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人類文明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進入文明社會(國家)的重要標誌之一。在中國古代，城市作為一個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交通條件是城市興起最重要的要素。淮安位於淮河下游(跨古淮河兩岸)，全境屬於黃淮、江淮沖積平原，地勢低窪，河湖密佈，被譽為飄在水上的城市。淮安的城市發展和隋唐大運河的貫通密不可分，隋唐大運河的貫通對淮安城市的繁榮產生了巨大而直接的影響。淮安在隋唐大運河貫通前只是普通的軍事城市，隋唐大運河貫通後，給淮安城市發展帶來多種有利因素，淮安境內的楚州和泗州迅速成為大運河干線上的要津和漕運中樞城市。城市功能的疊加和城市地位的提高，使淮安在唐宋時輝煌一時，由此帶來淮安城市發展的第一次大繁榮。北宋滅亡以後，由於南北對峙，淮安失去運河要津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隋唐大運河的貫通對淮安城市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淮安伴隨著運河的繁榮而繁榮，也伴隨著運河的衰落而衰落。
一、隋唐大運河貫通前的淮安
古淮安大地不僅地勢低平，河流密佈，而且土壤肥沃，草木豐盛，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大約在4萬年以前，淮安大地上就有了下草灣新人文化遺址。距今六七千年前，在今淮安區的青蓮崗等地，形成了人口眾多、規模較大的母系氏族公社，被命名為“青蓮崗文化”。稍後的夏商周時期，淮安是淮夷、徐戎的活動範圍。春秋時期的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邗溝，溝通江、淮，為南北方經濟和文化交流提供了便利條件，邗溝入淮處末口即在淮安市區。淮安也成為中國大運河的發源地之一。
戰國到兩漢時期，在現今的淮安市境內興起了淮陰城、泗口鎮和北辰鎮等幾座比較著名的城鎮，同為南達長江、北達河濟、西出中原之控扼要津，其中淮陰故城最為繁榮，為淮水、泗水下游地區的經濟和文化中心。1978年，在淮陰故城以東數里的高莊戰國墓中，出土了大型銅飾馬車，從其製作之精美分析，墓主人生前地位很高，應為王侯。同時可知，這一帶在戰國時期就有相當寬闊的馳道，是舟車通達的重要都會。秦王朝統一中國後，又以這裡作為淮陰縣的治所，其轄境東達黃海之濱。當時，“淮陰市”商業非常繁榮，商業是城市居民的一個主要謀生手段，家住淮陰城的韓信青年時候，就因為“不能治生商賈”，而落得從人乞食。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淮安的三點式城市時而屬南，時而屬北，時而分屬南北，為憑淮而守、控扼水運咽喉的軍事要塞和屯兵積粟之區。其中淮陰故城北對泗口，“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尤為“淮南之源本也”，常常作為邊帥的駐節之地。這期間，發生了數十百起的戰爭，淮安城市的經濟發展，也因此受到嚴重遏制和破壞，使這些“舟船素蓄”、市廛繁囂的古城鎮，幾乎都淪為純粹的軍事堡壘。
二、隋唐大運河的貫通對淮安的影響
