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存互惠互利，中美两国的经济合作由来已久——出口导向型的中国经济有赖于美国的消费需求，储蓄短缺的美国需要进口廉价的中国商品和外国过剩资本。如今空气中却充满了火药味，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关系遇到了大麻烦。
美国在贸易政策上的态度出现了变化，这不足为奇。特朗普在宣誓就任第45任美国总统时就曾明确强调“保护主义可以让美国走向繁荣和强大”。现在特朗普政府已经从言论转向行动，公开宣称要保护美国工人免受特朗普所谓的“可怕贸易协议的屠杀”。中国显然是被瞄准的主要靶子。
目前，各种紧张关系愈演愈烈。1月22日，美国开始对进口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所谓保障性关税，此举主要针对的是中国和韩国。三月初宣布的针对钢铝产品的高额关税对中国造成的直接影响非常有限——尤其是钢产品，中国生产的钢材只占美国钢材进口总量的3%——但是，中国全球最大钢铝生产国的地位毫无疑问会因此受到附带影响。
重要的是，更多激烈的后续行动可能会尾随而至。去年八月，按照特朗普的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根据《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在三个被指危及美国利益的领域对中国发起调查：知识产权、创新、技术发展。这些调查关注的是中国的法律、政策、操作或行动是否“存在不合理或带有歧视性”，人们普遍认为最终美国将对中国进口商品采取大范围征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总值2017年超过了5000亿美元。
有缺陷的分析
华盛顿盛行已久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存在一项严重的缺陷，不幸的是，特朗普政府的反华贸易立场就是以此为依托的——出于民族主义偏见，美国错误而固执地把问题归罪于替罪羊，把本国中产阶级工人承受的压力归罪于中国以及对中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但这种指责忽视了非常重要的一点：2017年美国和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
多边贸易不平衡问题不会凭空产生，这是美国国内储蓄短缺导致的必然结果。2017年前三个季度，美国净国民储蓄（政府、企业和居民储蓄经货币贬值调整后的总和）平均只占到国民收入的1.9%，不及上世纪最后三十年6.3%的平均值的三分之一。美国的储蓄在现今所有发达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国内储蓄不足却想要消费和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必须从国外进口过剩储蓄，通过巨额经常账户赤字和多边贸易赤字来吸引外资。
指责中国或其他国家，却不着手解决储蓄短缺这个根本问题，这相当于挤压水气球的一端——水只会从这端流到另一端。换言之，不处理好储蓄问题，用关税或其他制裁手段压制中国对美贸易，最终只会迫使美国不得不和世界上其他生产成本更高的国家做生意，其效果相当于向美国消费者征收更高的税。
不幸的是，这个问题日趋严重，特朗普总统刚签署了未来十年1.5万亿美元的减税方案，美国国会最近为了避免政府关门又新添了3000亿美元的联邦赤字，使国内储蓄承受更大压力。这凸显了财政政策和贸易政策脱节给储蓄短缺的美国经济造成的越来越严重的负面影响：贸易保护主义极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贸易赤字。
摩擦加剧
这些都表明中美经济关系的摩擦已经升级。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也是发展最快的出口市场，因此美国绝不能不把中国的反应当回事。当然，如果情况实在很糟糕，中国也可以在赤字缠身的美国急需更多外资时刻意减少购买美国国债，甚至减持美国国债。
现在的挑战是如何避免出现这种严重后果，如何把不信任转变成信任。这需要双方采纳一些对两国都有利的政策。有可能使形势好转的三种可能性需在此加以强调。
首先，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明显需要进一步健全双边接触框架。近年来，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等一年两次或一年一次的高级别会议，或以其新面孔出现的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收效甚微。因此，如能建立常设秘书处负责继续协商，那么争端解决的成功几率就会大增。
第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能促使双方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中美两国都应倍加重视。中国的消费品市场才刚刚起步，处于迅猛发展阶段，巨大的发展潜力有待美国跨国企业的开发；同样，作为全球最广阔最有深度的市场，美国的商机和市场回报对外向型的中国资本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投资美国还有一个好处，即可以给储蓄短缺的美国注入资金。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已经进行了九年，两国都应努力打破久谈无果的僵局。
第三，处理好某些软实力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从美国方面来说，美国在分析经济问题时不应把政治问题也掺和进来——具体来说，这需要美国承认双边方案无法解决多边问题，即中国无法解决美国的储蓄问题。美国指责中国实则是在为其未能重振美国实力推卸责任。对中国来说，中国也应意识到处理好某些问题将有助于改善中国在西方的形象，对中国有利无害，这些问题不只限于贸易类，也包括网络安全和地缘战略。
历史上由偶发事件引起的战争屡见不鲜，贸易战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当前，两国关系日渐趋紧，各自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强化，在这种情况下，对某些削弱中美相互依存度的破坏性趋势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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