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陝蘇區又稱川陝革命根據地，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國第二大蘇區。1932年12月11日夜，紅四方面軍勝利進入陝南上元觀、私渡河、鍾家溝，結束了歷時兩個月行程三千里的長途跋涉，開始籌劃創建新根據地，標誌川陝蘇區的開端。1935年5月初，為打破“川陝會剿”接應中央紅軍，紅四方面軍總部在四川江油附近召開高級會議研究行動方針，作出撤出川陝根據地的決定，標誌川陝蘇區的結束。歷時二年六月的川陝蘇區，位於川陝交界的米倉山和大巴山區，覆蓋四川巴中全境和達州、南充、廣元、綿陽部分區域，及陝西漢中和重慶城口部分區域。在其鼎盛時期，東起（重慶）城口，西到嘉陵江東岸，北至陝南鎮巴、寧強，南控營山、渠縣，縱橫四五百里，總面積4.2萬平方公里，人口約600萬。
一、革命風暴的醞釀
1927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大革命運動失敗。從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進入了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面對白色恐怖，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陝西省委認真貫徹黨的八七會議和六大精神，堅持不懈地領導人民進行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川陝邊的地方黨組織逐步恢復，群眾運動蓬勃發展，武裝鬥爭此伏彼起。
川陝邊的地方黨組織逐漸恢復。中共四川省委和中共陝西省委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抓緊對黨組織的思想、組織和紀律進行整頓，消除黨內的悲觀動搖情緒，鞏固和發展黨的組織。在四川，“1928年夏，中共達縣縣委和中共梁山縣委相繼成立，宣漢、萬源、開江等縣建立了黨的特支。”1930年9月，中共川北特委按照中共四川省委的指示，組成中共巴中中心縣委。中心縣委在通江和巴中（今巴州區）兩縣“發展了200多名黨員，400多名共青團員，組建了12個黨支部和52個團支部”。在陝西，“到1927年9月，僅漢中地區約有共產黨員30餘人”，“先後在寧強、城固、南鄭建立了黨的支部，籌建了中共陝西特委。”“（1930年初）再次建立了陝南特委。轄城固、洋縣、寧強等縣委，並在褒城、鳳縣、西鄉、勉縣等地發展了黨員，建立了組織。在此基礎上，11月在南鄭城西南的龍崗寺召開了陝南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成立了陝南特別委員會。”恢復後的地方黨組織，積極發動農民抗糧抗捐，改造地方民團和組織農民武裝。
川陝邊的群眾運動蓬勃發展。隨著地方黨組織的恢復，川陝邊“民眾的革命情緒非常高漲”“各地的工會、商會、農協會、婦女會、兒童團等群眾革命團體也相應發展起來。”“開江縣在順慶起義軍的幫助下，在回龍、甘榮鎮、普安等場建立了七個農會和一個商會，共有會員1400餘人，其中商會會員百餘人。”“到1927年底達縣農會會員發展到三千多人，僅蒲家一鄉即達1200人”。1931年秋至1932年底，四川的通江、南江、巴中和陝西的城固、洋縣、西鄉等地，暴發了聲勢浩大的農民“吃大戶”運動和抗捐鬥爭。
川陝邊的武裝鬥爭此伏彼起。四川和陝西的共產黨人領導發動了一系列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在四川，1927年10月，中共四川臨時省委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成立省軍委會，具體負責組織全川的武裝鬥爭和軍事工作。隨後擬定的《四川軍事運動計劃》《四川暴動計劃》明確提出，做好農運、軍運等工作，以保證四川武裝鬥爭的順利開展。1928年，黨中央將參加過南昌起義的李鳴珂、參加過廣州起義的穆青等同志派回四川工作，直接推動了武裝鬥爭的開展。四川黨組織在1928年到1932年間，先後領導了近40次武裝起義。其中，在川陝邊影響較大的有萬源固軍壩起義、遂蓬曠繼勳起義、梁達邊界農民起義和升保起義。在陝西，中共陝西省委於1927年9月26日召開省委擴大會議，決定在土地革命的政綱之下，加強農村中的階級鬥爭，準備總暴動。陝西各地黨組織堅決貫徹八七會議和九二六會議精神，領導農民暴動和士兵武裝起義，1927年至1932年間，共發動武裝起義20餘次。其中，在川陝邊影響較大的有清澗起義、渭華起義和商南兵變。
