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太經濟時報
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將會遇到高速增長階段未曾遇到的挑戰。推動高質量發展，要堅持問題導向制定對策，最根本的是要形成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的體制環境。本文選自《亞太經濟時報》2018年6月28日第四版。
“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黨的十九大對中國經濟發展作出的一個重大判斷。
關於經濟發展質量，從經濟學意義看，在微觀層面，主要是指產品和服務的質量；在中觀層面，主要指產業和區域發展質量；在宏觀層面，主要指國民經濟整體質量和效率，通常可以用全要素生產率來衡量。
從投入產出關係來看，高質量發展指的是投入少、產出多、效益好的發展。
要完成三個轉型
一是要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改革開放後的經濟發展是從短缺經濟開始起步的，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就是填補“數量缺口”。現在很多領域都出現了產能過剩。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任務是填補“質量缺口”，增強發展的質量優勢。
二是要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傳統制造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基本結束了。未來產業發展主要不是靠規模擴張，而是產業價值鏈和產品附加值的提升。要完成這個轉型，就要推動要素在行業內、企業間的自由流動，實現要素再配置，這種再配置對體制環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是要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要素的數量紅利，無論勞動力、資源還是土地，都正在消失。現在面臨的最大“瓶頸”是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的不足，這與高速增長時期遇到的“電力瓶頸”“能源瓶頸”“交通瓶頸”是不同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要推動經濟發展的“三大變革”，從根本上就是要突破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的“瓶頸”，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正處在轉變攻關期
一是攻克轉變發展方式的關口。我國發展方式的基本特徵就是投資拉動，而投資拉動的空間正在明顯收窄，主要原因是投資邊際效率的下降。2008年以後，從增量資本產出比來看，每新增一個單位GDP所需投入在逐年上升，帶來的後果就是槓桿率的攀升。過去幾年我國的槓桿率上升速度比較快，這也是金融風險不斷積累的一個根源性因素。
二是攻克優化經濟結構的關口。過去的結構調整主要依託增量產能擴張，特別是工業產能擴張，而這種擴張現在越來越受到產能過剩的約束。未來的結構優化將表現出與高速增長時期不同的特點，要素在行業內、企業間自由流動，依靠市場機制優化結構成為一個主要形態。
三是攻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口。隨著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土地、資源供需形勢變化，生態環境約束強化，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的條件正在發生明顯變化。提高要素生產率，將是攻克這個關口的重要條件。
高質量發展要適合中國的發展階段和基本國情。不能簡單地以成熟經濟體的“標準結構”作為參照依據，還要充分考慮中國的大國特徵、結構快速變動期和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特點。要實現高質量發展，最根本途徑還在於深化改革，增強經濟的活力、創新力和競爭力。
目前階段具有的有利條件
一是經濟結構出現重大變化，為高質量發展創造了基礎條件。過去五年，消費貢獻率由54.9%提高到58.8%，服務業比重從45.3%上升到51.6%，大大增強了經濟運行的穩定性。
二是中等收入群體不斷擴大，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大市場驅動力。我國已形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等收入群體，將推動我國成為全球最大、成長性最強的市場，而且這個群體的消費結構正在轉向高端化、個性化、服務化，這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強大動力。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為高質量發展開闢了有效途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效地增強了市場配置資源功能，特別是在存量資源配置上。
四是科技創新和技術擴散進入活躍期，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技術支撐。2017年我國的研發強度為2.15%，移動支付、電子商務、共享單車等新興業態躋身世界前列，為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條件。
五是全球價值鏈佈局的變化，為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機遇。近年來，全球性跨國公司主要是依託美歐的服務業價值鏈和東亞的製造業價值鏈這兩大區域價值鏈的佈局。我國在全球價值鏈的地位上升，這為提升產業國際競爭力、推動製造業轉型升級創造了機會。
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十大對策
一是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倒逼企業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公平競爭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條件。這就需要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進一步打破行政性壟斷，防止市場壟斷。
二是推進體制機制創新，推動經濟增長從依靠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要把創新擺在高質量發展的核心位置，增強創新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
三是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加快人力資本積累。人才是發展的第一資源。加大人力資本投資，釋放人才紅利，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條件。要推動城鄉義務教育一體化發展，加大勞動力的職業技術培訓，促進高等教育提高質量，積極探索創新型人才培養和成長機制。
四是優化區域空間結構，提高資源的空間配置效率。充分利用高鐵建設帶來的有利條件，促進形成網絡化區域發展格局。積極發展城市群和大都市圈，強化城市群內部和城市群之間的快速高效連接。創新城市建設的投融資機制，進一步提高投資效率。
五是增進社會流動性，進一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創造更加公平的受教育機會。打破地域、戶籍、行業、編制、社會保障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構建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
六是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深化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實現城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完善農民閒置宅基地和閒置農房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
七是解決突出環境問題，有效應對汙染排放峰值期的環境挑戰。要求建立最嚴格的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優化組織體系，提高專業性和監管能力，完善環境監管問責機制。
八是健全風險管控體制，有效防範化解積累的風險。要強化金融監管機構職能，加快金融機構公司治理改革，加強金融監管能力建設，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九是進一步擴大開放，提升國際競爭力。加強與國際通行經貿規則對接，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全面放開一般製造業，放寬服務業外資准入限制，改善外商企業營商環境，推動對外開放邁出更大步伐。
王一鳴小傳
王一鳴，男，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生導師、中國人民大學兼職教授，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理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區域經濟學會副理事長。兼任若干地方政府顧問。1989年畢業於南開大學，獲經濟學博士學位，畢業後長期在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工作。1993-1994年歐盟中歐研究中心和比利時老魯汶大學應用經濟系訪問學者。主要研究領域為宏觀經濟和區域經濟，主要著作有：《建立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研究》、《知識經濟與中國經濟發展》、《中國區域經濟政策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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