從大業元年(604年)開始，為了把當時的政治中心洛陽與長江下游三角洲的東南富庶地區聯結起來，隋煬帝開始開通京杭大運河。京杭大運河是在春秋戰國以至秦漢、魏晉時期各段古運河的基礎上有計劃地加以疏浚、改建和擴展而完成的。它歷時六年(604〜610)，分為永濟渠、通濟渠、 山陽瀆和江南河四段。隋唐大運河的貫通，溝通了我國的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不僅為維持中國一統的政治局面作出了重要貢獻，還對淮安城市的發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大運河的滋養下，淮安從江淮間的普通軍事城市一躍成為大運河沿線的樞紐城市，迎來了第一次大繁榮。隋唐大運河的貫通對淮安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大運河的貫通使淮安成為運河要津，交通十分便利。
在我國古代，水運比陸運往往更加便捷，且花費更少，所以古人十分重視水運。而不同河流的交會口，即運口，由於水運交通的發展更易出現聚落和城鎮。隋唐大運河分為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河四段，還包括長短不一的黃河和淮河等天然河道，淮安境內的山陽(楚州)處於淮河和山陽瀆的交匯處，泗州處於淮河和通濟渠的交匯處。所以自大運河貫通後，楚州和泗州 一躍成為大運河航運的重要節點和水陸交通的關鑰，運河上漕船、鹽船和其他商船千帆相接，四時不斷，與運河並行的陸上幹道也是“高旅輻輳其途”。楚州和泗州迅速成為大運河干線上重要性屈指可數的要津。唐在安史之亂後，東南的江淮地區成為唐中央政府賴以生存的根基，而大運河則成了晚唐的經濟命脈。這時期的楚州扼通濟渠與山陽瀆之轉捩處，被稱為“南北襟喉”，東南地區財賦大部分都需通過楚州，地位重要性不言自明。而泗州西枕汴河，南臨淮河，也成為“南北衝要之所”，白居易說： “瀕淮列城，泗州最要，控轉輸之路，屯式遏之師。”李磺《泗州重修鼓角樓記》：“泗州據汴淮奔會處……商販四衝，舷擊拖交。”至北宋，雖然大運河的北端不通，但開封以南的大運河河段、格局和走向基本沒有變化，楚州和泗州大運河干線要津的地位沒有改變。大運河要津地位的確立，必然會帶來交通的便利，從而更易帶來巨大的人流、物流及文化的交流，這些都是城市發展繁榮的必要前提。
其二，運河漕運的發展使淮安成為全國漕運中樞城市之一。
中國的漕運制度始於秦漢時期，至隋唐大運河的貫通，中國的漕運制度步入真正的發展和繁榮期。隋、唐、宋各代大力修治和維護大運河的主要目的也是為了漕運，漕運的發展使處於大運河要津的淮安境內城市一一楚州和泗州，具備了一定程度的全國漕運中樞功能，這種政治影響力的集聚，更促進了淮安城市的繁榮。隋開大運河後，繼承了前代分段轉運的漕運方式，即在漕運沿線各重要河津設置倉廩，然後把漕運分成若干段，以漕運京師。隨後的唐代是漕運發展的重要時期，這時的漕運制度基本形成體系。唐中期後，漕運量日益加大，歲運江淮米增至120萬斛，在運河沿線重要州郡設轉搬倉，凡江淮運米暫儲此倉，楚州即設轉搬倉於城北。至北宋，漕運制度在前代基礎上更加發展，逐漸完善。北宋的漕運路線，主要是由長江入運河，由運河入淮河，由淮河入汴河抵京。漕運線路上有三個重要節點， 一為真州，即今儀徵市，漕船在此由長江進入運河；一為楚州，漕船在此由北神堰入淮河；一為泗州，漕船在此入汴河。楚州、泗州都在今淮安市境內。為適應漕糧轉搬和地方儲糧的需要，北宋在揚州(後改真州)、楚州、泗州建有轉搬倉，以泗州倉為最大，有南北二倉，可貯谷150萬石。 