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紅木》國標中的一大類別,紅酸枝家族成員眾多,包含交趾黃檀、奧氏黃檀、微凹黃檀、巴里黃檀、賽州黃檀、絨毛黃檀、中美洲黃檀七個樹種。事實上，無論是紅木傢俱文化的有序傳承，還是紅酸枝傢俱本身具備的實用性、藝術性、增值性來看，紅酸枝傢俱都有著獨特的魅力。其文化斷層現象，對紅酸枝傢俱而言、對眾多紅木文化的追隨者和紅木傢俱的珍賞者而言，既不公平，也欠完滿。
“酸枝”是廣東、廣西一帶對紅酸枝的習稱，而在北方，“老紅木”的稱呼則更為人熟知。2000年《紅木》國標頒佈後，紅酸枝正式被確立為一類木材的統稱，包括交趾黃檀、巴里黃檀、奧氏黃檀、賽州黃檀、絨毛黃檀、中美州黃檀、微凹黃檀七個樹種在內。至此，對於紅酸枝稱謂的規範終於塵埃落定。
明清兩代，是傳統傢俱藝術發展的黃金時代。自唐五代進入垂足式高型傢俱以來，經宋元時期的高度發展，為明式傢俱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加上明初手工藝的繁榮，海外貿易的發展，為明式傢俱的形成提供了技術力量和物質條件，使傢俱藝術發展到了成熟時期。這一時期生產的傢俱，已具備集科學性、藝術性及實用性於一身的特性。明清宮廷傢俱的形成和發展，得益於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在民間傢俱技藝空前發達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來自民間，又高於民間，由於工匠技藝精湛，用材精良，所以宮廷傢俱代表了中國傳統傢俱的最高水平，也是明清傢俱的精華。
當然，在黃花梨“一木獨大”的明代，紅酸枝顯然還是個新鮮品種，而用它製作傢俱更遠未達到普及的程度——只有一些沿海地域會偶有使用它製作傢俱，那些傢俱也只是供日常使用，未進入可資探析的美學範疇。
及至清代，紫檀逐漸取代了黃花梨成為權貴的摯愛，這背後，一方面由於黃花梨木材被大量砍伐，使得這一木材面臨枯竭的狀態，另一方面，統治階層審美和心態的變化也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及至清中後期，日趨衰微的國力讓紫檀進口變得力不從心，傢俱木材的使用格局再次發生了變化。
正如紫檀接棒黃花梨，此時，紅酸枝乃至花梨木成為了製作傢俱的普及用材，而在稱謂上，紅酸枝便是彼時的“老紅木”。
“唯世俗所謂紅木者，乃系木之一種專名詞，非指紅色木言也”、“木質之佳，除紫檀外，當以紅木為最”，這是《古玩指南》中有關“紅木”的兩句記載。
《古玩指南》成書於清末民初，而在此時，對於“紫檀、黃花梨、老紅木乃宮廷三大貢木”一說也早已形成了共識。
沿著這一思路，大量使用紅酸枝且製品藝術水準較高的年代應當在清中期，尤其是乾隆四十年以後。這一時期，國力已有衰微之象，紫檀庫存亦不充足，這樣的契機下，紅酸枝漸漸迎來了一個使用高峰。
乾隆四十年以後，酸枝木大量進入清代宮廷，僅乾隆四十三年，“海梅木”的舊存就達到了“三萬八千零八十九斤十四兩四錢”，新收海梅木“兩千九百六十三斤”。而到了乾隆五十三年，舊存酸枝木增至“八萬二千四百五十一斤二兩四錢”，比起乾隆四十三年海梅木的數量總和增長了一倍。這批為數可觀的酸枝木成為乾隆後期宮廷傢俱製作的重要原料。由於庫存充足，以其製成的宮廷傢俱種類及數量極為豐富，包括紅木香幾、紅木插屏、紅木掛屏、紅木桌屏、紅木桌燈、紅木壁燈等物。
故宮傳世的傢俱中，諸如“紅木雲龍紋架子床”等大型傢俱，其製作年代應該不早於乾隆後期。此床體量龐大，用料厚實，雕刻精美，擁有極為精湛的工藝和很高的藝術水準，也由此可見紅酸枝在宮廷中的地位變化。
清後期，隨著西方列強的侵入，對外貿易掙脫了閉關鎖國的掣肘，重新煥發出生機。藉著地理優勢，廣東等地區成為紅酸枝傢俱的重要生產基地，並逐漸形成氣候。
這裡生產的酸枝傢俱品類豐富，燈掛椅、太師椅、六角椅、茶几、長臺、八仙台、書桌、櫥櫃、圍屏等一應俱全，到了後來，中西文化的交融使得傢俱更趨於創新和多樣化，出現了雕花公座椅、單拼椅、貴妃床、旋轉座椅、鑲石花籃圓臺等帶有明顯西洋風貌的傢俱。
與紫檀、黃花梨相比，酸枝木可謂行“革新”風氣之先的木材。而革新之內容，工藝與造型兼而有之。 工藝上，一反過去打磨上蠟之傳統，採用油漆工藝；造型上，一改以往傳統的長臺、八仙台、太師椅等款式，採用西方沙發型式，以酸枝木製造新式沙發床椅傢俱、酸枝大床和西式立櫃等。
中國人的財產觀離不開“厚、大、沉”。所以，紅木傢俱的問世，她除了作為文化載體而存在，同時還是財富擁有程度的標誌。紅酸枝傢俱成器後，體量厚重，正是緣自紅酸枝比重大的特性，它的氣幹密度接近於檀香紫檀，所以小料上手時手感沉重，兩木相擊，錚錚有聲，呈現出金屬般的質感。
市場化以後，酸枝傢俱的價格水漲船高。縱觀當下紅木傢俱市場，紅酸枝傢俱佔據著相當大的市場份額。對比而言，在性價比尚且合理的今天，紅酸枝的優勢也十分明顯。不少業內人士認為，紅酸枝很可能會成為繼黃花梨和紫檀後又一天價用材。這樣的說法，當然是一種著眼於市場規律上的推演，而如果單就紅酸枝的使用歷史而言，這一木材的深厚底蘊就已足夠值得我們留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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