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朱鎔基訪美，本來是帶著“達成中國入世協議”的希望去的，結果卻在華盛頓遭遇了“最黑暗的一天”，協議沒簽成不說，還因為美國提前公佈了一份談判清單，引發中美兩國一波更強烈的反對，雙方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談判信任，眼看就要付諸流水。
在所有感到惋惜的美國人裡面，情緒最激動的還是那些在中國有生意的大公司。朱鎔基前腳離開華盛頓，這些人後腳就在白宮鬧翻了天。參加白宮會議的20多個大公司的高級經理和駐華代表，把所有的怒氣都撒到了美國經濟委員會的Spurling身上，美國工商會會長敲著白宮的桌子向Spurling甩話：
你們在一個能給美國帶來上億美元的交易上退縮，不過是害怕與國會山的一場惡戰。
國會山阻撓協議達成的武器，跟今天川普發動貿易戰很相似，都是利用中美貿易逆差擴大造成的不安獲得支持。
朱鎔基為消解美國人對貿易逆差的不滿，在離開華盛頓之後的幾站演講中做了很多努力。他在科羅拉多州州長舉行的晚宴上，用兩頂從丹佛十六街買的美國帽子開玩笑，說這是為了幫助消除中美貿易逆差。幾天後，又在麻省理工學院的演講中，對一千兩百多名聽眾認真解釋了為什麼以加工貿易為主的中國製造業，不會搶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
演講的最後，朱鎔基補充到：
今天美國人對中美貿易逆差怒氣衝衝，說不定過幾年逆差就變成中國了，到那個時候，我們的老百姓也會怒氣衝衝。
最終，朱鎔基訪美之旅並沒有真的空手而歸，克林頓在媒體和商界的壓力下，趕在朱鎔基離開前，敲定了兩週之內重開談判的計劃，並這年年末，中美雙方終於為入世達成了協議。
只是朱鎔基所說的“逆差”並沒有出現在中國，相反，從那時起，美國人的逆差不斷擴大，在川普發動貿易戰的今年，已經擴大到3000億美元。而這時候，中國的製造業早已不全是“加工貿易”，不管是不是像川普說的那樣搶走了美國人的工作機會，美國的不安，現在是真實的了。
01
克林頓的亞洲事務高級主任李侃如後來承認，朱鎔基訪美時沒能達成協議，主要是克林頓當時深陷“接受中國政治獻金”的醜聞，擔心簽訂這樣一份協議，給國會落下“還人情”的口實。
國會和克林頓在中美貿易上的分歧一直都是典型的政治角力。克林頓上臺的時候，正是柏林牆倒塌，冷戰結束的時候，國際形勢和中國內部一場眾所周知的風波，讓對華政策因此成為兩黨候選人競選的焦點。
克林頓在競選中把布什跟中國的親密關係，形容成“過於溺愛北京”，所以他上臺後，立刻將之前布什無條件給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跟人權問題掛了鉤。
但是這時候，開放國門的中國已經跟美國有點“血脈相連”了。早在94年，中國購買的波音飛機就佔了當年波音公司飛機銷售的13%，美國的通訊器材、能源設備、汽車等與日本、歐洲激烈競爭的產業，都把希望寄託在中國市場。
克林頓宣佈最惠國待遇和人權問題掛鉤後，包括前總統尼克松，前國務卿黑格、舒爾茨、基辛格，以及休斯公司董事長阿姆斯特朗，羅克韋爾公司董事長唐納德·比爾，美林集團董事長威廉·施萊爾等政商名人先後訪華，探究中國對中美貿易的態度。
之後，美國298家大公司和37個貿易團體共同致函克林頓總統，要求美國政府無條件延長對華最惠國待遇。華盛頓州眾議員瑪克德莫特在波音公司的遊說下，發起了要求延長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一共得到160位眾議員的簽名。
美國製造商協會給白宮遞交的一份報告更是旗幟鮮明的辯稱：他們通過對82家美國公司的調查，證明美國在中國發展製造業，能給人權發展帶來了實質性的幫助。
這場遊說最終在美國政商兩界形成這樣一個邏輯：只有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積極發展中美貿易，才更有利於中國的人權發展。
阿博特實驗室董事長伯恩漢在給克林頓的信中說：蓬勃的貿易活動，給中國人帶來了現實的人權。克林頓的財政部長本特森也表示：鼓勵市場改革和貿易是促進人權的一種途徑。
當時的商務部長布朗最直白，他在公開場合強調，不附加條件的對華最惠國待遇是“一種經濟安全”，對美國的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這個說法成為後來所有支持中美貿易的美國人說服反對者時常用的辯詞。掛鉤政策最終在一片反對聲中只持續了一年就破產了。
和大洋彼岸的吵吵鬧鬧不同，我們這邊最熱鬧的事情是當年美國轟炸南斯拉夫大使館，正在進行的中美入世談判立刻被洶湧的民族情緒冰凍住了，示威人群圍著美國大使館高喊：打倒美帝，中美貿易談判被升級為美國人在經濟領域欺負中國。當時有人搞過一個社會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大使館事件發生後，接近一半的中國人都認為中國在貿易談判上不應該做任何讓步，甚至不應該再加入世貿組織。
而受影響最大的還是那些在中國做生意的美國公司。IBM被扔了磚頭塊，比爾蓋茨的軟件被抵制，當時微軟公司大中國區總裁羅邁克嚇得不敢出門，跟人說自己像一隻過街老鼠，沒處躲藏。這種情況後來因為釣魚島和薩德，在日本企業和韓國企業身上也相繼重演過，像豐田車和豐田車主被砸，樂天收縮中國市場這種結果，恐怕都是當時日韓兩國政府沒想到的。
