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心目中，有两位近代僧人最让我心仪：一位是弘一法师，一位是苏曼殊——也正是这两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僧人，最能引起世人的关注。
仔细品读过弘一法师的诗词，竟然发现他曾经像苏曼殊一样，写过许多浃肌入膸的爱情诗——或者不必遮掩，直接就称它为“艳诗”——他的早年生活的确像他的“艳诗”一样地曾经绚丽过。只是这绚丽从中年开始就平淡下来，遁入空门，更枯寂下去。而吸引人们目光的，恰是他的后半生，而非诗酒风流得一塌糊涂那一段。
虽然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但在我看来，李叔同是一个人，弘一法师是一个人，只有暂且这样“硬性”地划分一下，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他一生的演变。
1880年旧历九月二十日，他生于天津的富裕家庭中。他的父亲名为世珍，浙江平湖人，曾于同治四年（1865）会试中进士，官吏部主事，后来在天津改营盐业，家境变得富有起来。在李世珍的晚年，也崇信佛教，乐善好施，天津人甚至称他为“李善人”。李世珍的长子名文锦，我查年谱，赫然发现他竟比三弟李叔同大50岁!次子文熙也比李叔同大12岁。等到李世珍生李叔同时，已经是68岁了。他因行第三，故小字三郎。李叔同5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也才只有24岁。此后，他就一直与母亲相依为命，直到母亲去世。丰子恺在《怀李叔同先生》一文认为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而且父亲生年已七十二岁，以及他堕地后就遭父丧，又逢家庭之变，并不十分准确。但从这种偏差不大的描述中，我们已可想见李叔同母子的处境了。
李叔同幼年也曾攻读过四书、《孝经》、《毛诗》、《左传》、《尔雅》、《文选》等，在书法、金石方面有极好的天赋。十六七岁时曾从天津名士赵幼梅（元礼）学填词，这个时期和他交游的有孟定生、姚品侯、王吟笙、曹幼占、周啸麟，同时友戚同辈则有严范孙（修）、王仁安（守恂）、陈筱庄（宝泉）、李绍莲等。1898年戊戌政变后，有人传他是康梁党，不得已的他将母亲及眷属都带到了上海，居住在前法租界卜邻里，加入城南文社后，家境富有的许幻园成了他的朋友，幻园爱其才华，遂在城南草堂特辟一室，亲题“李庐”二字让他居住于此。李叔同的《李庐印谱》、《李庐诗钟》、《二十自述诗》等就是在这里作的。
除许幻园之外，他的朋友还有江湾蔡小香、江阴张小楼、宝山袁希濂，五人结拜金兰，号称“天涯五友”。许幻园的夫人宋梦仙写过《题天涯五友图》诗五首，其中有一首是专写李叔同的：“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语虽夸饰，但真能把他的才情写得淋漓尽致。而他和宋梦仙的诗，也颇有意味：“门外风花各自春，空中楼阁画中身。而今得结烟霞侣，休管人生幻与真。”人生中的真与幻，谁又能截然分得清呢？
天涯五友的感情是真挚的，也许除许幻园之外，他和蔡小香的关系最为亲近，试看《戏赠蔡小香四绝》中的一首，他是这样写的：“轻减腰围比柳姿，刘桢平视故迟迟。伴羞半吐丁香舌，一段浓芳是口脂。”这里有一个典故需要解释一下：刘桢是“建安七子”之一，建安中被曹操召为丞相掾属。刘与曹丕兄弟颇相友爱，只是后来因在曹丕席上平视曹丕的妻子甄氏，心中十分恼怒的曹丕加刘以不敬之罪，刘桢去服劳役，后又免罪署为小吏。建安二十二年 (217)，他与陈琳、徐瑀、应玚等同染疾疫而亡。至于后面两句，其欣赏之情，实在暧昧得很。
多情的男人总是有女人的气质，所以才会对风花雪月有敏锐的感悟。但这感悟多是愁绪，如绵绵的春水，去了还来，波涛不尽。
也就是从1899年他20岁开始，一些名妓进入了李叔同的生活。这些人是：素韾吟馆主雁影女史朱慧百、诗妓李苹香、谢秋云、杨翠喜、高翠娥以及歌郎金娃娃等人。姜丹书《弘一律师小传》中专门记述了李叔同的这一段声色生活：“先是上人年少翩翩，浪迹燕市，抱屈宋之才华，恨生叔季之时会。一腔牢骚忧愤，尽寄托于风情潇洒间；亦曾走马章台，厮磨金粉，与坤伶杨翠喜、歌郎金娃娃、名妓谢秋云辈，以艺事相往还。抑莲为君子之花，皭然泥而不滓。盖高山流水，志在赏音而已。”
