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正如此，在澳大利亞，反對總理特恩布爾中國政策的情緒和聲音全面爆發。該國政治家、媒體、學者、企業等個人和團體，紛紛就目前糟糕的中澳關係向特恩布爾“開炮”：“對中國糟糕，小心被‘懲罰’！”
其中，中國人熟悉的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他對特恩布爾在對華政策方面的舉動，都看不下去了，站出來“怒懟”特恩布爾。陸克文指責特恩布爾對中國行為惡劣，是對中國的冒犯。他對特恩布爾2017年12月發表的“澳大利亞人站起來了”的言論進行指責，稱特恩布爾破壞了與澳方最大的貿易伙伴的關係。
陸克文表示，“這就是使我們（澳大利亞）與北京關係脫軌的原因。在與北京的關係方面，他（特恩布爾）可以按照自己在歐洲的做法那樣去做，而不是採取那種惡劣行為。特恩布爾‘正在’使澳大利亞與中國的貿易關係脫軌。”
而兩週前，特恩布爾在接受澳大利亞媒體採訪時不得不承認，目前中澳關係的確“有些緊張”。造成這種緊張關係的部分原因是澳大利亞對中國影響力上升的擔憂，而澳大利亞新的《反外國干預法案》也在此背景下而生。
特恩布爾上任時，一度對華姿態還是友好的，但由於他不僅是議會少數黨總理，在自由黨內的根基也淺，地位非常虛弱。搖擺的態度在西方世界裡並非孤例，西方很多國家對待中國都不如我們反過來對它們實際。
外交是內政的延續，這也是分析人士觀察中澳關係演變的一個基本點。特恩布爾正是借《反外國干預法案》，試圖通過製造對華矛盾來轉移內部兩大矛盾，達到一石二鳥的效果。這兩個內部矛盾是指特恩布爾面臨自由黨-國家黨聯盟內部保守派勢力的壓力上升和聯盟黨在同工黨的角逐中逐漸落下風。兩個矛盾相互聯繫，相互影響。
一直以來，澳大利亞政客確實就有每逢選舉或其他重大事項必拿中國說事的習慣。但這一固有的政客思維已經在澳國內引發批評。澳洲礦業億萬富豪福里斯特4月13日在《澳大利亞人報》上發表文章指出，用一些政客用反華言論來爭取小部分“偏執狂”選民，對於生活在澳大利亞的每個人來說，代價都是極其昂貴的。
例如，特恩布爾對一些口號的幼稚模仿會引起北京的強烈反應——這一切都是為了強化特恩布爾“維護澳大利亞”的“強硬態度”，以及在特恩布爾的想象中提高他在民調中的支持率。但是，澳大利亞付出的代價是，在自己最重要的兩個戰略關係之一中，澳大利亞的利益遭到長期損害。
似乎因而迎合澳大利亞激進的反華輿論有利於特恩布爾繼續留在總理的位置上，也有利於自由黨爭取贏得一個新空出來的議員寶貴位子的補選。也就是說，為了自己不下臺，特恩布爾不惜犧牲中澳關係。
特恩布爾這樣做，與澳大利亞政治社會精英被美國左右或直接控制有絕對關係，美國已經把持住澳大利亞的各個方面。明白了這點，就能理解特恩布爾為什麼對中國如此不友好的緣故了。
儘管如此，中國對澳大利亞一直非常友好，中國無論在哪個方面都從未惹過它。但特恩布爾卻與之相反。他的獨特之處在於，給澳大利亞增加了一個臨時性符號，那個國家有過一個做事很不靠譜的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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