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鬥,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猝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這就是蘇軾在《留侯論》中，對秦楚之際大政治家張良的精彩評價。
人們都認為張良是劉邦的謀士，但在我看來，張良只不過借用劉邦的力量來達到自己推翻暴秦為韓報仇的目的罷了。
和劉邦手下其他能人不同，他與劉邦並不是明顯的主從關係，而更像是一種合作關係。甚至，他比劉邦還高一級，他是繼孟子之後，又一位自稱“王者師”的人物。
張良與項羽的出身相似，都是六國貴族後裔。按照《史記》的記載，張良的祖父和父親在韓國連做了五代國相，是正兒八經的官三代。可惜到了張良這一代，這位世家子弟還未來得及做國相，韓國就被強秦的士卒攻破了。張良從童年便開始立志要滅秦興韓，於是他開始深居簡出，韜光養晦。但精光內斂，血性卻依然，一團和氣之下，是藏不住的殺氣。
有一句話說得好：一個人，二十歲左右若無血性，將註定沒有出息。而到了三十歲以後仍只有血性而無深思熟慮的頭腦，同樣會沒有出息。
其實，張良和項羽一樣，都是血性之人。項羽的血性見之於外在的張狂，是無堅不摧，是無敵不克。張良的血性蘊之於內心的果狠，是指揮調倪，是指顧從容。但兩者事實上並無本質的不同。
三十歲的張良，用博浪沙的“孤注一擲”證明了他的血性。之後，他用潛居下邳的十年，磨礪自身的頭腦。他在暗處成長，磨練著那份獨屬於他的天才，而這過程，也正是時機一步步成熟的過程。而這也正是他比西楚霸王強出來的地方之所在。
四十歲重新出山的張良，不再是一個不計後果，只圖逞一時之快的俠士，而成為一位真正意義上的“王者師”。他習慣於在幕後——他曾經指使力士用鐵椎擲擊秦皇，現在他又借劉邦之力，來完成他的復仇大業。從某種意義上講，劉邦和那位力士一樣，都是他的一具傀偏，是他這位棋手，棋盤上的一枚棋子。
張良選擇輔佐劉邦，其實內心並不情願。劉邦與張良和項羽不同，劉邦在戰國時期，一無所有，所以，秦滅六國，他無所失。相反，在秦朝時，他的日子過得倒不錯：做個亭長，遊手好閒，不事生產，悠哉遊哉的過著小日子。他與秦朝，並無個人的那種刻骨銘心的仇恨。所以他在整個反秦過程中，能平和，能較從容地行事，較寬容地待人，從而，反倒顯示出一種較雍容的氣度。但這種粉飾出來的氣度，並不能折服有著大智大勇的張良。
張良選擇輔佐劉邦，完全是屬於被項羽逼著向其開炮！
滅秦之後，張良勸說劉邦退居巴蜀，做一個富家翁。他幫助這個以前的無賴成為一方諸侯，已經仁至義盡，不欠什麼了。這時候的他，想做的是回到韓國，像他的祖父、父親一樣，輔佐他的韓國君王，做韓國的國相。
但是，好大喜功，毫無政治頭腦的項羽，卻在這個時候，以韓王在滅秦戰爭中無功，而廢掉了他的王位，並繼而殺掉了韓王。這就讓張良出離的憤怒，本來已經熄滅掉的鬥志，重新煥發了生機。與童年立志滅掉亡韓的秦國一樣，他有了新的奮鬥目標——滅掉項羽！
劉邦後來談到他能戰勝項羽的原因，提到了三個人，第一個就是張良。劉邦奪取了天下，張良為故國報了仇，兩人可謂皆大歡喜，兩人的合作到此也算有了一個良好的結局。
可是初得天下的劉邦才走完他政治生涯的前半程，他還要為如何坐穩這天下而操心，但復仇成功的張良則已經萬事大吉。因此在漢初百廢待興的時期，在蕭何、陳平諸人繼續為新王朝彈精蠍慮的時候，張良就淡然隱退，“學辟穀，學道引，欲輕舉”去了。而這也可見，張良並不是劉邦的忠心擁躉，而只是一個政治上的高明合夥人。
可以說，隨著項羽兵敗垓下，復仇者張良也就功成身退，結束了自己的歷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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