其赠歌郎金娃娃《金缕曲》云：
秋老江南矣。忒匆匆，春余梦影，樽前眉底。陶写中年丝竹耳，走马胭脂队里。怎到眼都成余子。片玉昆山神朗朗，紫樱桃，慢把红情系，愁万斛，来收起。 泥他粉墨登场地。领略那英雄气宇，秋娘惰味。雏凤声清清几许。销尽填胸荡气，笑我亦布衣而已。奔走天涯无一事，问何如声色将情寄。休怒骂，且游戏。
这后面的“休怒骂，后游戏”六个字，足以表明他涉足声色场中的心态了。他又有一首《二月歌筵赋此叠韵》的诗：
莽莽风尘窣地遮，乱头粗服走天涯。
樽前丝竹销魂曲，眼底欢娱薄命花。
浊世半生人渐老，中原一发日西斜。
祗今多少兴亡感，不独隋堤有暮鸦。
《赠语心楼主人》：
天末斜阳淡不红，虾蟆陵下几秋风。
将军已老圆圆死，都在书生倦眼中。
道左朱门谁痛哭，庭前柯木已成围。
祗今蕉萃江南日，不似当年金缕衣。
还有一首直题为《菩萨蛮·忆杨翠喜》：
燕支山土花如雪，燕支山下人如月。额发翠云铺，眉弯淡欲无。夕阳微雨后，叶底秋痕瘦。生小怕言愁，言愁不耐羞。 晓风无力垂杨懒，情长忘却游丝短。酒醒月痕低，江南杜宇啼。痴魂销一捻，愿化穿花蝶。帘外隔花阴，朝朝香梦沉。
以及《为老妓高翠娥作》：
残山剩水可怜宵，慢把琴樽慰寂寥。
顿老琵琶妥娘曲，红楼暮雨梦南朝。
以上那些诗词虽是咏叹妓女，恐怕也是自怜。待到后来李叔同出演《茶花女》，这一经历一定铭心刻骨。一瞬间他也许会恍惚，到底人生是戏，抑或戏是人生？
世事的变幻一定让李叔同感觉非常黯然，报国无门，功名也虚浮缥缈，而温情男女之间的惺惺相惜，相互珍重，甚至耳鬓厮磨间，比起那些宦游他乡、孤独以老的人，要真实得多，也要幸福得多，但是，肉体多于灵魂的欢娱除了暂时的快慰之外，却只能加重人生的虚幻。这或者就是生命中的不能承受之轻。
他的21岁，刚好是1900年，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关于晚清这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我在比较了那个群体之后曾有这样的看法：从一开始，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就呈现出了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因为这是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大变局”时代。而如何应对新局面，传统旧学无法提供答案，更无法解决随之而产生的新思想与新情感，这种新的思想与情感是近现代人特有而不是纳兰容若或者贾宝玉才有的那种彷徨与孤独。他们当然会把这种彷徨与孤独仍然借助旧体诗词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感伤、忧郁、哀痛、颓唐表面上仍然披了传统的外衣，然而其内容已不是传统所能涵盖得住的了。
李叔同和当时最敏感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对于生命之究竟的追问，对于渺茫不可知的前途的惶恐、困惑、寻觅、苦闷……既是独特的，也是共通的。他的《二十自述诗》没有发现，但《序》留了下来。从《序》中可以读到：
堕地苦晚，又樱尘劳。木替草荣，驹隙一瞬。俯仰之间，岁已弱冠。回思曩事，恍如昨晨。欣域无端，抑郁谁语。爰托毫素，取志遗踪。旅邸寒灯，光仅如豆。成之一夕，不事雕剑。言属心声，乃多哀怨。江关庾信，花鸟杜陵。为溯前贤，益增惭恧。凡属知我，庶几谅予。
不过，更令李叔同他们苦恼的，是新的生活方式、道路、目标、理想还未定型，一切都是未知数，一切都漫无边际。李叔同将他的行动、思考、意愿和情感都集中地体现在文学与艺术的抒发之中，理性启蒙与浪漫抒情彼此交融，多愁善感与微妙的哲理交织在他的诗词之中，尤其当理性、乐观以及进化思潮与非理性、悲观、反历史思潮的冲突、矛盾都扭结在一起的时候，更是纠缠不清。所以他的诗在妖艳里仿佛呈现出来的，却是沉郁悲壮的面影。
显然，李叔同虽然在走着传统失意文人的旧路，因为那条路已经无路可走，而且随着晚清政局以及对外战争的节节惨败，传统的生活方式、道路、目标、理想已经明显地不适应于新的青年一代。“庚子之役”以后，他自上海回津，拟赴豫探视其兄，临行填《南浦月》一阕留别海上，词云：
