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爷是个医生，过去叫郎中，一生中在旧社会生活一半，在新社会生活一半。他这一生除了坐诊的手艺好，再一个就是脾气好，而且还非常的胆小，给病人下药，一个是怕药下的不紧凑，斟酌来斟酌去的，二就是怕病人花钱，有的时候没钱的来看病，药抓走了不给钱也没啥。因为这些事总挨我大爷的训，那时候我大爷当家，东北话叫挨磕了。我二爷还有一个特殊形象，就是那条辫子，一直到年纪太大了，自己身体不方便了，才剪了一小节。那个时候我二奶每天都要给他梳的溜光的，戴个帽头，坐在医桌前坐诊，是一丝不苟的。长凳上坐着看病的人，遇到有急诊的，就和大家说一下，特别的和蔼，有一些老邻居没事的时候也愿意挤到我二爷做诊的诊堂，在我二爷闲下来的时候唠唠嗑。还有就是爱听我二爷唱药。
好像是解放后买卖公司合营之前，那个时候区上组织街道要开诉苦会，成分高的每户都要出人，还给了指标。我们家那个时候我大爷已经早搬黑龙江去了，这个家里我二爷是老大。要开会的时候大家很害怕的，但是我二爷站出来说去会场，就这样我二爷去了批斗的会场。到会场后只是站到台上，几乎都没轮到我二爷说话，会也就散了。散会后被留下，给好几个人看了半天的病才让回家。
在一次就是文革的时候，那时候好像是什么运动，有几次开会我二爷也到会场了，他的任务是敲锣，和一帮人游街。他打锣的时候，打出的点是唱戏的点，那个时候沈阳流传着一句歇后语：张二爷打锣，想唱上天台
。说的就是这件事。
我二爷话不多，一生中对人全都是那么的中肯，以至于在大家面前留下的印象特别的好，一生中没有仇人，他90多才走，去送他的有太多太多的人，每到清明他的墓地上，总有一些给他送花的人，可能是他生前帮助过的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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