此外，真、楚二倉至少儲糧各百萬石以上。據資料記載，轉搬倉設有倉監，屬糧料院下轄官。為了穩定真、楚知州與轉運使、發運使的關係以利漕運，北宋朝廷明令淮南轉運使並知楚州，即楚州的知州兼淮南轉運使的事務，後又詔令“知真、楚州自今併兼管勾催遣綱運事”。熙寧七年(1074年)，江淮發運副使駐真州，“遇春運擁並，即輪一員至揚、楚、泗州，以來提舉催促，部押未運，入京奏事。”這些都可見楚、泗二州在北宋漕運中的重要性。大型轉搬倉的設立和淮南轉運使的長期進駐，使楚州和泗州具備了一定程度上的全國漕運中樞的特性，增加了政治中樞影響力，這在中國古代城市發展中是極為重要的有利因素。
其三，隋唐大運河的貫通還為淮安帶來了水利、貿易、造船、鹽業等各項事業的發展。
為保護漕運，各代朝廷加強了對運河的治理，淮安的農田水利亦連帶得到發展，農業生產除特大水、旱年份外，一般都有相應的保障。元佑六年(1911年)，蘇軾稱“訪聞揚、楚之間谷熟米賤”。七年又稱“舟過濛、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蘇軾過泗上詩云：“黃柑紫蟹見江海，紅稻白魚飽兒女”，反映了淮上人家的豐足。唐宋時期的漕運方法主要為轉般法，即分段運輸。因楚、泗二州均設轉搬倉，南方漕船分別在楚州、泗州卸糧，返回的空船可運載食鹽和其它商品；北方到楚、泗二州裝糧的漕船，來時亦是空船，可以載運大批商品，這些數量眾多的漕船在楚、泗二州頻繁地進行大規模的買賣貿易，對楚、泗二州商業發展帶來莫大的機遇，物資交流數量巨大且空前活躍，極大地促進了淮安商業的繁盛。漕運需要大型運糧船隻，北宋朝廷在真州、楚州等地建船廠。元豐三年(1080年)，朝廷詔真、楚州各造淺底船百艘，團為十綱，入汴河行運。黃庭堅甥洪炎在淮安有詠漕船詩云：“鑿渠而漕，首淮江尾。舳艫苛峩，連檣千里。青雀翩翩，彩虹嶷嶷……”造船業的發達也促進了楚州的城市繁榮。另外，在唐宋時期，淮安還是全國重要食鹽生產基地和集散銷售中心，淮安境內的楚州、漣水都設有鹽倉和轉搬倉，大運河的貫通則大大促進了淮安鹽業的發展。唐宋時期，在淮安鹽場生產的官鹽經由運鹽河入淮河和大運河，然後轉運各地，供給官民食用。
三、唐代淮安城市的發展
隋唐大運河的貫通、漕運制度的發展使淮安境內的楚州和泗州成為唐代全國屈指可數的交通樞紐城市，而多種城市功能的疊加更促進了城市的發展繁榮。
唐代的楚州轄有淮陰、山陽、鹽城、安宜數縣，是區域性經濟、政治、 文化中心。運河運輸的興旺帶動了楚州的貿易和市場的興旺發達，“公私商運充實，四遠舳艫往來”，越商胡賈及日本、朝鮮商人，常來楚州經營。一些著名的寺廟如開元寺、龍興寺、紫霄宮前都有熱鬧非凡的廟市，經營商品品種繁多，主要有紡織品，陶瓷、茶葉、紙張、金銀銅器等，還有外國商人的珍珠寶石、香料、藥品、犀角、象牙等。海內外商人，甚至大食、日本、新羅等國的商人，都遠涉重洋到此貿易。還有一些專業的農貿市場，如草市、魚市等地都很繁盛。入夜，鄰近城邊的運河中，眾多的船隻“邊檣月下泊”，準備在此過北辰堰；城內則“千燈夜市喧”。很多達官顯貴則“緹騎朱旗入楚城”。當時的開元寺、東嶽廟、紫霄宮、宴花樓等處，都是燈紅酒綠的繁華之所。因為當時淮安經濟富庶和交通便利，很多名人都曾來此遊歷或旅途經過。隋煬帝、駱賓王、李白、韋應物、韓愈、 劉禹錫、白居易、溫庭筠都曾在這裡留下詩篇，白居易更是稱楚州是：“淮水東南第一州”。唐代的楚州地處淮河邊上，鄰近東海，還是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楚州也設蕃坊，供外商居留。楚州新城北邊有個新羅坊，就是新羅(今韓國)僑民的聚居地，最多時有新羅僑民數千人。唐文宗開成 四年(839年)，日本高僧圓仁法師來大唐求法，也三次經過楚州。他在《入 唐求法巡禮行記》中，記述日本國19次遺唐使有11次從楚州港出海歸國。 楚州的繁華還體現在朝廷對其的排名上，楚州在隋唐時一直位列被“十大緊州”，如果我們要給當時的楚州排個名次，綜合各方面因素，當列全國 30名之前。