杨柳无情，丝丝化作愁千缕。惺依如许，紫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
进退失据之意，已跃然纸上。
因道路阻塞，他没见到他的兄长，彷徨中的李叔同在天津住了半月后重回上海。他回上海以后，正好南洋公学开设特班，招考能作古文的学生二十余人，预定拔优保送经济特科。他改名李广平应考，被公学录取。南洋公学特班聘请蔡元培为教授，上课时由学生自由读书，写日记，送教授批改，每月课文一次；蔡氏又教学生读日本文法，令自译日文书籍，暗中鼓吹民权思想。
1903年冬，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全体学生相继退学。李叔同也退学了，他有感于当时风俗颓废，民气不振，即与许幻园、黄炎培等在租界外创设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说会，提倡移风易俗。当时流行国内的《祖国歌》就是他为“沪学会补习科”撰写的。此外他又为“沪学会”编写了《文野婚姻新戏》剧本，宣传男女婚姻自主的思想。或者，这是李叔同第一次与古典戏不同的新形式的戏剧结缘。
1905年四月，他的母亲王太夫人逝世，他自己说：“我自二十岁至二十六岁之间的五六年，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此后就是不断的悲哀与忧愁，直到出家。”他向他的友朋讲起他母亲死的情形，那余哀是不断的。他说：“我母亲不在的时候。我正在买棺木，没有亲送。我回来，已经不在了。还只有四十几岁!”丧母后的他，自然像游丝飞絮，飘荡无根。
悲伤之极的李叔同改名李哀，也许为了摆脱痛苦，他决心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填了一阕《金缕曲》，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词曰：
被发佯狂走。莽中原，暮鸦啼彻，几枝衰柳。破碎河山谁收拾，零落西风依旧。便惹得离人消瘦。行矣临流重太息，说相思刻骨双红豆。
愁黯黯，浓于酒，漾情不断淞波溜。恨年来絮飘萍泊，遮难回首。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在古典的外衣下，看到的却是李叔同对当下人生意义的苦苦追问，对于生命易近的伤感，以及他在人生环境与局势变动下的苦闷与徘徊之情。
但是在日本，他的愁绪仍然是不断的。大久保(湘南)评他所写的《春风》一诗云：“李长吉体，出以律诗，顽艳凄丽，异常出色。而其中寄托自存。”又评《前尘》一诗云：“湘南曰，奇艳之至，其绣肠锦心，令人发妒。李君自谓‘此数年前旧作，格调卑弱，音节曼靡，殊自恧也。夫然岂其然乎?又评《朝游不忍池》云：“湘南曰：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真是血性所发，故沉痛若此!评《凤兮》云：湘南曰：所见无非愁景，所触无非愁绪，侘傺悲郁，此无可奈何之辞。”
李叔同除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油画外，又与同学曾延年等组织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春节期间，为了赈济淮北的水灾，春柳社首次在赈灾游艺会公演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李叔同出演茶花女——这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后来他出家时，把这剧照送给了丰子恺，虽然这帧照片抗战时为兵火所毁，但丰子恺记得很清楚：卷发，白的上衣，白的长裙拖着地面，腰身小到一把，两手举起托着后头，头向右歪侧，眉峰紧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伤命薄的神情。
