珍珠的藏身之處，彷彿是銀色樹葉間藏匿的小小鳥蛋。一個橄欖幾乎沒什麼用，但成百上千個聚集起來，就能榨出“液體黃金”橄欖油。
採摘橄欖與我在本書中進行的研究有許多相似之處。《梵高的耳朵》有一些重要的發現 — 關於耳朵、“蕾切爾”和請願書 —但也有許多細微的、似乎沒有關聯的細節，當它們組合在一起時，就能更細緻入微地展現梵高在阿爾勒的故事。這是一項緩慢而系統的工程：在檔案館中翻閱，從各個角度研究故事，不間斷地從我能找到的、包括梵高畫作在內的每個地方一點一滴地收集故事。
當我開始進行這項研究時，我的目標僅僅是瞭解梵高人生中的一小段情節 — 這段情節確定了他在大眾面前的形象，同時也是梵高神話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些諷刺的是，雖然歐文·斯通的材料幫助我回答了最初的問題，但他本身對於那個傳奇故事的形成也負有責任。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館前任收藏部主任寫道：“在塑造文森特·梵高廣為流傳的傳奇故事的過程中，《渴望生活》一書要比其他任何一本書都更有用。”《渴望生活》將梵高的生平浪漫化和小說化，已經深入人心，被大眾當作事實來接受了。我如今才意識到，很多年來我對梵高的理解幾乎都沒有脫離歐文·斯通塑造後又經好萊塢誇張的那個形象：一個粗鄙的、精力充沛的酒鬼，一個在女人、酒精和精神病刺激下迸發出創造力的人。我曾為自己接受有關 1888 年 12 月 23 日命定之夜片面的公眾觀點而沾沾自喜，而不是試圖理解他的精神狀態，或是研究到底是什麼迫使他採取令人震驚的自殘行為。我以非常狹隘的視角去分析他的作品，看不到他作品中絢麗、耀眼的色彩，對其作品中不斷運用此種筆法無動於衷。我被這種表象迷惑了：一個盛名加身、無人超越的梵高 — 文森特的傳奇 — 那個“瘋了”的畫家。
當我開始這項研究時，我才發現自己在幾十年中都沒有好好看過文森特·梵高的作品，這多少是因為他太過知名。這份名氣不僅僅只停留在藝術圈裡。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館每年有超過 160萬參觀者，使得那裡成為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十大博物館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個為某個畫家所建的博物館。梵高是棵搖錢樹（我的一個朋友最近送給我一雙印有梵高《耳朵上綁繃帶叼菸斗的自畫像》的襪子）。所有這些冰箱貼、茶巾、雨傘和筆記本都幫了倒忙：過高的知名度有時反而會弱化他的形象，模糊真實的他以及他創作的動機。
如今，我以不同的視角看待他，更深的瞭解帶來的是真正的欣賞和尊重。同樣，我也用全新的眼光來看待阿爾勒了，用梵高那犀利的視角來觀察那些人、那些景。我無從知曉我是如何被他的世界和那裡的居民吸引過去的。一開始，他們只是一些在 19 世紀的紙頁上難以辨認的名字，後來漸漸成為故事中真實的人物。一個多世紀前留在畫布上的面容，如今對我來說是那麼熟悉，彷彿我真的認識他們一樣。這些人不再是住在某個法國小鎮的隨處可見的人，他們是梵高著意挑選用來作畫的人，對他而言有著獨特的意義。
人們幾乎總是在“瘋狂”的前提下評判梵高和他的作品。如此簡單地理解他的作品是非常草率的，事實絕對要微妙得多。梵高無疑患有嚴重的精神疾病，但他並非總處在癲狂中。他時而清晰、時而癲狂的精神疾病對他的作品有著影響。他的許多作品都堪稱傑作，但並非所有作品都是。正如他告訴提奧的，梵高自己其實很清楚這一點。在完成了他認為是最佳作品之一的《盛開的杏樹》之後，第二天他就“畫得一塌糊塗”，他因無法控制自己精神狀態對造力的影響而感到沮喪。在 19 世紀，精神病的治療手段少之又少，梵高能夠創造出那麼多作品已屬不易。
