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藝術上的高下，是一輩子說不清的，也無此必要。但兩人性格的差異，卻是非常顯明。杜甫比較沉著穩健，腳下踏的是堅實泥土，眼睛看的是望得見的現實，李白的心靈卻長上翅膀，隨時都想向外飛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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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個例，他的參加永王李璘幕府，雖然他自己說是出於脅迫，恐也含有士為知己的自願成分，只是沒想到會鬧到這樣嚴重，如果換了杜甫，就未必有此膽量。他一生的目的就是“葵藿傾太陽”，老老實實忠君到底，值得肯定的“忠君”。
李白生於武后長安元年（701），比杜甫大十一歲。這個時代是出詩人的時代，王維就和李白同年出生（一說王維生於698），大約在次年，高適也出世了。這時的士大夫雖然常常會遭到放逐，放逐完畢，卻也有漫遊以至漂泊的自由。天寶三載（744），李白脫身長安的宮禁，漫遊之餘，到了洛陽，就此第一次和杜甫相見。這時李白已經寫了不少名篇，對杜甫來說，多少算是個前輩。杜甫第一首寫給李白的詩為五古的《贈李白》。他們的共同感受是憎厭世俗的機巧勢利，厭腥羶而愛服青精飯（青精飯：道教的一種飯，據道教書籍記載，服食青精飯有長生不老的功效），一種道家認為可以延年的乾飯。後來又一同去求仙訪道，也許是受李白的影響。這在唐代，等於現代還有人相信人體的“特異功能”。有些人體確是有特異功能的，我說的是那種像有妖怪鑽在裡面的“功能”。
杜甫單獨贈李白的詩一共是九題十首，但不包括只在詩中帶到兩句的如《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飲中八仙歌》等。李白則很少。就詩中表現的情感看，杜甫寫的要深摯些。但無論杜贈李或李贈杜，含義都非常明白，並無曲筆，用不著去作索隱式的辯證。不想因為杜詩《春日憶李白》中有“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和“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句，李白的《戲贈杜甫》中有“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句，就引起後人的紛紛議論。有的說，這是在暗示李白不要侷限於庾信、鮑照，而應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末句的“細”字更是大做文章，說這是在說李詩粗疏不縝密，即指出他的不足之處，希望以後在“細”字上下功夫。也真可謂瞽說（瞽gǔ說：胡說，瞎說）了。前人已多有辯駁，此處不再徵引正反兩方面的資料，卻略有一些補充的意見。
如果只能用兩個字來形容李詩的風格特徵，那麼，用“清新”和“俊逸”還是恰當的，而對庾鮑的風格大致也適用。其次，現代的讀者眼福勝過唐人，單說唐、宋兩代，我們就隨便可以閱讀李杜、王孟、元白、韓柳、蘇黃、陸範等名家的作品。杜甫是唐代中葉的人，唐詩是從六朝詩發展過來。他要舉前代名家的榜樣，也只能舉些庾鮑、陰何、二謝之類。李白的《白紵辭》，即有用鮑照《代白紵曲》句意處。其中還有個陶淵明，但若以陶詩比擬李詩，又嫌不相協調。我們試再以謝靈運、謝朓為例，他們在文學史上自有一定的地位，有些山水田園詩也常有好句，但如果生在盛唐，充其量只能列入第二流，一個王維就可壓倒二謝。這當然由於時代的限制，不能孤立地來評比。杜甫自己在《解悶二十首》中也說“熟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我們看看陰何之詩，實在不過爾爾，但在杜甫那個時代，他舉陰何、庾鮑等，便是最高的典範了，也即朱鶴齡所謂“蓋舉生平所最慕者以相方也”。質言之，杜甫以庾鮑來比李詩，雖含友誼上的揄揚，卻完全從推崇他的善意出發，沒有絲毫“微詞”用意。至於那個“細”字，更明白如話，用現代漢語說，便是詳談。如此而已。李白之贈杜甫，開宗明義就說“戲贈”，詩中的“頭戴笠子日卓午”，也可能有玩笑性的土裡土氣之意，正見得李對杜的托熟，但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八，卻說“苦之一辭，譏其困琱鐫也”。真是從何說起。李詩原意，也是明明白白，意為杜甫這樣清瘦，想必因為作詩作得太辛苦了。豈有他哉。杜甫自己寫的《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有“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句，仇注引趙大綱雲：“裴之瘦貌，雖由耽詩所致，然於故舊交情亦太疏矣。”也是同一用意，杜詩的前一句正可為李詩作註腳。