川陝邊逐步恢復的地方黨組織，蓬勃發展的群眾運動，此伏彼起的武裝鬥爭，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進入川陝邊和川陝革命根據地的成功創建，奠定了厚實的思想群眾基礎，培植了強大的力量智慧源泉。
二、歷史的基本面
川陝蘇區是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工農武裝割據思想在川陝邊的成功實踐，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三位一體”的成功實踐。
蘇區的進攻和反“圍攻”戰役取得重大勝利。“川陝蘇區是紅軍用槍桿子打出來的。根據地的歷史，就是武裝鬥爭的歷史。”蘇區的最高軍事領導機關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張國燾，副主席陳昌浩、徐向前，參謀長曾中生（後倪志亮）。下設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總指揮徐向前，總政委陳昌浩。1932年12月中旬，由於鄂豫皖蘇區反第四次“圍剿”失利，紅四方面軍主力轉戰到川陝邊，在陝南西鄉縣召開團以上幹部參加的鐘家溝會議，作出“進軍川北建立川陝革命根據地”的方針，川陝蘇區的武裝鬥爭由此拉開序幕。1932年12月18日，紅軍佔領通江兩河口，25日解放通江。1933年1月18日解放江口（今平昌縣城），23日解放巴中，2月1日解放南江。解放通南巴的戰役共殲敵0.4萬餘人。1933年2月至6月，紅軍以“收緊陣地，誘敵深入”和“節節抗敵，伺機反攻”的戰略方針，成功粉碎以四川軍閥田頌堯為首向蘇區發動的“三路圍攻”，殲敵2.5萬餘人。1933年8月至10月紅軍發起儀（隴）南（部）、營（山）渠（縣）、宣（漢）達（縣）三次進攻戰役，殲敵1萬餘人，迎來蘇區鼎盛時期。1933年10月至1934年9月，紅軍成功粉碎以四川軍閥劉湘為首向蘇區發動的“六路圍攻”，殲敵8萬餘人。1935年1月至2月，為吸引嘉陵江沿岸敵人向北，紅軍發動廣昭戰役和陝南戰役，殲敵約0.6萬人。1935年3月至4月，紅軍成功強渡嘉陵江，殲敵1萬餘人。兩年多的川陝蘇區武裝鬥爭，紅軍和蘇區人民共殲敵16萬餘人。“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取決於武裝鬥爭的勝利。”“正是由於紅四方面軍在川陝革命根據地取得的一系列軍事勝利，才使得這裡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成為僅次於中央蘇區的當時中國革命的最重要區域。”
伴隨著武裝鬥爭的重大勝利，紅四方面軍的力量得到發展壯大。紅軍主力進入川陝邊時轄第十師、第十一師、第十二師和第七十三師，共4個師1.4萬人。1933年7月按照木門軍事會議的決定進行擴編擴軍後，紅軍轄第四軍（以原第十師為基礎）、第九軍（以原第十二師為基礎）、第三十軍（以原第十一師為基礎）和第三十一軍（以原第七十三師為基礎），共4個軍4萬餘人。1933年11月，川東遊擊軍改編為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三軍。經過三次進攻戰役後的擴編擴軍，1933年12月紅軍發展到5個軍8萬人。除有編號的部隊外，紅軍建有獨立師、獨立團、獨立營等，直屬紅軍總部領導。“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一團”建於1934年3月，近1000人，團長曾廣瀾，政委張琴秋。“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二團”建於1934年冬，約1000人，政委兼主任曾廣瀾。婦女獨立團是黨的建軍史上第一支團級以上的正規武裝。
蘇區的土地革命如火如荼。“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實行土地革命，既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中心任務，也是鞏固工農聯盟的重要基礎。”“改土分田是鞏固政權，發展經濟的根本所在。”川陝蘇區的土地革命涵蓋宣傳發動、分田確權、清查糾錯等內容。頒佈土地法令是首要前提。