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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師生撰寫回鄉記有多篇涉及到村莊組織能力與農民生活秩序關係的記錄，放在一起討論，頗為有趣。
王會記述了她婆家所在江西客家村莊的情況。江西客家農村近年來也受到人情不斷攀升、大操大辦、大吃大喝之害。具體地說，近年來，隨著農民收入的增加，所有人都希望通過盛大的人情來獲得面子，而一些在生命週期中不需要辦酒席的農戶為了收回人情，也不得不通過辦一些不必要的人情來收回送出去的人情。農村婚喪嫁娶所送人情金額越來越高，人情範圍越來越廣，酒席越辦越鋪張，農民收入的大部分用於送了人情並最終被吃喝浪費掉了。
人情的鋪張浪費現象顯然不只在江西農村存在，而是當前全國農村（乃至城市）普遍存在的現象。所有人都受到越來越鋪張的大操大辦人情所害，所有人都希望有一種制度來約束這樣一種讓人受害的人情，國家卻不太可能出臺政策、制度和法律來禁止。這樣一種自發的人情擴張可能會發展到十分離譜的地步，比如可以發展到母豬產仔也現場辦酒席。最後的結果是，一些人退出村莊人情循環，先前作為人生週期關鍵組成部分的婚喪嫁娶的互惠性人情，因為村民深受其害而陸續退出，人情盛極而衰，農民通過正常的人情往來所形成互惠及由此而積累的社會資本因此全無。
王會婆家村莊如何回應農村人情的泛濫？他們的辦法是，由宗族長老出面協商倡議，全村婚喪嫁娶不再收人情，但繼續辦酒席，因為所有人都有人生週期，都要辦酒席，所有人都不送禮，從經濟往來上就是平衡的。因為不送禮，酒席就不用辦得太鋪張，相互也不攀比，更重要的是，沒有農戶會因為頻頻送禮而為收回禮金辦一些可辦可不辦甚至根本不該辦的酒席。村莊婚喪嫁娶辦酒席的傳統維持了，村民藉此相互友好往來，鋪張攀比浪費則大幅度減少了。農民的生活仍然可以繼續。
也就是說，在江西客家村莊，當農民生活中出現了危及基本秩序的問題時，村莊仍然有糾錯的能力，從而保持村莊基本的生活秩序。江西客家農村一般都是我們所說宗族性團結型村莊，村莊至今仍然存在結構性力量來回應農民在生產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維持基本的村莊秩序。
與江西客家族農村不同，中部原子化農村地區，農民往往缺少內生的回應他們所遇到問題的能力。雷望紅的家鄉在江漢平原，是我們所說原子化農村地區。相對於宗族地區，原子化地區的村莊往往沒有宗族等超出家庭的村莊內生結構。在這些原子化地區，隨著村莊社會邊界的開放，農民收入的提高，村莊人情競爭也越來越激烈。最離譜的是，為了展示婚喪嫁娶中的面子，近年來，在洞庭湖周邊地區農村興起辦紅白事立拱門的競爭，最多一戶可以立36道拱門，遠遠望去，紅彤彤一大片，十分壯觀。立拱門不僅費錢，而且往往要佔用街道、道路，引發交通擁堵，甚至屢屢因此出了交通事故。立拱也因此成為地方公害，村民也深受其害。問題是，有人立拱了，後人不能不跟進，誰也不能因為不立拱而讓其他人瞧不起。
2014年，雷望紅家鄉的鄉鎮政府出臺一項規定，就是婚喪嫁娶立拱是可以的，但最多隻能立兩道拱門。至於為什麼只能立兩道拱門，政府沒有解釋原因，也無法給出一個明確的禁拱的法律或政策依據。但是，村民都很歡迎這項政策，認為政府做了一件順應民心的大好事。2015年春節期間，有農戶立了三道拱門，村幹部知道了，到他家說政府有文件要求最多立兩道拱門，要求撤一道拱門下去。這個農戶聽從村幹部勸告撤了一道拱門，只留下兩道。所有村民再辦事就隻立兩道拱門，並且說不是自己不願立，而是政府不讓立。他們就不是認為因為自己經濟條件不好不立拱門，而是要響應國家政策。這樣，因為鄉鎮政府出面，將村民都痛恨的鋪張浪費的立拱門攀比禁止下去了。可以說，是地方政府回應了農民的基本需求。