美國對華政策是一個利益和意識形態的二元體制，需要通過輸送利益來安撫意識形態。而我們這邊是民族主義，政治上的民族主義，經濟上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上還是民族主義，需要的是強有力的政策來管控。
06年，離開華爾街的保爾森在接受美國財政部長職位的當天，就跟小布什提出要跟中國建立一個高規格的經濟對話。他為此煞費苦心，不僅特意繞過傳統渠道，通過當時風頭正盛的公安部部長直接捎信給最高領導人，還在飛去中國後，特意安排了跟另外兩個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的見面。
保爾森對中美領導人之間的直接對話信心十足，他的邏輯跟當初被遊說者說服支持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克林頓一樣，認為經濟問題處理好了，中美之間的其他問題也會迎刃而解。他們都相信，中國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會慢慢的變成一個更像美國那樣的開放自由的國家，而民主國家之間不會相互對抗，不會發生戰爭。
基於這個前提，美國在過去十幾年的中美貿易中顯得積極又寬容。
第二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前，民主黨剛剛在中期選舉中擊敗共和黨，保爾森很希望能得到一點實惠，好為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扳回一局。結果商定好的“金融開放”，在中國代表團飛去華盛頓時臨時取消了，保爾森為此差一點跟吳儀在自己家的露臺上吵起來。
不過最終，第二天的中美戰略對話仍然是友好地進行了下去。
保爾森因為惹了吳儀不高興，還在談判結束後，專門拜託布什總統幫忙格外照顧一下“鐵娘子”的情緒。很多年後，吳儀跟保爾森回憶布什總統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行吻手禮時，眼睛裡閃著光。
而在1991年的貿易談判桌上，吳儀面對桌子對面“我們是在和小偷談判”的指責，毫不留情地diss了回去，
“我們是在和強盜談判，請看你們博物館裡的展品，有多少是從中國搶來的。”
02
2008年，保爾森主導的中美戰略經濟對話進行到了第四次，剛剛從北京市長接任副總理的中方代表，在一次會議間隙把保爾森拉到一旁，說：漢克，你們是我的老師，可現在我在老師的領地審視你們的制度，我們還應該向你們學習嗎？
金融危機中，美國政府的大力干預雖然挽救了經濟，卻打擊了自由市場的信仰者。當時有媒體發表評論文章，認為美國跟其他政治制度競爭的信心減弱，稱美國是“在社會主義面前變節的資本主義”。
這個問題讓保爾森感到沮喪。
自90年代開啟的一段中美關係蜜月期，一個重要基礎是雙方有基本一致的認識：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而美國是世界第一大國。
朱鎔基訪美時說中國的出口是勞動密集型的加工貿易，是美國不願意生產的產品；後來王副總理在國會山說，中國依然是貧困國家，過不起美國人出門汽車，進門空調的生活。故事不一樣，但是表達的都是中國希望向美國學習的追趕者姿態。
而美國那時候作為絕對的世界燈塔，制度自信空前膨脹，有種領路人的興致勃勃，認為把一個可能的敵人變成朋友，不僅能證明美國製度的勝利，也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安全。
哪怕美國對華政策中最保守，意識形態最僵化的那一派，也樂於聽到一個貿易可以漸進地推動中國改革的故事。在21世紀的頭一個十年，無論是朱鎔基，還是他曾經的副手都提供一個這樣版本的故事。
中國入世談判中擔任美方代表的巴爾舍夫斯基，曾經被朱鎔基稱為“從來沒有遇到過的強硬對手”，完成談判後卻接受了一家中國公司的聘請，她接受採訪時說：
和中國談判的時候，最關心的是中國能否給美國提供平等的貿易機會，現在需要更關注美國能否給自己的貿易伙伴提供平等的貿易機會。
巴爾舍夫斯基代表了當時大部分有信心中國會成為他們治下“自由民主市場夥伴”的美國人的心態。
但是金融危機動搖了中美之間的共識基礎。加入全球化市場十幾年後，中國成為緊追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曾經的“發展中國家”的故事，美國和很多國家都聽不進去了。
這幾天舉行的中國高層論壇上，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王受文剛剛提出：世貿組織允許發展中國家對一些行業設置保護性關稅，前世貿組織總幹事Pascal Lamy就很不客氣的反駁了回去：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商，中國產的鋼鐵、水泥、筆記本電腦銷往全世界，無論如何也不能再歸入貧困國家之列。
