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文化遗产数量排在全国前列，但近年见诸报端的，却多与文化遗迹被破坏有关。对此，倘若我们采取“高高挂起”的姿态，孩子们将生活在毫无文化的钢筋森林里，这是文化传承的失败。河南，作为华夏文明开源之地，拥有的文化遗产如今该何去何从？
会飞的南极 | 文
从“南召事件”
我们看到了什么？
近日，南阳南召县陷入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帖，称南阳市某地的烈士陵园被政府出让给企业做厂房，施工期间，陵园被严重破坏，烈士骸骨暴露荒野。措辞激烈，配图令人寒心，引发网友热议，几天后，该微博被删除。
在舆论压力下，7月3日，南召县回应澎湃新闻称，经现场勘察，经历史变革，多次遭到破坏地形地貌发生巨大变化，当年的“陵园遗址”已无从辨识。
现场共有11处发现遗骸，现暂存县殡仪馆。下一步将确认是否为国民党抗战死亡人员遗骸。此前，该县已责成企业停止施工，保护现场。
政府通告还认为这个地方是否为烈士陵园有待确定。
然而，经过舆论发酵后，不少学者和志愿者赶到现场，对部分墓碑照片进行辨认，找到一块黄宗清烈士的墓碑，并希望找到烈士后人，让他魂归故里，这在事实上已经确认这块区域是烈士安葬之地。
且不论避重就轻的政府通告，无论怎样，在安息之处折腾的挖掘机，终于可以歇会了。
“微博治理”的作用又一次被放大，如果没有帖子和广泛讨论，很难想象这些尸骨的最终命运，如果真是烈士安息之处，那么开发商和监管单位则逃不掉历史罪人的称号。
如果我们不从侮辱先烈的角度看，这件事暴露的另一个问题也显而易见：后人如何对待前人的遗产。
这里有两个态度：继承和抛弃。当代中国，在经济与遗产的双重抉择上，政策的制定者往往犹豫不定，甚至偏向于前者，河南的文化遗产往往躺着，就无端引来了挖掘机，之后粉身碎骨。
类似的新闻还不在少数。
早在2016年，媒体就曾批评汝州汉墓遭到破坏，称粗暴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城市没有灵魂，这个措辞上升到城市评判的角度，不可谓不严厉。
当时为建设综合广场，在相关方面的授意下，推土机把汝州百座汉墓夷为平地。开发商一位负责人更是语不惊人死不休：“考古不就跟迁坟一个样嘛，文物都发掘走了，我不就可以把墓坑给填平了嘛？”
新华社图
这些“大佬”的文化意识着实堪忧。
他们就像敦煌王道士一般，同样是不识文化价值，只不过王道士是把一箱箱敦煌文书卖给了外国人，而这些大佬，则生生地把遗产从这个世界上抹掉。
人们常说，华夏文明起源要看河南，作为文化资源大省，重要的墓地、遗址、建筑星罗棋布，光是“全国重保”的数量在全国翘楚，但现实不如人意。见诸报端的，往往都离不开破坏二字……
无论是被电力公司破坏的赵长城，还是私搭乱建的殷墟，明明知道这些遗产是民族之魂，为啥破坏行为还是屡禁不止呢？
“破”与“立”的矛盾
不止河南
可以说，遗产只要和钱一旦扯上关系，这种魔力便成了羁绊。
文化遗产的老大难问题已经存在了数十年，对待遗产，尤其是城市遗产，到底是拆还是留？
拆，意味着破旧的遗址可以腾出地方，以消失为代价换来真金白银。留，可以保住文化遗存，但会损失赚上一笔的好机会。如今的中国，在以GDP为本位的政治环境中，很少有官员能拿出魄力，大笔一挥，划出黄金地段的历史遗存，多数都是在矛盾和叫骂声中“忍辱负重”，一面平息民怨，一面抹掉遗产。
北京最具代表性，也是全国大多数城市的缩影。
以胡同为例，这个代表老北京文化的介质不断消亡。一份报告显示旧城胡同1949年有3250条，1990年有2257条，到2003年只剩1571条，北京申奥成功之后，在“再造一个新北京”的口号之下，胡同消亡的速度愈加猛烈。
“大胡同有三千六，小胡同多如牛毛数”，这个曾经的民谚，如今只剩下讽刺了。
那个曾经让建筑学家舍命保卫的京城，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快速消失，继而盖起来的大楼大厦千篇一律，唯一能有特色的，恐怕就是央视的“秋裤”大楼了。
事实上，北京城的轨迹，树立了全国大多数城市的发展样板，在此后的数年，这造就了中国城市规划的特色—“千城一面”，其中河南也难逃大潮。
几乎是一夜间，从农耕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河南的城市首当其冲，也茫然不知所措。
