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人谈到西方的时候，往往推崇他们的自由主义，认为其带来民主和自由的市场经济，是值得学习的先进经验，但随着全球经济的持续低靡，西方自由主义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如果它不能及时进行自我更新和转型，恐将难以生存和发展。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自由主义变得越来越没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在知识方面，自由主义失去了往日的进取精神，出现了一种“知识相对论”的现象。政治精英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道德共识，谁的观点都是相对的，所以谁也不服输；但政治人物又表现得不负责任，动不动就诉诸民众，让民众来决策。公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政治人物由民众产生，民众信任他们，让他们代表自己的利益，但公投表明政治人物已经没有能力为民众决策，而把这种权力“返回”民众。在经济领域，由自由主义发展而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以自由的名义反对政府的一切干预，包括贫穷。这在一方面导致资本力量的壮大，另一方面有效阻碍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自由主义对社会的整合作用愈加衰弱，令贫富差距加大，民主政治的实现基础产生渐变。爱德华·卢斯指出，欧美政坛的持续右转中，特朗普和他在欧洲的同类是自由民主发生问题的“症状”，右翼或偏右翼政党的上台并不是意外，是越来越多的民众在经济上处于弱势导致的结果，是西方中产阶级酝酿多年的反弹。以美国为例，曾在2008年投票支持巴拉克·奥巴马的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有将近四分之一在2016年转而支持特朗普，他们这样做是否是受一种渴望的驱使，想要毁掉那个总是把他们的困境归咎到他们自己头上的系统？根据管理咨询公司麦肯锡的数据，逾1.6亿西方人如今在所谓的零工经济中工作，数倍于5年前的人数。这部分人的数量预计还将大幅上升。但他们在美国财富中所占份额一直在下降。如今，收入最低的50%美国人仅占有本国财富的1%。
另外，在对外方面，西方自由主义始终表现为绝对化，西方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对的。因此，西方把自己高度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而把非西方“妖魔化”。这方面在西方的“历史的终结”理论中表露无遗。在政治领域，二战以后，西方花费了巨量的人、财、物向非西方国家推行西方式民主，给其他国家带来动荡、混乱的局面。
就这样，西方在向外推销自己、指责他国的过程中，丧失了精力来研究自己的问题；即使有些人发现了问题，也总认为是小问题，盲目相信自己有“自我纠错”机制。这种趋势如果持续下去，西方自由主义必将继续衰落，直到最后的危机。
（参见：《郑永年：西方自由主义沦为“退步主义”》《爱德华·卢斯：西方自由主义的困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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