一天晚上，玛格丽特回来后，邻居勃吕当司带来了两个青年，其中一个是税务局长杜瓦先生的儿子阿芒·杜瓦，他疯狂地爱着茶花女。那还是一年前玛格丽特生病期间，阿芒每天都风雨无阻地跑来打听她的病情，却不肯留下自己的姓名。勃吕当司向玛格丽特讲了阿芒的一片痴情后，她感动极了。玛格丽特和朋友们跳舞时，病情突然发作，阿芒关切地劝她不要残害自己，并向玛格丽特表白了自己的爱情。他告诉茶花女，直到现在，他还珍藏着她六个月前丢掉的纽扣。玛格丽特动了真情，她送给阿芒一朵茶花，以心相许。
阿芒真挚的爱情激发了玛格丽特对生活的热望，她决心摆脱巴黎生活和阿芒到乡下住一段时间。她准备独自一人筹划一笔钱，就请阿芒离开她一晚上。阿芒出去时，恰巧碰上玛格丽特过去的情人，阿芒心生嫉妒，嫉妒中给玛格丽特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说他不愿意成为别人取笑的对象，他将离开巴黎。但他并没有走，因为玛格丽特实在是他整个的生命和希望，他跪着请玛格丽特原谅他，玛格丽特则对阿芒倾述：“你是我在烦乱的孤寂生活中所呼唤的一个人”。
玛格丽特和阿芒终于在巴黎效外租到了一间房子。公爵知道后断绝了玛格丽特的经济来源。她则背着阿芒典当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和车马来支付日常生活费用。知道真相后的阿芒决定把母亲留给他的一笔遗产转让，以还清玛格丽特所欠下的债务。经纪人要他去签字，他离开玛格丽特去巴黎。但那封信原来是阿芒的父亲杜瓦先生写的，他骗开阿芒后，就去找玛格丽特。他告诉玛格丽特，他的女儿爱上了一个体面的少年，但那家打听到阿芒和玛格丽特的关系后表示，如果阿芒不和玛格丽特断绝关系，就要退婚。如雷轰顶的玛格丽特痛苦地哀求杜瓦先生，不要让她与阿芒断绝关系，因为那样就等于要了她的命，可杜瓦先生毫不退让。为阿芒和他的家庭，她只好作出牺牲，发誓与阿芒绝交。
玛格丽特非常悲伤地给阿芒写了封绝交信，然后回到巴黎，重新开始昔日的荒唐生活。她接受了瓦尔维勒男爵的追求，他帮助她还清了一切债务，又赎回了首饰和马车。阿芒也怀着痛苦的心情和父亲回到家乡。但是阿芒仍深深地怀念着玛格丽特，他失魂落魄地来到巴黎后，决心报复玛格丽特的“背叛”。他找到了玛格丽特，给她难堪，骂她是没有良心、无情无义的娼妇，把爱情作为商品出卖。玛格丽特则伤心地劝他忘了自己，永远不要再见面。无法舍弃玛格丽特的阿芒却要她与自己一同逃离巴黎，逃到没人认识他们的地方。玛格丽特告诉阿芒，她不能那样，因为她已经起过誓。阿芒误以为她和男爵有过海誓山盟，便气愤地把玛格丽特推倒，把一叠钞票扔在她身上，转身离去。伤心之极的玛格丽特大叫一声，昏倒在地。
玛格丽特受了这场刺激，一病不起。男爵与阿芒决斗受了伤，阿芒逃到国外。新年快到了，玛格丽特的病情更严重了，脸色苍白，没有一个人来探望她，她感到格外孤寂。杜瓦先生来信告诉她，他感谢玛格丽特信守诺言，已写信把事情的真象告诉了阿芒，现在玛格丽特唯一的希望就是再次见到阿芒。
孤独之极的玛格丽特快死了。临死前，债主们带着借据都来逼她还债。执行官奉命前来执行判决，查封了她的全部财产，只等她死后就进行拍卖。弥留之际，她不断地呼喊着阿芒的名字，她的眼里流出无声的眼泪，却始终没有再见到她心爱的人。玛格丽特死后，只有一个好心的邻居米利为她入殓。当阿芒重回到巴黎时，她把玛格丽特的一本日记交给了他。读了日记阿芒才知道他误解了她，阿芒怀着无限的悔恨与惆怅，专门为玛格丽特迁坟安葬，并在她的坟前摆满了白色的茶花。
据当事人的回忆，这次《茶花女》上演的是阿芒之父访玛格丽特的一场两幕。演阿芒父亲的是曾孝谷，茶花女是李叔同(息霜)，曾孝谷曾博得了好评；反之，茶花女是粉红色的西装，扮相并不好，他的声音也不甚美，表情动作也难免生硬些——这样的评价一定是从外表上来看的，如果从内心世界以及对声色生活的体验来看，李叔同的内心无疑是最能表现这种生活的。所以才会有松居松翁的赞美：“中国的俳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日本人称茶花女为椿姬Tsubaki Hime)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不如说这位饰茶花女的李君演得非常好。这个脚本的翻译非常纯粹，化装虽然简单一些，却完全是根据西洋风俗的。当然和普通的改成日本式的有些不同。会话的中国语，又和法语有相像的地方。因此，愈使人感到痛快。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绝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参见孟忆菊：《东洋人士对李权同的印象》，1927年1月《小说世界》)。一场戏结束了，观众一哄而散，但对于李叔同来说，却并非桃花流水任无情，只是无处话凄凉。