蘇區以小冊子、報紙、石刻、會議等為載體，頒佈了《關於土地問題的佈告》（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頒佈）、《關於土地改革的佈告》（川陝省蘇維埃政府頒佈）、《怎樣分配土地》（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編印）、《平分土地須知》（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編印）、《平分土地辦法》（川陝省蘇維埃政府編印）和《農村階級劃分（五言歌）》（中共川陝省委宣傳部編印）等土改政策法令，指導和推進土地革命深入開展。分配土地是關鍵環節。第一步打土豪運動，打垮土豪劣紳地主階級的反動氣焰，提高貧苦農民的階級覺悟，掃清分田工作的障礙。第二步審定階級成分，大致劃出僱農、貧農、中農（包括富裕中農）、富農和地主五種成分。第三步清田畝和劃等級，由各村土地委員會組織調查全村的土地總數、土地等級和人口總數等，登記造冊，作為分配土地的依據。第四步分田地，抽出紅軍公田後，餘下土地根據全村人口、勞力強弱、土地等級和山林池塘、竹園等總體計算，搭配均勻，混合分配。第五步發放“土地使用證”或“田憑”。查田查階級運動是重要保障。1933年10月至1935年3月，土地革命逐漸轉入查田查階級運動階段。一查地主的土地是否完全沒收；二查富農是否僅僅留下壞田；三查貧僱農、紅屬是否分得好田；四查紅軍公田耕種得如何；五查下級蘇維埃委員的成分和工作情緒，配合“改造蘇維埃”的工作。
土地革命使生產資料為少數人佔有變為大多數人佔有。蘇區時的赤江、赤北和紅江三縣，南江和長赤兩縣，長勝和儀隴兩縣等地，“共沒收地主、富農和廟產、學田等土地53.8萬畝，分配給了貧僱中農514790人”。“陝南鎮巴縣蘇維埃的16個鄉蘇維埃，共沒收了167戶地主豪紳的18600多畝土地，分給了1589戶貧苦農民耕種。”土地革命摧毀了川陝邊農村封建勢力，打垮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生產關係，使土地回到農民手中，建立起新的生產關係。
蘇區在政治架構層面加強黨政群團組織和地方武裝建設。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是核心。先後召開四次中共川陝省黨員代表大會和三次川陝省工農兵代表大會。蘇區內部分為省、道、縣（特別市、特別區）、區（街道）、鄉、村六級，建有相應的黨組織和蘇維埃政權組織。首任中共川陝省委書記袁克服，首任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熊國炳。1932年12月至1935年5月，蘇區建有46縣4特別市2特別區。在其鼎盛時期，轄赤北、赤江、紅江、南江、長赤、清江、江口、恩陽、陝南、嘉陵、蒼溪、儀隴、長勝、英安、廣元、營山、閬南、渠縣、紅勝、宣漢、達縣、萬源、城口等23縣和巴中1特別市及洪口、苦草壩2特別區。群團組織是外圍。群團組織包括工會（僱工會）貧農團、少共（共產主義青年團）、兒童團、婦女生活改善委員會、反帝擁蘇大同盟等。蘇區群眾無論男女老少，都有自己可以參加的組織，通過組織參加革命活動。地方武裝是力量。地方武裝包括獨立師、獨立團、獨立營、獨立連、游擊隊、戰鬥連、赤衛軍、襲擊隊、團少先模範連等，擔負保衛赤區、維持治安、偵察敵情、剿匪反霸、擴大紅軍、配合作戰等任務。脫產地方武裝共約2.8萬人。獨立師有少年先鋒獨立師1400餘人、工人獨立師600餘人、川陝省獨立師2000餘人、川陝省補充師4000餘人等。地方武裝由省和縣級蘇維埃政府領導，戰時接受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和紅軍總指揮部統一指揮。1933年8月起在省和縣蘇維埃政府內分別成立川陝省軍區指揮部和縣軍區指揮部，作為地方武裝的領導機構。1934年夏成立川陝省遊擊總指揮部，下分東西南北四路，指揮各縣地方武裝。
川陝蘇區的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取得巨大成績。“川陝蘇區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個大區域”，“川陝蘇區是揚子江南北兩岸和中國南北兩部間蘇維埃革命發展的橋樑，川陝蘇區在爭取新中國偉大戰鬥中具有非常巨大的作用和意義。”
三、革命鬥爭的延續
紅四方面軍主力撤離川陝蘇區時，留下一支革命隊伍堅持戰鬥在川陝邊。從1935年2月組建到1940年5月最終失敗，堅持戰鬥長達五年之久，建立了以南江縣桃園為中心的遊擊根據地。這支隊伍稱為巴山游擊隊。
巴山游擊隊實施一系列正確的方針政策，擴大革命影響，深得川陝邊群眾的支持和擁護，多次打敗國民黨軍隊的“清剿”。先期主要領導人劉子才，後期主要領導人趙明恩。組建之初，300餘名紅軍戰士，300多條槍。極盛時期，部隊發展到500多人，遊擊根據地“以大小園包、鐵爐壩、回龍溝為中心，縱橫約百里”，游擊隊活動區域“北達漢中南部、南至南江北部、東迄通江西部、西至廣元東部，縱橫約300裡”。
