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兰台世界》2010年19期
作者｜刘峰搏 （作者单位：大连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阎锡山
一
二次北伐后，南京政府以裁兵为先导削弱地方势力，以期统一全国军政，加强中央集权。此举引起阎、冯、桂等地方派系的强烈不满，山西也自此开始对南京中央政府保持相当的谨慎。1929 年编遣会议结束后，南京政府与地方势力的矛盾更加激化，不久即爆发了一系列地方与中央间的军事行动，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1930 年以阎锡山为首的地方势力联合以武力对抗南京政府的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历时半年之久，后因张学良率东北军入关支持南京政府，终致反中央的地方势力联军以失败而告终。中原大战后，晋军残部在地方团队帮助下由山西陵川薄壁口等处逐次退回山西，后又开赴晋北。
作为中原大战中反中央的地方代表，阎锡山自然成为战后南京政府缉拿的要犯。1930 年 10 月 3 日，南京政府宣布大赦参与中原大战的诸多将领，但阎锡山则被排除在大赦名单之外。10 月 5 日，阎锡山联名冯玉祥致电张学良，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与中央纠纷。而代表南京政府的蒋介石则对阎锡山连连施压，要求阎无条件下野。阎锡山见于事无补，乃决定以守为攻，于10 月 15 日通电各方宣布下野。随后，阎为其日后再起，对晋军编制及人事作了重新安排。11 月 4 日，阎锡山宣布撤销中原大战期间成立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另将“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改为“晋绥警备总司令部”，以心腹徐永昌、杨爱源为正、副总司令
[1]56。事毕，阎以服侍父病为名回到家乡五台县河边村避祸。但是，南京政府对其却紧追不舍，一方面派飞机轰炸太原，一方面指示张学良等通缉阎或促其出洋。阎锡山知时下难以在晋求得自安，于是对外假称将出洋考察，实则在亲信张培梅等陪同下，于 11 月 29 日由五台县驱车北上，经忻县、代县、朔县等地至大同。后又转乘火车至天津，并避居津城月余。南京政府认为，津晋近在咫尺，阎居津城仍可遥控山西军政，遂令张学良不惜各种手段向阎施压。先是指示曾被阎锡山驱逐的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迅速返晋，揭发阎之罪行；再是令蓝衣社特务密布于阎在津居所附近，时刻威胁。阎锡山深知天津不适久留，乃于次年初乘日轮转赴大连 [2] 。阎锡山至大连后避居在位于黑石礁的张宗昌公馆。二
阎锡山选择避居大连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大连自 1905 年后即为日本控制，南京政府势力难以涉足，加之南京的统一全国政策与日本侵华战略有着根本的冲突，因此就自身安全而言，相较国内它处大连为佳；二是阎本人与日方关系甚密，尤其是与关东军要员关系密切，其中时任天津特务机关长后转任奉天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是阎锡山的留日同学，阎选择离津至连与其不无关系。蛰居大连，阎来去较为自由、便利；三是大连与天津仅渤海之隔，利于阎与其留津要员联络，并通过天津间接影响并掌控山西军政。由此可见，大连对战败后的阎锡山而言，是一个可退、可守、可走之地。
中原大战后阎锡山避居大连前后七个月。在连期间，阎一方面时刻关注山西政情的变化，遥控山西军政，为日后再起做准备；另一方面则密切注意国内政局走势，检讨此前与南京中央之关系，游离于日、蒋、奉等军事派系间，以势造势伺机待起。
首先，阎非常重视晋军的整编事宜，并力图以各种途径遥控晋军的改编，为日后再起积攒资本。阎锡山抵达大连前后，张学良对晋军的整编工作已然开始。由于张学良对晋军的“缩编”只作原则性要求，而不过问具体事务，因此晋军的人事安排，基本上由徐永昌、杨爱源决定；而徐、杨的决定又须按阎锡山的意思进行，因此阎锡山在晋军的人事系统基本仍保留下来。晋军缩编后，新任师、团长多数是阎原先一手培养和提拔的干部。这为阎锡山重返山西，再度控制晋军创造了便利条件。为进一步控制军队，阎还常派亲信刘升秘密返回太原了解晋军情况，向各级军官转达阎的旨意。
其次，阎锡山对中原大战前晋系与中央关系进行了检讨，并成为其重返山西主政后的指导思想。对晋系与中央关系的检讨主要体现在他在连期间的日记中。阎锡山自 1931 年 2 月 17 日开始《阎锡山日记》的写作，声称“记理而不记事”，并以忏悔的心情对前期发起对南京中央的武装挑战进行了反思。1931 年 2 月 26 日，阎在日记中写到“孽缘结下若此多，如何能不结孽果”。6 月 5 日，他在日记中又写到： “去年我方失败，蒋本可以顺手治理，说者谓非特可以统一，且可以实行中央集权。余故迭次与反蒋同人言，此后当尽力于治国之研究，不可再作倒蒋运动，以误国而自误。”
[3]他不仅总结了自己“孽缘”结“孽果”，而且还明确拒绝了反蒋势力要其再次挂帅的请求，表示不愿再“自误”，以示对前期晋系与中央关系的深刻反省。此外，阎锡山在连期间还与其御用文人李江、刘杰等人对其所谓“中的哲学”、 “物劳学说”、 “劳资合一”等思想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为其以后继续统治山西提供理论准备。阎锡山避居大连后，日方从侵华战略出发，曾多次拉拢阎。1931 年春夏之交，日本走卒赵欣伯至大连访阎，声称奉张致东北三省人民于水深火热， “希望阎先生以治晋之方，拯救东北”[4]12。阎锡山深知日方此举意在拉他做傀儡，故对赵避而不见。但为不得罪日人，阎随后又派人赴赵之寓所，解释不能会见赵之苦衷。尽管阎拒绝了日方的拉拢，却始终与日方保持着密切往来与合作。