春柳社第二次的公演是在1907年6月，上演的是《黑奴吁天录》。春柳社在《开丁未演艺大会的趣意》上说：“演艺之事，关系于文明至巨。故本社创办伊始，特设步部研究新旧戏曲，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春间曾于青年会扮演助善，颇辱同人喝采；嗣后承海内外士夫交相赞助，本社值此事机，不敢放弃。兹订于六月初一初二日，借本乡座举行‘丁末演艺大会’，准于每日午后一时开演《黑奴吁天录》五幕。所有内容概论及各幕扮装人名，特列左方。大雅君子，幸垂教焉。”在这次演出中，李叔同又一次扮演了妇女的角色：美国贵妇爱美柳夫人。
曾经那次演出的欧阳予倩写过一篇名为《春柳社的开场兼论李叔同的为人》的文章，其中这样记述：“曾孝谷的黑奴妻分别一场，评判最好。息霜除爱美柳夫人之外，另饰一个男角，都说不错。可是他专喜欢演女角，他为爱美柳夫人作了百余元的女西装。那时我们的朋友里头惟有他最阔。他家里头是做盐生意的；他名下有三十万元以上的财产。以后天津盐商大失败的那一次，他哥哥完全破产，他的一份也完了。可是他的确是爱好艺术的人，对于这些事不甚在意，他破了产也从来没有和朋友们谈及过……他对于戏剧很热心，但对于文学却没有什么研究。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的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从李叔同“专喜欢演女角”的角度来说，正值得心理学家的进一步深研。
欧阳予倩《自我演戏以来.春柳社的开场》；“春柳自从演过黑奴吁天录以后，许多社员有的毕业，有的归国，有的恐妨学业不来了。只有孝谷、息霜、涛痕、我尊、抗白，我们这几个人，始终还是干着。在演‘吁天录’那年的冬天，又借常磐馆演过一次，什么戏名我忘记了，只记得息霜参考西洋古画，制了一个连蜷而长的头套，一套白缎子衣裙。他扮女儿，孝谷扮父亲，还有个会拉梵娥玲的广末同学扮情人。谁知台下看不懂一一息霜本来瘦，就有人评量他的扮相，说了些应肥、应什么的话，他便很不高兴。” 那时的李叔同的确相当瘦弱，即使不化装，其瘦弱也应具有几分女子的气息。
但从此，李叔同退出了演戏。
李叔同从日本回国后的那一大段经历我不多写了，只是想郑重地提及，就在1918年旧历七月十三日，李叔同结束了学校的教务，至虎跑定慧寺从皈依师了悟老和尚披剃出家，正式名为演音，号弘一。同年九月，他到杭州灵隐寺受具足戒，从此成为一个正式的僧人。
然后是1942年秋，他在临终前写了二偈与诗友告别，偈云：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同年10月13日（旧历九月初四日），弘一法师圆寂于泉州不二祠温陵养老院晚晴室，享年63岁。弥留之际，他又写下“悲欣交集”四字——通常的解释是，他一面欣喜自己的解脱，一面悲愍众生的苦恼。
我不止一次地翻看过弘一法师存世的所有照片，试图从他的每一张照片上捕捉他不同的心境与际遇，因为这些都是可以写在脸上的。我也不止一次地凝视过弘一法师的临终绝笔：“悲欣交集”，在那纸背的，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还应该注意到他用过的另外一个名字：“李哀”，哀者，愁也、伤也，但愁与伤还不足以表达“哀”所含的意义。如果说悲剧的开始是有症兆的话，那应该就是悲哀吧。但悲哀又是慈悲的开始。命运已经把种子种下，只等待开花结果的一天。也许从他叫李哀开始，他就注定了必与宗教结缘。所以人道是，伤春悲秋不长进，李叔同偏偏就在此时开悟了，他一脚离了红尘，一脚进了空门。
于是，他也成了一个戏剧式的人物。
2007-3-16
致力于中国学术与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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