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城位於今重慶市合川區城東北嘉陵江南岸的釣魚山上，山頂有一突兀巨石，傳說古時有一巨神於此釣嘉陵江中之魚，以解一方百姓饑饉，故得名釣魚山。此山海拔 391 米，東西長2040 米，南北寬 946 米，周圍多為斷裂式的懸崖。釣魚山東北方向為渠江、北面為嘉陵江，西北方向為涪江，嘉陵江自北向南而流與自東北向西南方向而流的渠江在釣魚山北面匯流，延釣魚山西北面繼續向西南方向而流，在釣魚山西面與涪江匯流而轉向東南在重慶匯入長江（川江），從而使釣魚山所在之地北、西、南三面臨江，形成一個鷹勾似的鉗形半島。這個三江合流的地理位置，使得釣魚山西與涪江遂寧府相接，北與嘉陵江順慶府相連，東與渠江廣安軍比鄰，南與嘉陵江下游重鎮重慶相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釣魚城遺址
釣魚城是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餘玠修築的一座山城。每逢歷史上蜀亂時，四川軍民紛紛聚居到地形險峻的山寨上去，耕戰結合，以圖自保避兵禍，有時州郡也隨之遷往山上，但山寨上畢竟交通不便，運輸困難。因此，雖然戰時百姓或官府上山避亂，一旦兵禍彌清、恢復和平後，他們又紛紛遷回平時的住處。有時雖然沒有外敵入侵，但內部流民起事或民變時，這些造反的群體也紛紛據山為王、對抗官府。因此，只有當邊患不可抗禦、外部威脅異常嚴重的情況下，官府才會認為山寨不是威脅他們安全而是保障他們生存的基地。早在1240年，當時的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已意識到成都殘破，難以據守，故苦心經營重慶城的城防設施，使重慶城作為“西蜀之根本”，並下令郡縣百姓擇取險要之處避亂保命，太尉甘閏單純地認為釣魚山的形勢險峻，可以據守，於是築城。“北兵益熾，彭大雅奉命入蜀，令郡縣圖險保民，太尉甘閏至州觀此山形勢可以據守，故城之。”此次修築只是地方官員的組織避戰行為。這時的釣魚城尚且是一個躲避蒙古抄掠的據點。
釣魚城城牆
到了1242年，餘玠來到了重慶，擔當起收拾四川殘局的責任。餘玠字義夫，湖北人，從一個窮讀書人做到方面大員。他在淮東提刑任上，曾領兵擊退圍攻安豐（今安徽壽縣）的蒙古軍。他受任入蜀的時候，很有雄心壯志，不僅要保全四川東部的半壁江山，而且作了用十年工夫收復全蜀的打算。要攻必先能守，餘玠在重慶就任制置使後，就採納播州（治所在今貴州桐梓南）冉氏兄弟冉璡、冉璞“蜀口形勢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的建議後，移合州治所於釣魚山上，是年，城成，即今城之基址。其城依山勢擴築城牆，自始關門到江岸修建水師碼頭，小東門至江岸建南一字城，橫城牆上接護國門，向東延伸過飛簷洞，依懸崖築城垣，經由新東門，過皇洞折向北依次青華門、出奇門，又直下江北岸筑北一字城，又折向北沿白鶴庵後懸崖築城牆，其間有奇勝門、水洞門，直沿其斜坡巖壁轉向鎮西門過薄刀嶺，接始關門和小東門。此次築城是正式規模化築城，它奠定了後來歷次修整釣魚城的基礎。
隨後，餘玠將修築釣魚城的經驗推而廣之，逐漸在以重慶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東起夔門、西至嘉定的長江上游沿岸以及五條南北走向的沱江、岷江、涪江、嘉陵江、渠江沿岸修築了 20 餘處山地城池，把沿江的府、州、軍、縣城治遷到上面去，各山城之間相互聲援，“如臂使指，氣勢聯絡”，構成了一個制止蒙古軍鐵騎衝突的完整山城防禦體系。
這個山城防禦體系以渠江、涪江、嘉陵江沿岸山城為前沿線、西起嘉定東至夔門的長江干流沿岸山城為後防線的體系格局。在整個防禦體系中，有四座城池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宋人稱為“四輿”，分別是川東的重慶、釣魚、白帝城，川西南的嘉定城（今四川樂山）。作為宋軍山城防禦體系中重要的節點之一，釣魚城不僅是前沿線的重要組成部分，且是前沿線連接後防線的關鍵位置，其嘉陵江下流便是重慶城，其與重慶聯合即可有效地控制內外江，故而號稱“巴蜀要津”。與作為 “蔽吳之根本” 的夔門， “鎮西之根本”的嘉定三城鼎立，東西呼應，共同拱衛重慶，確保重慶成為“保蜀之根本”。
餘玠十年收復全蜀的打算在當時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是他終究把川局穩定下來了，所謂“邊庭寧肅，人賴以安”。1252年（宋理宗淳佑十二年，蒙哥汗二年)，蒙古軍進攻嘉定城，被他擊退，可見他在防禦上是有成效的。然而南宋朝廷內部卻出現了種種流言蜚語。第二年，他在接到召回臨安的命令後，突然去世。他是憤恨病死的呢?是自殺呢?還是遭人謀害的呢？這是無法回答的問題。總之他是被迫害而死的，連享年多少，史書上也沒有記載。
