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要推出“鄉村振興”戰略
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為什麼要在城鎮化還未完成的情況下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我的理解是：
第一，振興鄉村戰略是對效仿先發國家的城市化優先戰略的修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製定了優先發展工業化、促進農民城市化的現代化戰略，戰略目標是在基本完成工業化時農村戶籍人口減少到15%以下。這個戰略已經持續實施了40年，當下，中國已經邁入後工業化時代的門檻，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已經過去，但農村戶籍人口比例並沒有達到預期目標。
第二，鄉村振興戰略是對效仿亞洲“四小龍”出口導向工業化優先發展戰略的修正。中國加入WTO時，輿論普遍認為：只要中國加入全球化，學習亞洲“四小龍”承接一般性製造業梯度轉移，當人均G D P達到4500美元時，農村人口自然會下降到15%以下。到20 17年底，中國人均GDP接近或超過10000美元，卻只製造出了2億多農民工，絕大多數農民工的工資收入無法支持其本人市民化，更不用說其家庭成員的市民化。
這是因為在中國加入全球一般性製造業梯度轉移進程之後，全球一般性製造業出現了“中國拐點”—由少數人為多數人搞製造逆轉為多數人為少數人搞製造，隨著參與一般性製造業梯度轉移進程的後發國家越來越多，一般性製造業競爭日趨慘烈，參與一般性製造業的勞動者獲得的報酬越來越低，收益無法支付城市化的高昂成本。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再繼續出口導向工業化優先戰略有害無益。甚至，絕大多數城市再繼續搞一般性製造業工業園區競賽的發展模式可能是得不償失之舉。或者說將農村數億小農問題轉化成城市數億農民工問題，不僅不利於問題的解決，可能會導致問題更難解決。
第三，鄉村振興戰略是防範經濟系統性風險、維持城市資產價格穩定和經濟可持續繁榮的根本性舉措。通過振興鄉村戰略的實施，讓農村資產價格向其應有的相對價值迴歸，讓農民財產性收入大幅增長，就能夠繼續以“三農”向城市資產“泡沫”輸血以維持其價格“穩定”，從而降低經濟的系統性風險；與此同時，也只有大幅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中國經濟才有可能在內需強勁增長的條件下維持繼續較高速度增長的趨勢。
第四，鄉村振興戰略是擴大內需和增強國家主體性的關鍵措施。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價格近30年只上升了4- 5倍，而生產資料、醫療、教育、住房、公務員工資等價格上漲了數十、數百倍。正因為如此，農民在農業領域所獲得的收入一直是下降的，而支出剛性增長。一方面，農民收入過低，大量廉價勞動力從農村農業湧入沿海加入一般性製造業；另一方面，內需嚴重不足，一般性製造業的產品只能依賴國外市場。出口的是物質，進來的是貨幣，通貨只能推動城市資產價格越來越高。城市資產價格越來越高，又導致農民工市民化成本越來越高、內需的進一步萎縮和國家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附於國外市場而喪失國家經濟自主性、主體性。
這就形成了“農產品價格低—農民收入低—農民工外出多—農民工工資低（教育醫療住房等支出剛性增長、消費能力下降）—出口越來越多—外匯儲備越來越多—印發人民幣越來越多—通貨加劇房價膨脹—農民和農民工購買力越來越低—工業品對海外市場越來越依賴- -國家經濟自主性、主體性越來越低—對農產品價格保護能力越來越低—農產品價格越來越低”的惡性循環。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就是要打破這種惡性循環，增加農民綜合性收入及農民工工資性收入，擴大內需，促進國家經濟自主性和主體性的增強。
第五，改革開放所取得的偉大成就，為鄉村振興創造了堅實的基礎性條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程度越來越高，為農村業態多元化創造了堅實的基礎性條件，再繼續以犧牲農村為代價的城市發展優先戰略已經毫無意義，鄉村振興戰略是順勢而為的選擇。
第六，鄉村振興戰略是生態文明價值觀和綠色發展觀主流化的必然結果。生態文明價值觀已經深入人心並逐步主流化，喜歡在農村生活創業的人越來越多。特別是隨著老齡社會的來臨，在農村養老也會成為很多城市老人的選項。與此同時，城市資本嚴重過剩，農村資產資本化還沒有起步，資本下鄉動力強勁。可以預見，相當一部分村莊必將成為有錢人、有智人、有力人、有閒人投資、創業、工作、生活的首選之地而興旺起來。鄉村振興戰略是人心所向。