上述杜甫有關李白的十首詩中，最精彩的自是聞李白流放後所作的五首，即佔半數。在此之前，雖也時雜感慨，感情卻是愉快的、明朗的，可是在《夢李白》等五首中，痛苦、憂鬱和恐懼卻代替了愉快和明朗，就像一個戲劇家本來想把現實中一對情侶的美滿生活用喜劇形式結束，後來忽然聽到由於天災人禍的折磨迫使他們生離死別，喜劇立即成為大悲劇，劇中的人物要求作者用最沉痛的感情來體現他們的命運和性格，用最飽滿的筆鋒來凝聚他們的淚水。作者和客體關係改變了，作品的感情基調也起了本質性的變化。同時，越是抒情效果強烈的作品，它的美學效果也越強。一切不朽的抒情作品只能由生活裡的最真實感情來決定，由它自身的素質來決定。
當杜甫寫《夢李白》時，李白並沒有死，而且在放還途中，杜甫也是將信將疑，死只是從最壞方面一種設想。讀者如非事先明白本事，似也看不出杜詩是在寫死李白還是活李白。作者杜甫、夢中李白和詩的讀者的意識和聲容，就是在這樣一種迷離惝恍的信息中活動著。王嗣奭（王嗣奭shì，明代文學家） 《杜臆》所謂“亦幻亦真，亦信亦疑，恍惚沉吟，此長惻惻實景”，也使人想起韓愈《祭十二郎文》中的“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的話。杜詩中說的夢境，實際上當然不可能有這樣完整的、清晰的夢，當然加入詩人虛構的因素，在整體上說，它比創作前容納更多更美更有邏輯性的東西，有意識的活動超過了夢中無意識的偶然因素。夢中的李白形象並不是一覺醒來立即捕獲的，而是經過詩人緊張的構思之後才成型的。一切萬口傳誦的傑作，都是詩人寫到最後一個字時才像十月懷胎似的終於使生命來到人間。
詩中的蛟龍和《天末懷李白》中的魑魅，都是和李白的對立力量。善不能和善對立，必須通過惡的陪襯，善才能激發人們的正義，才能使詩人自己的傾向性不是硬緊塞給讀者。在這兩首詩中，李白已經不是一個單獨性的形象，不僅僅是詩人所深念的摯友，而是悲劇人物的化身，因而對他的憐惜和同情也不僅僅限於詩人個人了。
杜甫懷念李白的最後一首是《不見》。從內容看，他似乎已經知道故人無恙，因而盼望有一天能到廬山來讀書。詩中有這樣兩句話：“國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所謂殺，只是極言當時對李白排擠打擊的厲害，並非真要殺他。唐室雖是封建王朝，對有影響的士大夫還是不敢隨便殺的，即使仍是李林甫、楊國忠當權，也不敢殺李白那樣士大夫。李白如可殺，王維早就殺了。可是在《李白與杜甫》中卻這樣說：“但他（指杜甫）只憐李白的才，而不能辨李白的冤；在他看來，李白仍然犯了大罪，非真狂而是‘佯狂’，應該殺而可以不殺，如此而已。”
杜甫雖已入地下，蒼天尚在上頭。杜詩的《天末懷李白》就明說“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從杜甫這三首詩看，他才是李白的死生知己。
再就當時安史之亂爆發後的大局來說，當務之急是力求國家的安定統一，不能再有戰亂分裂局面。李白參加李璘幕府，不管動機如何，在李璘失敗後，他因而被流放和受到一些譴責，從當時朝廷綱紀來說，也不能說是錯誤，何況後來還是赦釋了他。杜甫是個正統思想極重的人，他對李璘的起兵自然是反對的，對李白的獲譴卻極為同情，併為他申冤。即使說只是出於憐才，但對人才能如此愛惜也談何容易。他的《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盧世傕（盧世傕1588-1653，清詩人，我國杜詩學的奠基者之一）甚至說是“天壤間維持公道，保護元氣文字”。反過來也見得盧氏對杜甫的公道。我對盧世傕生平不熟悉，他這兩句話也是從仇註上看到，卻於此不能無敬意。
©本文選自金性堯《爐邊詩話》，原文標題《李白與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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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性堯 [出版社]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文史大家金性堯經典“說詩”力作
從先秦到晚清，妙筆縱橫兩千年
©內容簡介： 這是文史大家金性堯寫於上世紀80年代的一部解讀古詩的集子，寫在冬天，室內有一隻取暖的爐子，故為此名。頗有於爐邊取暖不拘一格閒話之味。作品收錄數50餘篇作者談詩之作，從《詩經》一直談到清末的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金性堯以研究唐、宋詩見長，故能見人所未見，言人所未言也；故爾出版家鍾叔河評之為“別開生面”。金性堯論詩論人，皆能以理智與同情之態度進入古人的世界，文字平淡自然，洗盡浮躁與火氣，清涼自生。
©作者簡介：金性堯，筆名文載道，別號星屋，浙江定海（今屬舟山市）人。作家、文史學者、資深出版人。青年時代曾主編《魯迅風》《蕭蕭》《文史》等雜誌。上世紀七十年代後任職於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生筆耕不輟。文學作品有《星屋小文》《風土小記》《文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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