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經》作為中國最早的一部經典，是需要稍加說明的。
單就《易經》原本的材料來看，它是古代的占筮用書。但經由孔子與後代弟子的研究心得而編成的《易傳》的解說，使其“義理”（做人處世的道理）可以充分彰顯。
至於占筮，因涉及預測未來而常受人誤解，視之為迷信或算命的大有人在。我們先假定這種占筮確實可以預告未來，那麼它的根據何在？在日常講授《易經》課程時，我常引用瑞士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的“有意義的偶然”和“同時性原則”作為西方對《易經》占卦原理的科學解釋。
——傅佩榮
尉禮賢：遠渡重洋的傳教士，不愛洗禮愛翻譯
清末民初，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德國漢學家，他叫Richard Wilhelm，因為崇拜孔子和儒家學說，所以給自己起箇中文名字叫做尉希聖，字禮賢。
他在世時間不算長，只活了57歲，但其中卻有20多年是在中國度過的。1889年他以新教牧師的身份到了德國屬地青島，負責傳教工作。可他在中國期間，未曾為任何人施洗禮，反而對中國的文化深感興趣，並致力於中國傳統經典的翻譯工作。此後22年他一直留在中國，一度成為北京大學教授；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返回德國。
《易經》的翻譯本，是尉禮賢在向中國晚清時期的著名學者勞乃宣深入學習的基礎上，並結合他自己的西學背景而譯成的，是尉禮賢耗費心血最多的一部作品。從1913年開始翻譯，到1923年完成，僅翻譯的過程就花了10年。
尉禮賢譯 德文版《易經》封面
1924年，尉禮賢翻譯的德文版《易經》在歐洲出版，得到了西方學界的高度認可，認為這個譯本超過之前所有的歐洲文字譯本。
1950年，美國博林金基金會在已有好幾種英譯本的情況下，仍請了當時美國最優秀的德譯英專家貝恩斯將尉禮賢的德譯本《易經》轉譯成英文，譯作“變化之書”（Book of Changes)，並於次年在英國和美國出版。
時年76歲的榮格為這個英譯本寫了一篇序言，名為《與中國精神》。
1、榮格：“因為所以”不是唯一真理，還有“有意義的偶然”
我不是漢學家，但因為個人曾接觸過《易經》這本偉大的典籍，所以願意寫下這篇序言，以作見證。
假如《易經》的意義很容易掌握，序言就沒有必要寫。但事實卻不是這樣，重重迷障正籠罩在它上面。西方學者往往將它看成咒語集，認為它太過晦澀難懂，要不然就是認為它了無價值。
我不懂中文，而且也從未去過中國，但我可以向我的讀者保證，要找到進入這本中國思想鉅著的正確法門，並不容易，它和我們思維的模式相比，實在距離得太遠了。假如我們想徹底瞭解這本書，當務之急是必須去除我們西方人的偏見。
我們還沒有充分認識到的一點就是：我們在實驗室裡，需要極嚴格的限制其條件，才能得到不變而可靠的自然規律。假如我們讓事物順其本性發展，我們可以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每一歷程或多或少都要受到偶然性的干擾。這種情況極為普遍，因此在自然的情況下，能完全符合規則的事件反倒是例外。
正如我在《易經》裡看到的，中國人的心靈似乎完全被事件的偶然性層面所吸引，
我們認為巧合的，卻似乎成了這種特別的心靈的主要關懷。而我們所推崇的因果規律，卻幾乎完全受到漠視。我們必須承認，偶然性非常非常的重要，人類費了無比的精神，竭力要擊毀和限制偶然性所帶來的禍害。然而，在和偶然性所造成的結果相比，通過理論思維而得到的因果關係頓時顯得軟弱無力，賤如塵土。
《易經》對待自然的態度，似乎很不讚賞我們西方人所看重的因果程序。在古代中國人的眼中，實際觀察時的情境是偶然性的撞擊，而非因果因素彙集所產生的明確結果。他們的興趣似乎集中在偶然性事件所形成的緣會，而不是集中在為“巧合”的出現找理由去解釋。