巴山游擊隊進行的艱苦卓絕鬥爭，從其所處歷史階段和鬥爭基本性質來看，它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的組成部分。“基本上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劉子才、趙明恩等先後英勇犧牲，“在他們身上，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和崇高氣節。”
四、執政的合法性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建立的國家形態的紅色政權。第二次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在各個革命根據地的局部執政是黨執政歷程發展的起點，是黨治國安邦的偉大預演。川陝蘇區是黨在川陝邊的局部執政，始終踐行黨的執政為民理念。
川陝邊的世界在蘇區以前的一段時間裡是一個黑暗的世界。“四川和陝西長期處於分裂割據，戰火不息的局面”，1912年到1932年，四川軍閥大小混戰470餘次。軍閥把工農出生的士兵的當炮灰，把農民的田地當戰場，將農民的財產當軍需，“每次戰火，燒燬民房、街房無計”。官吏、軍閥對農民課徵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全川人民需交納的捐稅據計達70多種”。地主階級大肆兼併農民土地，“總人口85%的貧農、僱農和中農，卻只佔有總耕地面積的百分之十幾，而占人口9%至12%的地主、富農卻佔有74%至80%的土地。”由於軍閥、地主、買辦、官僚、流氓、黨棍、特務、土匪頭目聯成一體的反動機構，剝奪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的一切自由和基本權利，加之大工業一無所有，商品經濟極不發達，鴉片對農業生產的破壞，教育和醫療衛生條件的落後，瘟疫對人民身體的侵害等，在紅軍到來前，川陝邊變成民不聊生、慘絕人寰的人間地獄，“茅草棚棚籬笆門，想吃乾飯萬不能”就是廣大人民生活的真實寫照。
川陝邊的世界在蘇區之後的一段時間裡也是一個黑暗的世界。紅軍撤離蘇區後，國民黨軍隊和地主還鄉團捲土重來，對凡參加過革命工作的黨員、幹部和群眾施以慘無人道的燒光殺光搶光政策。“南江上兩鄉被殺害983人，殺絕43戶。通江縣被殺害924人，吊打113人，霸產27戶，燒房485間，奪妻55人。”“通江縣游擊隊員李崇金家的2頭牛、3頭豬，全部被地主豪紳搶走，還罰大洋60元，又勒令扯良民證，再度勒索大洋1.6元。”由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瘋狂屠殺和反攻倒算，加上1936年至1937年天大旱，川陝邊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無吃無穿的社會悲慘境況隨處可見。南江縣“民食短缺，已達極點，故每日餓死約400餘人”，“慘悼之象不堪目睹”。
川陝邊的世界在蘇區時期是一個光明的世界。蘇區人民群眾真正當家做主。1933年12月中共川陝省第三次黨員代表大會召開時，地方黨員發展到3萬餘人。“黨員的基本情況，以（南江縣）正直區的118名黨員為例：其中文盲佔56%，初識字佔4%，小學佔40%；僱農、貧農成分佔97%，中農和其他成分僅佔3%；30%的黨員擔任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的領導幹部”。“蘇維埃政權下，工農兵和一切勞苦群眾都有公民權，豪紳、地主、富農、資本家、國民黨員、僧道流氓和一切剝削階級、反革命分子都沒有公民權”。“長赤縣下兩區1933年5月召開的工農兵代表大會，180名代表中，鐵器木具工人28名，貧苦農民128名，地方武裝和紅軍士兵15名，所有代表中有婦女代表9名。”蘇區人民的生活水平極大提高。“通南巴1933年和1934年的糧食產量，普遍比1932年增加一倍多，一般達到畝產300-400斤，個別地方達到500斤”，糧食的豐富改善了人民的生活。“馬鞍山，馬鞍山，人在雲中穿，人也笑來馬也歡”，表達了蘇區人民獲得翻身解放時的喜樂心情。
從川陝蘇區及其前後川陝邊的社會歷史進程中，可見光明與黑暗的對比。無怪乎革命是被統治階級的盛宴，是統治階級的喪鐘。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執政為了人民，執政依靠人民，人民群眾的擁護支持，這是川陝蘇區時期黨在川陝邊局部執政，乃至新中國成立後黨在全國執政的合法性合理性所在。
