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縣豪

6月8日，我去四川外國語大學參加了重慶青年電影展舉辦的徐崢新片交流會，因此看到《我不是藥神》的校園特供版。所謂「校園特供版」，即並非7月6日院線上映的完整版，而是片方特意剪輯，以供校園交流的版本。

這一版本並未放出電影結局。但主演徐崢在映後交流中，對人物命運的走向有一些暗示，而且已釋出的內容足以令人清晰認知整部電影的風格。作為文牧野導演的首部長片，《我不是藥神》在商業電影模式上體現出的成熟與流暢，還是挺令人驚訝，在場的大學生都看得很歡樂，用徐崢的話講：在後臺，我以為有一千人在笑。

它與《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的關係

剛從交流會出來，便有朋友問我：它是《買傢俱樂部》嗎？

我很肯定地告訴他，不是。2013加拿大導演讓-馬克·瓦雷的同性傳記電影《達拉斯買傢俱樂部》，講述地下賣藥組織與美國藥管局、製藥商進行艱苦鬥爭，拒絕毒性極強的抗艾藥物AZT（疊氮胸苷），自己研究非常規療法，馬修·麥康納則憑此榮膺奧斯卡最佳男主角。

因藥而建的團隊、對抗力量的特殊，使這兩部電影不可避免會被人比較，但它們的風格以及劇作重點卻截然不同。《達拉斯買傢俱樂部》是一面旗幟，它所承擔的社會意義具有縱深性，儘管其影像內容同樣突出，但影像幾乎完全為社會意義服務，所以導演對人物的抗爭、情感、以及抗爭與情感那種同時包含上升與墜落狀態的複雜糾纏，都進行了十分冷靜、深沉的刻畫，本質而言，它偏於藝術電影，它探討人的生理命運與社會命運。550萬美元成本與3200萬美元票房的對比，似乎也證明它無法被認為是一部純商業電影。

而《我不是藥神》幾乎就是一部純粹的商業電影。徐崢飾演的程勇組織而成的賣藥團隊，表面看，是團隊中各個人物的命運將他們聯結在一起，但這種命運因素並不緊密，真正緊密的，反而是他們每個人物鮮明特徵所膠合而成的戲劇效果（或喜劇笑果）。他們不因命運而為一體，卻因一種滾雪球似的戲劇性變得緊密。

《達拉斯買傢俱樂部》中，人物命運各有力量，所以傑瑞德·萊託能在馬修·麥康納之外，拿下同屆奧斯卡最佳男配角，但《我不是藥神》將力量傾注於團隊身上，而整個團隊力量的「導線」，則是核心人物程勇的經濟絕境。96分鐘片長裡，這部電影花費大量篇幅，以明顯遞進的清晰層次，表現程勇如何身陷泥淖急需用錢，這種沉著的前情鋪墊，使之後整個團隊的「打鬧」都具備了可信度，從而將本會突出的其餘人物的動機問題成功掩蓋。

這是一種十分通俗而能令觀眾受用的商業編劇手法。所以《我不是藥神》中那些可愛的「小機靈」，在《達拉斯買傢俱樂部》中無法看見，而後者劇作中那些對三四線人物動機的精緻打磨，在前者的劇作裡也並非必然存在的因素。顯而易見，無論中美電影市場，《我不是藥神》這種在「嬉笑怒罵」中加入催淚佐料的類型，都更具吸金能力。

甯浩式喜劇

映後交流中，徐崢講到，這部電影本來是由甯浩執導，但後來甯浩與他決定共同監製，為新人導演站臺。他在First青年影展看過文牧野的短片作品（《BATTLE》），認為文牧野是天生要做導演的人。

《我不是藥神》敘事的流暢、運鏡的沉穩，證明文牧野的確在商業喜劇電影領域，具有成熟的導演功力，而因為甯浩的監製（他甚至在片中客串了一個角色），這部電影也不可避免被打上「甯浩式喜劇」的標籤。

喜劇不分三六九等，但我們不妨認為它有一種層次的遞進。開心麻花的喜劇，樂於抖包袱、拋段子，他們具有將密集的包袱與段子連貫於一個主體故事中的功力，而且這些包袱與段子十分自然、效果驚人，但電影中的主線故事往往並不出彩，甚至普通，這其實與他們的電影大多改編自舞臺劇，追求舞臺般的即時效果不無關係。