雷望紅家鄉政府出臺禁拱政策，從法律上講，似乎沒有依據。因為在很多情況下面，立拱門並不危害公共安全，即使浪費，他們願意，又關政府何事？但是，村民之間競爭性的立拱，所有人都通過立拱來爭面子，這極大地損害了村民的利益，破壞了村民的預期，對他們的生活秩序造成了嚴重危害，而村莊內又缺少結構性力量來回應解決問題，因此地方政府通過制定軟法，倡導農民移風易俗，來回應農民生活中所遇到的這些過去沒有遇到的煩惱。正是村民都苦於立拱的競爭，政府移風易俗的倡導才有效果，禁拱獲得農民一致好評。
楊華是湖南郴州人，郴州屬湘南，屬於南方宗族型地區。楊華在2015年春節回鄉後，發現已經向上級政府申請多年建垃圾池的事情仍然沒有眉目，而村莊已經垃圾圍村了。楊華便聯絡本村兩個在外工作的年輕人（三人分屬全村三大房支）與村民組長商量，由村民集資，每家出勞動力，不等國家而靠自己建垃圾池。說幹就幹，僅僅花費一千多元，60個工，就建好了垃圾池，順便將村莊垃圾清掃一遍，村莊面貌煥然一新。如果由國家來投資建垃圾池至少要花2萬元，楊華動員村民只花一千多元就建好了垃圾池，這個過程還加深了村民之間的感情。垃圾圍村是當前全國農村普遍存在的現象，農民無不對垃圾圍村心有煩言，卻很少有人組織起來利用空閒時間清理家門之外的垃圾。
楊華家鄉村莊的好處是，村莊內存在著具有行動力的宗族結構，可以動員起來解決他們面臨的垃圾圍村問題。而一般原子化的農村，農民集體行動能力很差，農村缺少內生應對問題的能力。這個時候，僅靠自上而下的國家轉移支付，即使國家可以為農民建垃圾池，但誰來清運垃圾？甚至如何將自家垃圾倒到垃圾池，都可能會有問題。與城市不同，農村情況千差萬別，不同農村地區對公共品的需求差異極大，國家不可能為如此複雜的公共品需求提供標準化的自上而下的供給，從而，在對接自下而上的農民需求偏好與國家自上而下的轉移支付方面就需要有制度創新。成都市按每個村每年20萬元公共經費打包到村，並規定這個公共經費只能用於政府規定的大約20多項具體的公共事業，並必須通過村民會議或村民代表會議充分協商，民主決策及民主管理，從而用好這20萬元的公共經費。或者說，成都市借村民自治的平臺將自上而下轉移的資源與自下而上的農民需求對接起來，可以比較好地解決資源的有效使用問題。更重要的是，農民在協商決定管理自上而下公共經費的過程中提升了組織能力，就是他們回應自己生產生活中所遇到各種困難、困擾、問題的能力，從而就可以象王會丈夫所在客家宗族，或雷望紅家鄉倡導移風易俗的地方政府一樣，在這個快速轉型時期，真正有能力來回應無比複雜的農民需求，維持農村基本的秩序。
傳統社會，因為村莊相對封閉且社會結構穩定，村莊中會形成相對穩定的生活秩序。進入2000年以後，中國農村大量人口外出務工經商，村民收入越來越依賴外出務工經商，且大多數年輕人常年在外務工，村莊變得開放，且村莊社會結構已經極大地變化，村莊過去有效應對地方生活秩序的能力也隨之發生變化。
從回鄉記中看，不同地區，因為村莊社會結構的差異，回應農民生產生活中面臨問題的能力存在明顯區域差異。總體來講，快速轉型不僅造成了快速增加的農民生產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和各種難題，而且在快速降低既有村莊結構回應這些問題的能力。這個時候，自上而下的國家轉移支付如何轉移到村莊與農民自下而上的需求偏好對接起來，是一個重要的政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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