唐代的的泗州城也非常壯觀繁華。泗州為中原之襟喉，南北交通之要衝，是典型的河口城鎮。唐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將設在宿預的泗州城遷移到盱眙對面的臨淮縣來，表明這裡的地理位置和當時政治、經濟、軍事地位的重要性。當時全州轄一城六鄉，五十三圖，在城五圖，有東西兩座土城，中間隔汴河(通濟渠的一段)，有汴泗橋相連。城內則“端衢四達，廨宇雙峙，雙闕雲聳，瓊臺中天”，很有一些壯觀的建築物。南來北往的豪商巨賈則“多遊利於此”。邊塞甚至外域的“越商胡賈”都前來經營。 城市中還設有大型的中轉倉，閩越和江淮地區的漕糧及其貢品，多在此卸貨回程。泗州還設有淮口鹽鐵院，由中央派出的鹽鐵官掌管江淮海地區的鹽鐵經營，防止奸商從中漁利。泗州還是一座景色秀麗的風景城，因而文學家、大詩人、書畫家等慕名而來，留下許多名篇佳作。“何因不歸去，淮上有秋山”，反映了泗州繁華競逐、風光旖旎的獨特魅力。泗州的佛教也很興盛，城中的普照王寺最為著名，此廟香火久盛不衰，舉國聞名。來往的眾多賓客，登臨時必造訪此佛寺，拜祭許願，慷慨解囊，散香施財，不惜重貲，並相沿成俗。韓愈寫詩描繪這些情景說：“越商胡賈脫身罪， 珪璧滿盤寧計資。清淮無波平如席，欄柱傾扶半天赤。”從詩中也可以體會到當年施捨之豪、香火之盛的情景。
四、北宋時淮安城市的發展
北宋時期，由於漕運量的猛增、商品經濟的發展以及軍事防務的需要等，淮安境內的楚州、泗州進一步發展。在楚州城和淮陰故城之間，還興起了十八里河鎮、韓信城、八里莊、磨盤口等城鎮。
北宋時的楚州商業非常發達，王安石行新法時在全國22個城市設立市易務，楚州是在汴京之外試行市易務的兩個城市之一(另一個是杭州)。 據《宋會要》記載在北宋熙寧十年，楚州的商稅計6萬7千881貫587文，位列當時全國第3位，超過當時的蘇州，也可見楚州當時商業的發達。 北宋時的楚州還是對外貿易，特別是與東亞貿易的重要港口，在楚州就長期設立高麗館，為高麗使臣客商提供方便，高麗使臣樸寅亮曾在龜山題詩。 北宋鼎盛時期，楚州城內外高樓池館林立，見諸史志及詩文提及的有何家樓、東園樓、南樓、北軒、西閣、東亭、倉亭、寄亭、望淮亭、封本堂、瑤真館(瓊花宮)等。詩人孫次翁詠北神堰名伶孫嬌娘詩云：“策金堤上起青樓，照水花間開繡戶。山陽天下居要衝，春行無處不香風。”王洋《寄廉宣仲》詩云：“繞淮邑屋綿千區，畫簷綺棟吹笙竽。”張耒《楚城曉望》 詩寫楚州城池的壯觀，“鼓角凌虛雉堞牢，晚天如鑑絕秋毫，山川搖落霜 華重，風日清明雁字高。”蘇軾《東坡志林》記載：“元豐三年冬，過山陽、登西閣。” “故有閣未名，思之未得，輒以‘仰公’名，不知可否！” 這反映山陽西閣景區，曾請蘇軾題寫某閣名。張舜民《郴行錄》雲：“辛亥，同辛大觀遊紫極宮，楊氏園，皆山陽名勝也。”這反映了紫極宮、楊氏園為外來旅遊者到山陽常遊之地。歐陽修《於役志》亦記載曾會飲於倉亭、水陸院東亭、堰上亭、魏公亭、楚望亭等處，幾乎每一次宴會都換一處景點，反映楚州城園林之多。