河南拥有半数的中国古都，但经过了半世纪风雨沉浮，如今要说极其有特色的，还真谈不上：开封的没落有目共睹，郑州正在快速发展，似乎无暇顾及城市遗产，再提及洛阳，盛唐的气象显然已被西安抢走，只剩下牡丹和龙门石窟聊以自慰。
在“破”与“立”的问题上，没有哪个省份能比河南更窝心。坐拥华夏千年历史，却在现代语境下无计可施，有时望着破败的楼榭兴叹，有时毅然把这些遗产从地面推平，所有中华民族推崇的“敬天法祖”“天人合一”“祖宗家庙”，统统见鬼去吧。
这其中当然有大时代的困局，“经济”和“遗产”在不少城市看来永远是矛与盾的关系，但如果不转变城市规划思想，这样的困局还会一直延续。
也许更重要的是，从未有人认真聆听历史，河南考古研究院仅有100余人，而真正具有领队资格的学者只有21位，这意味着什么？
每天有无数的施工工地，发现无数的遗址、墓葬，这21位领队能做的只是有重点的“抢救性发掘”，抢救性一词，用来描述文化遗产的现状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真的只有“拆”这一条路走吗？
当然不是。
类似于“再造一个新北京”之类的标语，谈不上高明，如果一座城市完全被架空，在原来的土地上，树立了一座新城，那么这个新城有什么理由能叫原来的名字呢？
人们往往用最简单的方式解决问题。开封城墙挡路了，拆，旧居有碍规划了，拆。有趣的是，想要发展旅游了，又笨拙地模仿被拆掉的建筑，但充满了油漆味道，以至于成了四不像。
这样的例子不止在河南，放眼全国都比比皆是。
2008年，大同启动古城复建计划，将除寺庙、鼓楼外的大批建筑，无论新旧，全部拆除，然后复建了四面城墙
在大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城市还没有做好准备，人们虽然已有遗产保护的意识，但在强势的机器下，一些调研和呼吁文章如同石沉大海，该推进的推进，不久之后，一片区域就永远成为志愿者手里的照片了。
但如果放眼世界，同样在大工业文明的冲击下，巴黎人的应对，足以让这个城市骄傲。
上个世纪中叶，巴黎也面对着如今中国城市扩张的困境。高楼大厦想要在市中心立足，汽车想要更宽敞的街道，那时候市区街道拥挤不堪，房子破旧，这成为房地产商的理由，如今漂亮的沃日广场，基本被宣告了死刑。
但是巴黎人勇敢地保卫老城，他们写文章、办展览，成立保护组织，加之政府有效的规划、拨付资金、活化利用，最终使得巴黎老城区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
事实上，早在19世纪，法国就深刻地认识了文化遗产对城市、对国家的作用，成为第一个立法保护文化遗产的国家，中国的第一份文物保护法在20世纪80年代出台，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出台也仅仅是几年前的事。
我们当然不能以此标准苛求，但足以借鉴，因为法国和河南有太多相似之处了，文化遗产众多、政权频繁更迭，也同样受到了炮火的洗礼。
冯骥才曾说：“事物的原点总是最具魅力的，我们总想回去看看。”源头要用遗产层层溯源，才能认清我们的位置。
我们早知道中原文化博大精深，但光说毫无意义，孩子们必须亲自去“东都”感受隋唐的盛景，亲自去安阳体会文字的神圣和厚重的晚商文化，也需要亲自去炎黄故里，知晓何为华夏，为什么我们是炎黄子孙。
但是，倘若人们一去，傻了，遍地都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想看历史？请左拐影音厅。这何尝不是件悲痛的事情。
遗产，先人的文化结晶，尤其是博大精深的中原遗产，她包含了河南人一以贯之的信念、记忆，倘若载体消失，那我们赖以自豪的中原文化、民族文化又从哪里寻找呢？
和这样遗产损失相比，漂亮高昂的大楼，又孰轻孰重？
事实上，我们有能力把郑州打造成国家中心城市，为什么没能力把开封建设为“宋文化之都”？我们有能力GDP每年都7%以上增长，为什么文化遗产却逐渐消失呢？甚至连拆迁单位都可以无视文物局的意见，可见文化遗产保护已到了什么地步…
简言之，任何破坏文化遗产的理由都不能成为理由。遗产绝不能以经济指标衡量，留存遗产加之活化利用，详尽规划，给予这些遗产正确的城市角色，并且给保护遗产的职能者公正评价，这或许才是城市规划的题中之义。
在这条路上，河南“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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