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日本強迫韓國簽訂《韓日保護條約》，把韓國變成其“保護國”。1910年，日本又與韓國締結《日韓合併條約》，宣佈從此吞併朝鮮半島。朝鮮半島開始了抗爭，1909年韓國愛國志士安重根在中國東北的哈爾濱火車站成功刺殺日本駐朝鮮統監伊藤博文，一時震驚世界。此後隨著“三一運動”的興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暗殺便成為韓國愛國志士反日鬥爭的重要形式。
（韓國電影《安重根》）
韓國的愛國志士們成立了眾多的暗殺團體，如暗殺俱樂部、暗殺敢死隊、決死隊等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1919年成立的義烈團和1931年組建的韓人愛國團。他們明文規定暗殺對象為：“一、朝鮮總督以下高官；二、軍部首腦；三、臺灣總督；四、賣國賊；五、親日派巨頭；六、敵探；七、背叛民族的土豪劣紳。”在日本、韓國和中國，他們組織了大大小小上百起暗殺活動。
韓國志士的暗殺活動一般以日本軍政要人為復仇對象。如日本駐朝鮮總督齋藤實就被刺殺過兩次。齋藤實在1906-1914年間連任五屆日本海軍大臣，1919年“三一運動”之後被任命為朝鮮總督，赴任當天就被投擲了炸彈，但未擊中。1922年4月3日，韓國志士金益湘、吳成倫在上海外灘新關碼頭刺殺日本陸軍大臣田中義一。事後，金益湘被捕並處死刑。
日本天皇也曾經兩度遭到暗殺。一次是1924年1月5日，義烈團成員金始昌在日本皇宮前謀炸天皇，因炸彈未爆而失敗。另一次是1932年1月8日的李奉昌櫻田門謀刺日皇事件。在裕仁天皇參加閱兵式結束、天皇車隊經櫻田門時，李奉昌拋出了炸彈，不幸未中，天皇逃過一劫。李奉昌謀炸日本天皇，雖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卻極大鼓舞了外界抗日的決心。
（韓國電影《暗殺》，以韓國志士的暗殺行動為背景）
淞滬一二八事變之後，日本侵略者定於1932年4月29日慶祝天長節，並在上海虹口公園舉行“淞滬戰爭勝利祝捷大會”。韓國志士尹奉吉化妝成日僑混入虹口公園，在慶祝會進入高潮之機，將炸彈扔向檢閱臺，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白川義則大將、日本駐滬留民團行政委員長河端、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日軍第九師團長植田謙吉等一批日軍高級軍政官員全部被炸死炸傷。愛國團團員柳相根、崔興植、李盛文、李盛發四人還趁國聯調查團自上海抵達大連之機，準備暗殺到車站迎接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及新任外相內田康哉，但因計劃洩露失手被捕。
（執行暗殺任務前，尹奉吉宣誓留影）
（暗殺成功後，尹奉吉當場被捕，後於日本就義）
除了以日本侵略者為暗殺對象之外，韓國志士對那些為日本人賣命、破壞獨立運動的親日派也予以暗殺。如1921年恢復大韓忠義烈士團就在其團章中規定, 堅決執行臨時政府對親日派處以極刑的命令。1921年3月21日，親日韓人閔元植在東京被刺死。閔元植是韓國國民協會主席，主張接受日本對韓所謂的“內地延長主義”，被刺之時適逢他赴東京向日本中央政界要求參政權, 即在韓選舉代議士參加日本帝國議會, 此舉深合日本政府的企圖，但引起韓國民眾的極大反感，遂被暗殺。除了韓奸，漢奸也是暗殺目標。1933年2月3日，抗日決死隊成員樸敏杭、李昌國在長春暗殺時任偽滿洲國總理的鄭孝胥，致使鄭孝胥負重傷。
（韓國電影《暗殺》，模仿了宣誓留影的一幕）
需要指出的是，韓國愛國志士的暗殺行動看似壯烈，其實很多是出於時代原因的無奈之舉。韓國獨立運動多年以來派系林立，內鬥嚴重，而且始終貌合神離。至20世紀30年代初，局面更是進一步惡化，難以為繼。韓國獨立運動和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領導人金九感嘆道：“維持政府名義的希望渺茫，雖然政府的房租是30元，工友月薪不足20元，但也無力拿出這筆錢。”“更令人心寒的是，本來有千餘名的獨立運動者，現在卻連幾十名都不到。”在這種困窘的情況下，韓國志士必須用暗殺手段去顯示自己的存在。
（韓國獨立運動領袖金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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