第七，鄉村振興戰略是對社會基本矛盾的正視和直接回應。改革開放雖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發展極不平衡，即使在鄉村兩極分化趨勢也日趨明顯。中國絕大多數人口在農村和小鎮，振興鄉村是促進平衡發展和共同富裕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和最有力的舉措。
破除束縛農民手腳的不合理限制
中央最近幾次重要會議都特別強調激發振興鄉村的內生動力。內生動力是指因組織內部生存發展需要而產生的自發動力。激活內生動力就是激活“組織”的自發動力。把農村的一個個家庭、一個個村社、一個個鄉村系統當成一個“組織”，這些“組織”、“系統”的自發動力是什麼？要激活什麼樣的內生動力？
過去這些年，鄉村是不是就沒有內生動力呢？當然不是。創造“共富經濟”的內生動力不足，發展“老闆經濟”的內生動力很足。從農村吸取資源的內生動力很足，向農村注入資源造血的內生動力不足。現在提出“振興鄉村”，要激活的是對鄉村振興有正相關的內生動力。
如何激發內生動力？去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要破除一切束縛農民手腳的不合理限制和歧視。在當前政策環境下，農民只能在自己土地上種莊稼，不能平等享有在自己的土地上種廠子和種房子的權利；農民不能在村社內部開展資金互助，只能把錢存入銀行再從銀行貸款搞發展。類似的限制和歧視很多，這是一方面的束縛。另一方面，農民集體的土地所有權、農戶的承包權不能抵押貸款，但農民的土地流轉給資本經營後，資本就可拿農民土地的經營權抵押貸款。這類束縛正在源源不斷地假“激活振興鄉村內生動力”之名在“深化改革”的話語下大行其道。
在實施振興鄉村戰略的大背景下，激活鄉村內生動力，就是要給農民全面的平等權利。特別是組織起來的權利，集體所有制和其他所有制的平等權利，集體經濟、合作經濟與其他經濟的平等權利，農民合作金融與其他金融的平等權利、農民財產權和其他財產權的平等權利。
鄉村振興規劃的主體應該是村民自己，各種專業人士是村民做規劃的協作者。規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規劃協作者是規劃主體的長期陪伴者。鄉村振興戰略要區別對待“163”，在區域內統籌“163”實施鄉村發展。1是10 %的城郊農村，要支持農民抱團進城，用“農地轉非減半”政策即可。即：農民的村莊整體進城，實施“土地農轉非減半”政策：即政府無償取得一半（無需徵地補償）土地搞公共事業，另一半土地留給農民村社集體（村社集體成為城市的土地供應商、開發商）；6是60%空心村，建中大型集體農場，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經營現代農業，空心村原有的建設用地向（中心村鎮）特色小鎮和田園綜合體“漂移”（所有者不變）；3是30%中心村，是人口產業集聚區，是發展田園綜合體、特色小鎮、養老、休閒的地方。要重點規劃，集中資源打造。
以振興村社共同體為先
產業發展一定要有宏觀視野、全球視野，要對大趨勢有正確認識。在當今中國所處的國際國內經濟大趨勢大背景下，百分之八十的縣鄉村可能只能發展一般性產業，但發展一般性產業絕大部分是要失敗的，因為一般性產業全球性過剩。只有發展特別的產業（如高技術產業、特殊金融業、新服務業等）才有成功的可能性，但十之八九的地方受多種因素約束又發展不了特別的產業。出路還是要依靠“村民村社共同體”。把村民村社共同體做強，發揮村民村社共同體“振興鄉村”和“精準扶貧”的主體作用和主導作用。
1949年後，鄉村社會出現兩大變革：一是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制；二是建立在土地村民集體所有制基石之上的村民村社共同體。這裡的“村”，是地域邊界，村莊，也是行政或自治邊界，也指村民委員會。這裡的“社”是經濟組織，指村級合作社或村經濟聯合社。“村民村社共同體”是村和社一體化組織，是產權、財權和事權、治權有機統一的、集村社區經濟發展、社區建設、社區治理三種職能於一體的社區性農民自主綜合合作發展組織，我們把這種組織叫做“村民村社共同體”。
具體怎麼發展壯大“村民村社共同體”？首先，政府海量財政資源的配置要重點向村民村社共同體傾斜，引導高度分散在農戶手上的細碎化的生產資料向村民村社共同體集中、集約經營。村民村社共同體（聯合社或集團公司）以市場主體身份再和其他市場主體平等合作經營，主導構建新型雙層、多層經營體制。政府所有部門，從資源配置、調控手段、服務方向等都做相應調整。
其次，確保政策性收入和財產收入的增長主要歸屬村社共同體及成員。未來農民收入五大項（生產性收入、勞務性收入、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政策性收入）中，增長最快的、最穩定的是財產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必須確保這兩塊收入普惠千家萬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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