北宋的泗州城出現了專供儲藏貨物的塌房和堆垛場，元豐年間，在泗州、汴京等地設堆垛場，供商人存放貨物，收取叫做“垛地官錢”的保管費。設倉於泗州，是當時泗州商品貿易繁盛的標誌。泗州的商品除鹽和糧食外，還有藥材、絲麻織品、竹木、酒類等，《宋史•地理志》載楚州貢苧布，又有孔雀布等。泗州的大商人很富有，據《中國商業史》記載，北宋末年，泗州商人一次捐金三萬，重修普照王寺，可見此商人資本之雄厚。 泗州城內僧伽塔院為當時全國五大名剎之一，塔下地宮供奉釋伽牟尼指骨舍利(全國凡四處)。故到泗州拜佛及經商的人，包括外國商人，往來不絕。蘇軾、張耒等都有吟詠僧伽塔院詩作傳世。
據《元豐九域志》記載，北宋時期淮安著名的市鎮有：山陽縣北神鎮、淮陰縣十八里河鎮、洪澤鎮、瀆頭鎮、盱眙縣盱眙鎮、平源鎮、龜山鎮，這些城鎮的興起和繁榮無不與大運河的暢通息息相關。
洪澤鎮得名於洪澤浦，唐宋皆設有館驛，北宋位於漕運要津，生聚之繁，多為人稱道。五代名將劉金及子劉仁規、仁贍，孫劉崇俊皆出生於其地。後洪澤運河與龜山運河開挖後，漕道暢通，其地有二閘分別通淮，以調節運河水位。北宋末年，“人煙繁盛，倍於淮陰”。
龜山鎮在盱眙縣城西南15公里，為著名的旅遊勝地，北宋蘇舜卿、蘇 軾、蘇轍、秦觀、張耒、張舜民、高麗使臣樸寅亮都留下膾炙人口的詩作。 張舜民《郴行錄》記龜山寺，“寺臨淮水，負小山，規制壯麗，自京師以南寺觀皆不及也。” “寺後山腳有石穴，以磚塞之，俗雲無支祁宅也。”
盱眙鎮(即今盱眙縣的盱城鎮)，設有轉搬倉的南倉。傳米芾有《都 梁十景詩》(都梁，山名，代稱盱眙)，即：第一山懷古、龜山寺晚鐘、 五塔寺歸雲、瑞巖庵清曉、清風山聞笛、八仙台招隱、杏花園春晝、玻璃泉浸月、今景亭陳跡、寶積山落照。盱眙第一山，位於汴水與淮水交匯處對岸，北宋詩人名士達官貴人，由京城至江南，得第一山稱為風光佳絕地，多題刻其上，北宋四大書法家(蘇軾、黃庭堅、米芾、蔡京)都有文字鐫刻其上。
五、宋金對峙後淮安城市的衰落
北宋末年，金兵大舉南侵，北宋滅亡，淮安成為宋金對峙的前沿，受到兵火的長期荼毒，使淮安城市受到嚴重摧殘破壞，人口大量減少。宋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趙立保衛楚州之戰，全城軍民幾乎全部罹難。戰後不久，韓世忠駐節楚州，這一帶已成為田荒屋破的無人區。宋金對峙也直接導致了淮安失去運河要津的地位，不復有交通便利和漕糧轉運的樞紐的功能，眾多促進淮安城市發展的有利要素蕩然無存，淮安的城市功能又回到大運河貫通前的軍事堡壘的狀態。宋金對峙後的淮安雖然還稱得上是邊境重鎮，但與大運河貫通時的發達繁榮不可同日而語。雖遭此劫難，但淮安的運河交通樞紐地位使得它如百足之蟲，待到大運河重新貫通之時，馬上可以回春繁榮起來。
綜上所述，淮安在隋唐大運河貫通前只是普通的軍事城市。大運河貫通後，給淮安帶來了眾多促進其發展的有利因素，迅速成為大運河干線的要津，城市地位不斷提高，城市功能不斷疊加，由此淮安的城市的發展迎來了第一次大繁榮。北宋滅亡以後，由於南北對峙，淮安失去運河要津的地位，不可避免地衰落下去。可以說，隋唐大運河的貫通對淮安城市的發展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
（本文為“大運河沿線八省市社科聯+北京市網信辦”聯合主辦的“我身邊的運河故事”徵集發佈活動(河南段)來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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