當西方人正小心翼翼地過濾、計量、選擇、分類、隔離時，中國人《易經》的卦象卻能包容一切，直至最精緻、最細微、超感覺的部分。因為所有這些因素都會匯聚一起，成為觀察時的情境。
代替蓍草的籌策是現代人用《易經》占卜的主要工具
2、榮格：量子會糾纏，心靈能感應，它們都符合同時性原則
我所謂的同時性原則，正好與因果理論相反：後者只是統計學上的真理，並不是絕對的，只是一種對作用的臆說，只不過是在假設事件是如何從彼衍化到此的，僅此而已。
而同時性原則卻認為，事件在時空中的契合，並不只是偶然性的作用，它蘊含更豐富的意義；換言之，事件之間，以及它們與觀察者主觀的心理狀態之間，有一種特殊的互相依存的關係。
古代中國人沉思宇宙的態度，在某些方面可以和現代的物理學家媲美。……正如因果規律描述了事件的前後聯繫，對中國人來說，同時性則處理了事件的契合。因果性告訴我們一個縱向發展的戲劇性故事：D是如何呈現的？它是從前面的C衍生而來，而C又是從前面的B而來，如此之類。相比之下，同時性原則在試圖描繪出平等因素之間有意義的偶然。 例如，ABCD如何在同一情境以及同一地點中一齊呈現。在這裡，ABCD它們都是同一情境中的組成因素，此情境則顯示成為一幅合理而可以理解的卦象。
《易經》六十四卦是一種象徵性的工具圖象，它們展現的是六十四種不同而各有代表性的情境，這種詮釋方法可以與因果的解釋相媲美。不同的是，因果聯繫可以用統計來決定，可以用實驗來控制，但情境卻是獨一無二， 無法重複的，所以在正常狀況下，同時性原則是無法實驗的。
《易經》認為，要使同時性原則有效的惟一法門，就是觀察者要確信卦辭爻辭可以呈現他心靈的狀態。當然，要想了解卦爻辭的確切含義，只有得到卦爻以後，甚至要到證實了對卦爻的詮釋以後才有可能，因為這一方面要求觀察者對主客觀情境具有足夠的知識，另一方面，要根據後續事件的性質來確定。
這種程序顯然不是我們西方人習慣於實驗或證據的批判心靈所熟悉的，但對於想從中國古人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的人來說，《易經》也許會有些吸引人之處。
3、榮格：作為心理醫生，不看廣告看療效
中國人並不關心對於占卜應當抱持怎麼樣的態度，只有我們西方人會被因果觀念的偏見所牽絆，才會滿腹迷惑，再三關心。東方古老的智慧強調智者要了解他自己的思想，但一點也不看重瞭解自己思想的方式是怎樣的。我們這些西方人，對《易經》的理論考慮得越少，覺才能睡得越安穩。
《易經》本身不提供證明與結果，它也不吹噓自己，當然，要接近它也絕非易事；《易經》徹底主張自知，而達到此自知的方法卻可能百般受到誤用，所以個性浮躁、不夠成熟的人士，並不適合使用它，知識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也不適宜。只有深思熟慮的人士才恰當，他們喜歡沉思他們所做的以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件。但這樣的傾向不能和憂鬱症的胡思亂想混淆在一起。
也許再也沒有什麼領域會發生這麼多不可預測的事情。有問題的療法也許會偶然生效，而所謂可靠的科學方法卻可能導致非常詭譎的結果。這時，理性主義者常心懷畏怖，掉頭走開；非理性主義者卻能聽到一個聲音：不要拋棄任何事情，即使它違背了我們所有的理論（理論在最好的情況下，其生命仍然十分短暫），或者不能立即解釋，也不要拋棄它。中國的這種占卜模式即是如此。具體方法很顯然是指向了自我知識，雖然它總是被用在迷信的用途上。
《易經》的精神對某些人，可能明亮如白晝；對另外一個人，則晞微如晨光；對於第三者而言，也許就黝暗如黑夜。不喜歡它，最好就不要去用它；對它如有排斥的心理，則大可不必要從中尋求真理。為了那些能明辨其意義的人，且讓《易經》走進英語世界裡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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