另有一種喜劇，如韓國羅喜燦導演《率性而活》、英國導演馬丁·麥克唐納《殺手沒有假期》，這些電影將整部劇作作為一個統一、核心、並具有完整衝擊力的「包袱」，由此對生命、命運、社會規則等進行無情的嘲笑或溫暖的呵護，嘲笑與呵護都顯得相當固執，甚至偏激，在世俗情態下，完全具有和解的必要，但也正是電影中這種無法和解的狀態，激發出一種極為深沉、單純的喜劇效果，從而令觀眾陷入思考。

甯浩式喜劇則介於這兩者之間。它既不滿足於定點的包袱與段子，卻又擔心劇作與靈魂完全統一的深沉喜劇會傷害其商業性。《我不是藥神》雖非甯浩執導，卻完全採用這種喜劇模式。電影以「醫藥對抗」這一相對敏感的素材入題，顯示出它在剖解當前社會問題上具有某種程度的野心，但主角程勇三不五時通過臺詞、表情、動作「抖機靈」，又預示電影似乎希望藉此轉移觀眾注意力。

這可能是現場最有張力的一次問答，它從某種程度上契合了甯浩式喜劇的風格與野心。在《瘋狂的石頭》中，其喜劇的基礎便是一種隱晦的社會命題，而當甯浩在《心花路放》裡，將社會命題置換為角色對愛情與幸福的追逐與思考，這種喜劇模式依然成立：我們既隱約感覺到電影通過特定的跨界敘事手法，不遺餘力求索幸福真諦，同時又無法忽視片中那些算好時機的喜劇時刻有多耀眼，比如黃渤與徐崢那場被老太太予以見證的「表白」。

《我不是藥神》中，同樣有這種時刻。比如程勇為將譚卓飾演的劉思慧自鋼管舞舞臺上「解救」出來，在酒吧豪擲千金，讓酒吧經理上臺跳舞，電影先特意展現這位男經理極盡「妖嬈」的舞姿，而後十分聰明地在經理剛解開皮帶的那一刻，將鏡頭移到劉思慧含淚帶笑的臉上，不僅電光火石地擦碰到如今流行的「男色消費」現象，從而運足「笑果」，更將這一「笑果」忝為情感表達的附屬，短短几分鐘，走了腎，又走了心。

但歸根結底，甯浩式喜劇與麻花式喜劇一樣，都是喧鬧並適合市場的。這部電影的導演文牧野，雖然在此抓住了某些甯浩電影的味道，但作為初出手便如此成熟的新人導演，我們自然會希望他能醞釀出獨屬於自己的電影風格。

人物弧光

現場有媒體提問徐崢，是否期待自己在這部電影中的表演，能在電影獎項上有所收穫。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非要與《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相比，徐崢與王傳君的表演自然會引發觀眾重視。

王傳君為此片做出的努力，其實可以對照馬修·麥康納身上體現出的「好萊塢演員精神」：為了角色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忽胖忽瘦。這種精神，《機械師》中的克里斯蒂安·貝爾、《平常的心》中的馬特·波莫等人都可以映現。王傳君在拍攝前，每天條4000次繩以快速瘦身，開拍後，數量增至每天8000次，為使最後的病態戲更具可信度，他更是兩天兩夜不睡覺，演員努力與否，的確不能成為評判其表演好壞的標準，但這些努力，卻能使其形象更具有闡釋人物的可能。

徐崢自己，則一再強調電影的人物弧光。角色需要變化，正是這種變化使角色具有光芒。對照電影中程勇這一角色與交流現場的徐崢本人，會驚訝地發現，相比徐崢本人的親切（現場有位重慶大學建築專業的學生，屢次呆萌地調侃徐崢的圓臉，徐崢也不生氣），

他的銀幕形象親和得更徹底。回想徐崢塑造過的角色，他們與觀眾之間，似乎根本不存在距離，這是徐崢難能可貴的特質。《我不是藥神》中的精油店老闆程勇，在通過邋遢的外貌、隨性的語言動作保持這一特質的同時，的確通過一種自我救贖般的選擇，完成了對人物弧光的刻畫。

所以這其實是一部既複雜又單純的電影。它在社會問題的推演（徐崢甚至將其形容為一部社會英雄電影，並偏韓國獨立電影風格）、角色靈魂的刻畫、乃至對信仰的點到即止上，都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企圖，這決定了它的複雜性，而這些複雜元素，完全不影響它的喜劇風格，這又是它的單純。

總之，你絕對可以對它報以期待，但一定不要以《達拉斯買傢俱樂部》為其對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