拿歷史去附會傳奇故事，要比揭露歷史真相容易得多。如果我們一直都以“瘋狂”的角度來理解他的藝術，那我們也只關注了他人生中精神病發作的那段時光。然而當我開始這項研究後，我漸漸意識到，我對梵高和他疾病的簡單認識並非事實的真想。梵高達到藝術創造的巔峰並非僅僅因其糟糕的精神健康。
至於那封請願書，根本不是舉城民眾一致同意，急切地要把一個精神病人從家中趕走。那不過是兩個勾結起來的朋友動用他們的關係，綁架少數街坊的情有可原的恐懼心理。文森特·梵高從來都沒有不由自主地幹壞事，如果他真的對人們造成了威脅，警方早就會採取行動。他是平靜而自願地進入精神病院的。高更也並非一個懦夫，捏造了在阿爾勒的事實之後，飛也似的逃回了巴黎。其實，他不過是發現自己與一個幾乎不熟的人共同居住在黃房子裡，而那個人正經歷一場極為嚴重、無法預測的精神崩潰，高更把那些細節詳盡地記在了他的筆記本中。他對事態的發展是無能為力的。在公園裡遭到剃刀威脅之後終於心力交瘁的高更丟下了梵高，也丟下了他想在南方建立工作室的夢想 — 一個更為不堪的人或許早就逃得遠遠的了。
所有這些關鍵點都被誤讀了。最大的扭曲是割耳事件本身。雷伊醫生那張被遺忘在一家美國檔案館裡的素描，使得人們終於能夠理解梵高究竟做了什麼。拿著一把能割開喉嚨的長柄剃刀，對著鏡子割下身體的一部分，想想這個畫面就讓人不寒而慄。那些血淋淋的場面 — 身陷危機之中的梵高絕望地扯著布條，拿毛巾試圖止住不斷流淌的鮮血 — 頓時變得無比真實。
梵高過於敏感，有時甚至失去了理性。但在他看似衝動的行為背後，總存在一種有破綻的邏輯，在割下耳朵的那一晚尤為如此。他在 1888 年 12 月 23 日的行為並非一種完全偶發的自殘行為 — 割下耳朵，清洗，用報紙包好，帶著它在城裡穿梭 — 這一系列行為都是深思熟慮又頭腦清醒的。“蕾切爾”並不是我一開始以為的妓女。“蕾切爾”，或者說加布裡埃爾，是一個年輕、柔弱的女子，她靠努力工作換取薪水。她在最低賤的場所 — 妓院 —做著夜間清潔工作時，梵高曾仔細觀察過她。加布裡埃爾的大傷口清晰可見，深深地刺痛了梵高的心靈。就像他年輕時做實習牧師的時候把衣服送給窮人、睡在地板上一樣，就像他由於無法接受自己成為弟弟的負擔而決意自殺一樣，梵高在那晚把耳朵送給加布裡埃爾並不是為了嚇唬她，而是給她送去救贖。這當然是一種不理智的行為，甚至在布·阿爾勒街妓院 1 號的門邊把那個姑娘嚇得不輕，但對梵高而言，這是一個私人的、親密的禮物，他想通過這個禮物減輕她的痛苦。這一行為向我們傳達了太多被我們忽視的梵高心底無私的本性 — 這是善良、敏感和極具同情心之人的一種行為。梵高成為了“文森特先生”，一個滿懷同情心的個
體，他是吉努一家、魯蘭一家及其他許許多多住在拉馬丁廣場的人所認識和喜歡的人。
在那麼多年以後，我終於意識到，在研究開始之前，我對文森特·梵高在阿爾勒期間發生的種種事件的認識全是錯誤的。梵高有過危機，但是從他的油畫、友誼和書信表達出來的，遠不止他自己的哀痛與苦難，他的創作永不止息。他的世界廣袤無比。
荷蘭梵高博物館官方認證，英國BBC製作同名紀錄片；
從一個疑點開始，歷時七年深度調查，還原真實的梵高；
如果以推理小說的視角去看“梵高割耳”事件，真相將會如何……
【基本信息】
書名：《梵高的耳朵：一個真實的故事》
著者：[英] 貝爾納黛特·墨菲
叢書名：未讀·藝術家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裝幀: 平裝
出版日期: 2018年2月
書號：978-7-5596-1259-5
定價：75.00元