五、歷史作用與革命精神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鬥爭往往與“山”緊密相連。井岡山、大別山、祁連山、大巴山、寶塔山等，他們都是浴血革命鬥爭的代名詞。“井岡山和大巴山是令國民黨蔣介石發抖的兩座大山。”大巴山象徵著獨特的血與火的革命歷史意蘊。
川陝蘇區的鬥爭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和新中國的誕生作出了重要貢獻。川陝蘇區的建立和發展，促進了中國西北地區的革命鬥爭，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據地及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的鬥爭和中央紅軍的長征。強渡嘉陵江戰役分散了四川軍閥的兵力，減輕了中央紅軍“四渡赤水”的壓力。川陝蘇區的建立和發展，為人民軍隊的建設和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積累了寶貴的經驗，也為軍史譜寫了光輝的篇章。“江西叫做誘敵深入，四川叫做收緊陣地”。川陝蘇區的建立和發展，為中國共產黨及人民軍隊培養了一大批優秀的領導幹部。曾在川陝蘇區戰鬥過的徐向前、李先念、秦基偉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後來成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及人民軍隊的高級將領。巴中籍（包括通江、南江、平昌三縣和巴州、恩陽兩區）的共和國開國將軍有吳瑞林、傅崇碧、何正文等27名。川陝蘇區的建立和發展促進了川陝邊政治文明的進步，促進了川陝邊人民政治覺悟、文化水平的提高，促進了川陝邊醫療衛生條件等方面的發展。蘇區的識字運動和戒菸運動促進了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身體素質的增強。川陝蘇區的建立和發展，促進了川陝邊生產水平的提高，加速了工農業、商業、交通運輸業等的發展。1933年8月起，省蘇維埃政府發動群眾，歷時3個月，疏通了巴中縣城到江口，再到通江苦草壩的300裡河床。川陝蘇區的建立和發展為解放戰爭時期川陝邊的勝利解放產生了積極作用。蘇區留在川陝邊的革命戰士，堅持了長期的革命鬥爭，為最後解放川陝邊貢獻了力量。
川陝蘇區的鬥爭形成了“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鬥、不勝不休”的革命精神。在兩年多的蘇區建設發展過程中，川陝邊32萬餘人參加紅軍、地方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以及地方武裝和群團組織，260萬餘人參加運輸等支前工作，14萬餘人為蘇區創建發展獻出寶貴生命。巴中（包括通江、南江、平昌三縣和巴州、恩陽兩區）在蘇區時期約120萬人，參加紅軍、地方黨政群團組織和地方武裝約12萬人，參加支前工作約150萬人，犧牲4萬餘人。蘇區人民支援糧食5億多斤，其中巴中（包括通江、南江、平昌三縣和巴州、恩陽兩區）支援糧食1.5億斤。“地方武裝力量是紅軍作戰的得力助手，數十萬運輸大軍是前方和後方一體化的血脈。”蘇區軍民以“狠、硬、快、猛、活”的戰鬥作風，沉重打擊了國民黨和四川各路軍閥。在接到中央政治局及軍委“集中紅軍全力向西線進攻”“吸引川敵主力於自己方向，以便我野戰軍順利渡江”的電令後，紅四方面軍毅然揮師西進，強渡嘉陵江，挺進北川河谷，與中央紅軍勝利會師懋功。蘇區精神以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鬥、爭創一流、無私奉獻等為主要內涵。川陝蘇區的鬥爭為蘇區精神作了生動註腳。“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鬥、不勝不休”，是具有川陝邊特色的蘇區精神表述。
大巴山，“這是一塊紅色的土地，這裡長眠著許多革命先烈，是他們用鮮血和生命染紅了這塊土地。這是一個革命的搖籃，許許多多的紅軍戰士從這裡走出來，成為新中國的領導人和高級將領。這裡的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他們用英勇鬥爭的歷史為中國革命豎立起一座不朽的豐碑。”川陝蘇區是共和國的基石之一，共和國也從這裡走來！
閱讀更多 巴中文藝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