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末的深秋季節，我腳踏殷紅的楓葉，來到北京香山萬安公墓，瞻仰了李大釗烈士的墓地。
據公墓的管理人員介紹，李大釗烈士的陵墓曾在“文革”中遭到摧殘，然而，就在墓地的深處，掩埋著黨和人民為烈士鐫刻的“墓誌銘”，它象徵著李大釗傳播馬克思主義的英名，將萬古永存，世代銘刻。這塊“墓誌銘”是怎樣建樹的？它的珍貴內容是什麼？我帶著這個問題訪問了李大釗烈士的次子、當年中國科學院電子研究所黨委副書記李光華。
當時的李光華年過半百，兩鬢斑白，他文雅端莊，舉止質樸，談吐從容，從他身上能感受到先烈的遺風長駐。我們的話題是從李大釗烈士英勇就義以及六年後北京人民公葬李大釗烈士的情景開始的。李光華說道：
“父親就義時我剛滿4歲，留在記憶裡的事情並不多。後來從許多革命長輩那裡，從長姊、長兄的口中才逐漸明白了一些事情。父親從1918年開始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到1927年英勇就義，近十年間，一直在反動派的心腹之地北京堅持鬥爭，堅持傳播馬克思主義。北洋軍閥處心積慮地要剪除他，但他總是鎮定自若，一直不知疲倦地工作。他自己說過這樣的話：
‘青年銳進之子，屹然獨立之氣魄，衝蕩其潮流，抵拒其勢力……’
“軍閥張作霖從奉天入關，控制了當時的北京政府後，首先下令逮捕父親。在環境十分險惡的情況下，許多同志勸父親暫時離開北京，他卻婉言謝絕。為了長遠的革命利益，他護送一些同志疏散，自己則和一部分同志留下來繼續傳播馬克思主義。形勢越來越險惡了，他燒燬了秘密文件，學會了使用手槍，為應付猝不及防的事變作了積極的準備。
“1927年4月6日清晨，北京的反動政府調集了警察、偵探和奉天憲兵共四五百人，在日、美等帝國主義的直接支持和配合下，包圍了我們在東交民巷的住宅，逮捕了我的父親。在這以後的一個星期內，蔣介石在上海策劃了反革命的‘四·一二’政變，烏雲一時籠罩了中國的天空。
“父親在監獄裡受盡了敵人的折磨，一根根竹籤被釘進手指裡，指甲帶著殷紅的鮮血脫落下來，他幾次疼痛得昏死過去。在敵人的法庭上，他據理痛斥了封建軍閥勾結帝國主義殘害人民的罪惡，莊嚴宣告自己的信仰，宣告自己所做的一切，完全是為了傳播真理，是拯救民族危機的正義行為，而對黨的秘密則隻字不吐。當時許多報紙對此都有報道。有一家報紙說：‘李著灰袍青布馬褂，滿臉髭鬍，精神甚為煥發，態度極為鎮靜。他自稱為馬克思主義的崇信者，其他一切，概不知曉。’
“父親的被捕，引起了社會各界輿論的聲援。黨組織和各界進步人士都積極設法營救他。北京鐵路工人組織了劫獄隊，父親知道後，不同意這種冒險行動。黨組織同意了父親的意見。
“張作霖政府，不顧社會輿論和各界人士的譴責，組織特別法庭，判處了父親和一同被捕的19名同志的絞刑。1927年4月28日下午2時，父親和其他19位年輕的革命者一起，被敵人押到西郊民巷京師看守所的臨時刑場。父親第一個泰然自若地走上絞架。他翹首仰望天際，對著滿目瘡痍的神州大地，慷慨地發表了最後一次演說。他說：‘不能因為你們今天絞死了我，就絞死了偉大的馬克思主義！我們已經培養了很多同志，如同紅花的種子，馬克思主義將遍灑全國各地！我們深信，馬克思主義在世界，在中國，必然要得到光榮的勝利！’最後，父親高呼著‘共產黨萬歲’的口號，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犧牲的時候，年僅38歲。
“反動派殺害了父親又不準安葬，靈柩寄於宣武門外妙光閣浙寺內達6年之久。1933年4月，黨組織通過北京大學師生和父親的生前好友，發起為父親舉行公葬的活動。那一年我剛滿10歲，聽說，魯迅、李四光等一百多人為我父親的公葬捐款。當時，參加父親公葬活動的各界人士達萬餘人。
“1933年4月23日清晨，送葬的隊伍從浙寺出發，在白色恐怖下，為我父親舉行路祭。送殯的隊伍越聚越多，人群堵塞了馬路，車輛斷絕通行。人們胸前掛著白色的花朵，臂上佩戴著青紗。母親和星華大姐、炎華二姐、欣華弟弟我們這些遺屬，乘坐了兩輛馬車走在送殯隊伍前面。向後望去，只見一眼望不到頭的群眾隊伍組成了浩浩蕩蕩的洪流。花圈接著花圈，輓聯連著輓聯。他們時而高呼口號，時而唱起悲壯的《國際歌》。送殯的隊伍每到一處，就有許多群眾團體沿路公祭，祭桌上擺滿了水果、糕點和醇酒。反動派互相勾結殘殺了父親，又多年不許安葬，群眾早就為此憤憤不平，又加上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我國東北，國民黨則鎮壓人民的愛國行動，群眾怒不可遏。送殯的群眾一邊走，一邊高喊抗日救國口號。送殯變成了示威，變成了對反動派的抗議行動。
“反動派害怕了。他們在西四一帶佈置了大批軍、警、憲、特。當送葬隊伍行至西四路段時，遭到敵人的槍擊和抓捕。
“當父親的靈柩被送到香山萬安公墓時，只見一輛騾子車飛馳趕來，車上拉的是用棉襖和花圈覆蓋著的石碑。記得碑額上鐫刻著鐮刀和斧頭，碑文記述了父親的生平和功績。這是黨和人民對我父親的最高獎賞。但是，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裡，共產黨人的墓碑是不能在墓地公開樹立的，這塊珍貴的石碑只能與我父親同時埋於地下。”
當我問到埋在大釗烈士墓中的墓誌銘時，光華同志回答說：“當年的北大教授劉半農先生曾受人委託，起草了一篇碑文，碑文中這樣寫道：‘君溫良長厚，處己以約，接物以誠，為學不疲，誨人不倦，傳播真理，名滿城中。張作霖自稱大元帥於北京，政出武夫，儒冠可溺，遂逮君及同遊六十餘眾，君與路友于、張伯華、鄧文輝等二十人罹於難。風淒雨橫，摧此英賢，嗚呼傷哉！’
“這篇碑文，國民黨反動派不允許公開採用。後來由劉半農先生書寫了一塊僅有父親的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簡單墓碑，樹立在父親的墓前。”
講到這裡，李光華同志心情很是激動，意味深長地說：“父親在生活的征途上，只邁過了短促的38個年頭，而他那堅實的步伐和崇高的革命精神，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堅定信仰，卻始終成為我們後來人所效仿的榜樣。正如魯迅先生所說的：‘他的遺文卻將永在，因為這是先驅者的遺產，革命史上的豐碑。’”
當我告別李光華同志的西山住宅區時，西山上飄起了燦爛的晚霞，映照著山坡上的楓葉，天上地上一片殷紅。
（祁淑英，作家，現居石家莊 刊於《燕趙都市報》2018年7月3日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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