被誤解幾乎是每一位超前於時代的天才的宿命。與如今大眾文化偶像的地位不同，在梵高所生活的時代，真正理解他、尊敬他的人寥寥無幾。沉默和孤獨是他的底色。在阿爾勒的一年，是他人生中極為高產的一段時期，可同樣是在這一年，他的靈魂備受折磨，先是割去耳朵，而後生命走向終結。《梵高的耳朵》以長達7年的深度調查，逐漸還原出梵高在阿爾勒所生活環境的真實圖景。一位特立獨行的藝術家，如何與他所處的社會碰撞和連結，又如何為身邊人所看待？《梵高的耳朵》以一個普通人的視角，展現這位傳奇藝術家豐富而真實的心靈世界。 ——本書編輯 任菲
1. 荷蘭梵高博物館官方認證，BBC製作同名紀錄片：荷蘭梵高博物館作為國際上極有威望的梵高研究中心，肯定了作者的研究成果，並將作者找到的關鍵證據舉辦個展展覽。BBC於2016年播出同名紀錄片The Mystery of Van Gogh's Ear；
2. 作者調查過程歷時7年，深入阿爾勒一百餘次，建立起梵高生活當時的阿爾勒逾15000人的居民檔案，全書664條註釋註明資料來源，句句有出處。根據資料中的蛛絲馬跡逐漸拼湊出事件真相，還原出一個被造神運動遮蔽的、真實的梵高；
3. 作者的調查結果打破了大眾對梵高的固有印象，騰訊文化、搜狐歷史、華夏收藏、《中國商報》、界面等國內媒體紛紛報道本書；
4. 如果以推理小說的視角去看“梵高的耳朵”事件，真相將會如何？將“梵高割耳”事件當作一件疑案，不斷蒐集被遺漏的關鍵線索，有某種抽絲剝繭、逐步發現真相的閱讀快感：是什麼促使梵高割下了耳朵？為何高更曾因“涉嫌謀殺梵高”而被逮捕？為何梵高的鄰居會發起請願送他去精神病院？
5. 收錄珍貴歷史老照片，包括梵高割耳當日收治他的醫師所畫梵高耳朵速寫、梵高之家“黃房子”被炸燬之前的樣子、阿爾勒市民要求送梵高去精神病院的請願書等。
在阿爾勒的那個深夜，梵高割掉耳朵的那一天，究竟發生了什麼？這是在法國南部長大，從小就經常造訪阿爾勒的貝爾納黛特·墨菲一直所困惑的問題。被梵高贈與耳朵的神秘女子Rachel究竟是誰？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這位偉大藝術家的怪異舉動？為何高更說自己曾因涉嫌謀殺梵高被捕？梵高在1888年2月滿懷激情和期許來到阿爾勒，卻何以在不到兩年半後自殺？在歷經幾代的造神運動之後，墨菲致力於挖掘出已成定論的歷史背後的真相，以長達七年的深度田野調查，大量事發當時的一手資料，建立起15000多位阿爾勒居民檔案庫，還原出一個不同於大眾印象中的、真實的梵高。
貝爾納黛特·墨菲出生於英國，曾在倫敦學習藝術史。成年後，她在法國南部生活了很長一段時間，從事過多種行業。由於家鄉距因梵高而名聲大噪的阿爾勒只有50英里，從小她就經常造訪此地，聽導遊講過無數次梵高的傳奇故事。但她發現，這些故事中很多細節經不起推敲，甚至純屬捏造。機緣巧合之下，她決心再次前往阿爾勒展開調查。在七年間，她先後一百多次前往阿爾，以法證調查般的嚴謹、細緻，尋找事件發生時代的一手資料，尋訪事件當事人的後代，逐漸拼湊出梵高及其所生活環境的真實圖景，以及“梵高割耳”事件背後的真相，從而帶我們走進這位偉大藝術家真實的心靈世界。
【媒體評論】
《梵高的耳朵》一書是作者伯爾納黛特·墨菲長達7年的研究成果，這部引人入勝的作品比梵高的耳朵更吸引人。梵高的精神錯亂對他的傳記來說至關重要，而這也是梵高博物館第一次把它作為整個展覽的焦點。這個結果揭示了文森特的心理，以及他的心理狀態對他藝術創作的影響。——華夏收藏
墨菲的調查結果非常激動人心，為梵高人生中的重大轉折事件增添了許多耐人尋味的有趣細節。——《泰晤士報》
梵高在阿爾勒度過了苦悶而靈感勃發的旅居生涯。從沒有人將這一時期他身邊人們的群像描繪得如此細緻。——《電訊報》
這本書有推理小說般的節奏。墨菲重塑了梵高在逐漸脫離現實之際，所發生的令人痛心的戲劇性事件，為之注入新的血液。——《每日郵報》
掃碼折扣購書，瞭解梵高割耳背後的故事↓↓↓↓
↓↓↓↓↓↓閱讀更多 美術史知識大全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