餘玠雖然死了，但他造的山城，仍在四川廣大將士抗擊蒙古軍的戰鬥中，繼續發揮作用。餘玠離任和逝世後，四川軍民繼承其遺志，繼續修築山城，這一時期修的山城約有20餘座，不僅數量與餘玠任內修築的山城數量相當，而且防禦範圍從長江以北擴展到了長江以南，山城防禦體系更加完備。其中，由王堅扼守的合州釣魚城，尤為功勳卓著。王堅的年齡籍貫都不傳於世，我們只知道在餘玠入蜀之前，他已經在蜀中做將宮，後來跟餘玠立有戰功。宋理宗寶佑二年(蒙古蒙哥汗四年、1254年)，任合州知州，打退了蒙古軍的進攻，在以後的幾年中，他繼續加固防務，徵屬合州的石照、銅梁、巴川、漢初、赤水五縣之民，共計十七萬人，再次完繕釣魚城。增筑後的釣魚城“城高二十仞，城之門有八：曰護國、青華、鎮西、新東、出奇、小東、始關。其山腳週迴四十餘里。峰頂有寺，曰護國，堂殿廊廡百有餘間”。自此，南宋終於將釣魚城建成了難攻不落的山城鎖匙。
歷代釣魚城營建者充分利用了釣魚山的山形地貌，建造了釣魚城外、中、內三重城池，加大了防禦縱深，可以根據戰時形勢需要實施彈性防禦。釣魚城正處於鉗形半島中心的釣魚山上，延釣魚山懸崖築牆而成城。城內地勢東北和西南較高而西北和東南稍低，山丘林立，臺地層疊。外城是釣魚城核心防線的第一層，利用寬闊的嘉陵江和沿江堤防作屏障，並在釣魚山南北修建從山上直到江邊的橫城牆——一字城，將東城半島封閉起來，以防止敵方步騎沿江突入東城半島，保障外城內農業生產和日常生活的正常進行。中城是釣魚城核心防線的第二層，圍繞釣魚山頂修築環頂城牆，使之成為釣魚城的主城。中城城牆依山就勢，充分順應地形高差，利用天然山崖峭壁，在局部地形平緩地帶修築相對高差達20-30米的險牆，環頂城牆設城門8座，皆開闢在城上箭簇炮石交叉攻擊範圍的險峻處。城牆上鋪設有寬大的馬道，馬道與城中道路連接，構成了四通八達的交通路網，守禦方通過交通路網迅速機動兵力至危險地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釣魚城的營建者利用山頂的天然溝壑，將中城分劃為若干防禦區域，即使攻城方突破中城一處，也難以擴張突破，會受阻於內城之前。內城是釣魚城核心防線的第三層，營建者利用釣魚山頂的最後一級臺地的陡峭山壁，西、北和南三面直接以天然陡巖為牆，東部以人工砌築的城牆為主，形成了山頂堅固的防禦堡壘和指揮中心。
釣魚城依山為壘，宛如金城湯池，不但有構築在陡峭山岩上的內外防線，還有縱向延伸的水軍碼頭，以暗道出口、一字城牆相連接的給養補給通道，和天池泉井、水洞門為代表的給排水系統。在釣魚城裡兩級臺地上，又擁有耕地千畝，14口大小天池，92眼水井，其中被稱為大天池的水源，又稱范家堰，位於城西奇勝門內。明萬曆《合州志卷一·釣魚城記》載:“西門之內，因溝為池，周圍五百餘步，名曰`天池'，泉水汪洋，旱亦不涸，池中魚鱉可棹舟舉網。”這就避免了古代戰爭中死守街亭而守死的悲劇。釣魚城為了長期守備的需要，將城內設施按軍事、行政和住宅區的功能相結合而佈局。釣魚城完工後，餘玠將石照（合川）縣衙和興戎司駐地遷於城內，護國寺後最高地建為帥府，西北面及中部則建為軍營及駐地，令軍政合一，統一調配。城內平地多為住宅區。“城中之民，春則出屯田野，以耕以耘；秋則收糧運薪，以戰以守。厥後秦、鞏、利、沔之民，皆避兵至此，人物愈繁，兵精食足，兼獲池地之利，遂使釣魚城成為兵精食足的堅固堡壘。秦、鞏、利、沔各州的難民，興戎司的兵力，合川舊有民眾以及周圍避亂百姓，聚集在釣魚城，使之愈加繁榮。這種以山為城，以河為池，有地可耕，有水可用，有民可依，有兵可戰的城市規劃，實在是古代軍事城市規劃的傑出作品。
釣魚城模型
這樣的堅城不能不讓蒙古軍隊裡的一些有識之士忌憚。1259年二月，蒙哥汗所率中軍進駐重貴山（今地不詳）北，歡度新年，並召開前線軍事會議，商討進一步伐宋的軍事方略。在會議上，有人提出川中遲早暑熱，建議退兵，這自然大不合蒙古心意。但寧夏人術速忽裡進言，“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為固。今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建議在二城之間修築蒙軍城寨，選銳卒五萬與成都蒙軍配合，牽制南宋援兵。轉戰川東戰場，大開夔門，拿下荊楚，再返回攻打重慶、合川；“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從當時形勢看，應該承認這是一個切實可行的戰略轉移。但是蒙古及眾將領都認為“攻城則功在頃刻”，反而認為術速忽裡的言論迂腐，未能採納。蒙哥汗遂派宋降將晉國寶勸王堅降於蒙古，結果被王堅拒絕。晉國寶在歸至峽口時，又被王堅派人捉了回去，並押至釣魚城閱武場處決(1259 年正月初四)。這一事件，更促使剛愎自用的蒙哥下決心用武力征服釣魚城，以掃除其進軍的障礙。
南宋開慶元年（蒙哥汗九年，1259年）春正月，蒙哥汗親率大軍進至重慶北大門合州釣魚城外。他先令蒙軍對城郊進行攻擊，“俘男女八萬”，隨後渡雞爪灘直攻釣魚城，扎御營於釣魚城東面的石子山。“督諸軍戰城下”。釣魚城守臣王堅亦“率兵來戰”，雙方展開激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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