三
阎锡山避居大连前后，国内的政局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在客观上为阎锡山重返山西创造了机会。中原大战后，国民政府调整战略，军事上集中力量对南方根据地红军发动“围剿”，而政治上则再次陷入内部纷争的混乱局面
[5]373-374。1930 年 10 月 10日，蒋介石在南京发表所谓“告父老文”，明令“自军事告终之日起，期以三个月，至多五个月，限令一律肃清”红军 [6] 。军事上加强围剿红军的同时，政治上南京政府的内部纷争也日趋白热化。1930 年 11 月，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对蒋介石擅制约法的独断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次年 2月 28 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扣押后软禁，导致国民党内部严重分裂。4月 30 日，国民党中央四监委邓泽如等向各方发出公开通电，强烈指责蒋介石“违法叛党”，要求释放胡汉民，且提出蒋介石下野。接着，陈济堂通电响应四监委提案，并开始调集军队，沿广东省境布防，以军事对抗南京政府。5 月 27 日，各反蒋势力齐聚广州，正式组成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会非常会议，并通过另组国民政府宣言。28 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宁、粤分立局面终成。南京国民政府连续“剿共”及宁粤矛盾日趋激化之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东北地区的侵略，中日间的矛盾迅速上升。1931 年 6、7 月间，中村事件及万宝山事件相继发生，日本政府借这两个事件，大造侵华舆论，加紧武装占领东北的准备，东北局势日益恶化。然而，蒋介石却称: “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 “不先剿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能消平叛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即不能攘外。”
[7] 此时，身居北平的张学良已无心再顾及晋、绥事宜，而是忙于应付随之而来的中日军事冲突。国内政情的这些变化，客观上为避居大连的阎锡山重返山西创造了条件。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山西的政情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主要是 1931年 7 月，在石友三部借宁粤对立之机出兵反对张学良之际，山西发生了晋军商震部第六十七师高鸿文旅、黄光华旅，以协助中央及东北军截击石友三部为名脱离了晋军编制的重大事件 [8]554。这是阎锡山返晋前，晋军的一大损失和山西军情的重大变化。
商震率部脱离晋系依附中央对身居大连的阎锡山震动很大，并成为促阎返晋的催化剂。为防止晋军发生更多的意外，1931年 8 月 5 日，阎锡山租乘日本飞机自大连秘密返抵山西大同机场 [9]1650-1651 。随后，在骑兵司令赵承绶的陪同下，阎从大同回到五台河边村。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介石得知阎锡山返晋的消息后，立即命令何应钦、孔祥熙致电阎锡山，促其从速离开山西，否则，将采取严厉措施[10]117 。刘峙、韩复榘等也纷纷通电，请逐阎离晋。负责华北军政事宜的张学良也致函阎锡山，以“现在国家力求巩固和平统一”为词，要其“速行放洋考察，以正各方视听”
[9]1652-1653。阎锡山接函后回电张学良，以其父“年老体衰”， “山为独子，不忍遽离左右”为由，谢绝离晋。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国内政局大变。全国各地掀起广泛的抗日浪潮，蒋介石和张学良均忙于应付不抵抗带来的内外压力，而对于阎锡山的去留问题已无心再行过问了。此后，宁粤议和。1932 年 2 月 20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数日后，阎重返太原，再度实现了对晋绥两省的统治。
参考文献：
[1]赵政民.阎锡山军事活动年谱[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
[2]贾毓芝.忆阎锡山在大连[J].山西文史资料，2000(4).
[3]阎锡山日记[M].山西省档案馆馆存.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山西文史资料第 7 辑[M]，1963.
[5]张宪文.中华民国史纲[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6]国闻周报(第 7 卷,第 41 期)[N]，1930.
[7]大公报（上海）[N]，1931- 7- 27.
[8]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存稿选编（17- 18）军事派系[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
[9]阎伯川先生纪念会编.民国阎伯川先生锡山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
[10]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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