而中國對美國昔日的光芒不再感興趣。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中財辦副主任在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到“中國，不可能走西方式的政治民主化路徑”。九號院曾經意氣風發的改革四君子之一，不僅跟保爾森憂心忡忡的吐露過“我們是否還應該向你們學習”的心事，還在幾年後喊出：東西南北中，黨政軍學工，黨領導一切。
《華爾街日報》說，“在美國幾乎沒人認為美方應基於中國將成為民主的自由市場夥伴預期而支持其崛起”。
如果不是這次貿易戰，“謙遜的追趕者和財大氣粗的領路人”，這個故事中國也早就不喜歡講了。17年初的達沃斯論壇上，最大牌演講者精心準備的演講稿，讓世界有了“中國是全球化新棋手”的期待。
連在以往被美國壟斷話語權的人權領域，中國也不再是防禦性姿態，去年開始，中國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接連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之類的新決議，並且得到了包括敘利亞、埃及、委內瑞拉、緬甸、柬埔寨等國家的支持。這些都證明了布魯金斯學會的一個結論：中國正在全球扮演更加強勢的角色。
去年4月海湖莊園會面後，川普曾經向福克斯吹過一個牛皮，說中方是在吃巧克力蛋糕的時候，得到了美國轟炸敘利亞機場的消息，川普繪聲繪色地形容說，他尊貴的中方客人聽到消息後，停頓了10秒鐘，然後讓翻譯又說了一遍，臉上的表情發生了微妙變化，但最後還是剋制住了怒意。
川普的話有多少可信度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一個曾經的第一大國，會為了在外交會面中佔到一點上風如此沾沾自喜，這和川普在競選時喊出的口號一樣，越是失去的才會越是在意，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意思就是美國已經不再Great。
幾年前，克林頓的亞洲事務主任李侃如，提到中國入世十年沒有履行“不加入政府採購協議”時，幫中國辯解：
“任何國家都會這樣，有些內容執行的迅速，有些方面就比較慢，每個國家都玩些小手段。”
而去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McMaster說：中國和俄羅斯一樣，是正在破壞國際秩序的修正主義強權，川普更刻薄，說：長期以來，中國竊取我們的知識產權，還強迫轉讓技術。
奧巴馬離任前公佈的《中國執行世界貿易組織承諾報告》中曾提到中國為金融、電信等國家資本壟斷的領域開放上設置障礙，指責中國通過拖延發布監管措施和提出超出國際規範的最低審批要求，來阻止外國企業進入中國。
奧巴馬時期，美國先後15次向中國提起反侵銷訴訟，到了川普當選總統後，按照《華盛頓郵報》的統計，17年美國挑起的貿易爭端有23起，其中多數是針對中國。
去年百日計劃中雙方達成“進口美國牛肉”的協議，但實際執行中，由於中國只指定了兩家國企作為進口商，使得美國牛肉在國內市場零售價格遠遠高過美國，被川普指責為“變相從消費端阻止美國牛肉的進口量”。
雖然由於中美的貿易不平衡，我們在貿易戰中受到的傷害必然更大。但是克林頓時代就證明的一個事實是，在雙方都打對方孩子的情況下，孩子先哭的那一方輸的更快。
川普發出貿易戰信號的當天，美國各種行業協會就開始了對川普的批評。美國“農場主支持自由貿易”組織認為，川普的關稅是把一隻靴子放在美國農民的背上”。美國零售聯合會則批評川普，正在讓普通美國人因為中國的違規行為受懲罰。
03
但是這次我們不能再指望貿易戰會完全被美國內部消解。
如今中美關係的一大變量是中國崛起的速度大大超乎美國人的意料，中國製造業已經開始動搖美國製造業的幾座皇冠，航空，半導體和汽車工業。與此同時，對美國製造業衰落最不以為然的硅谷，也被我們的互聯網主權論擋在門外。
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去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說：中國的能力和目標在增值鏈上進一步上移，抵達了代表我們的經濟最高成就且關乎國家安全的技術。所以，不能再拖延下去了。白宮首席貿易談判代表萊特希澤說得更露骨，“貿易備忘錄打擊的目標就是中國製造2025”。
而白宮最堅定的貿易保護反對者科恩，在3月初一次討論關稅計劃的總統辦公會上被川普逼問：“我們的觀點一樣，是吧？”科恩沒有說話，幾個小時後，白宮宣佈科恩辭職。
現在看，達成百日計劃是最近一年來中美關係最好的時候。兩個領導人見面後惺惺相惜，首次會談本來約定的時間是10到15分鐘，結果聊了3個小時停不下來。第二天也是這樣，10分鐘的會談延長到兩小時。川普會後對媒體說：我真的很喜歡並且尊重主席，他很棒。
結果到了3個月後的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一切都變了。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會談開局開門見山，提出中美貿易關係不對稱，市場準入不平等，說美國3000多億美元的赤字並非市場力量直接作用的結果，希望中方儘快消除設置的貿易壁壘。而中國代表汪洋則反駁，不公平競爭源於兩國經濟發展階段的不同。
對談只進行了兩個小時雙方就相繼離場，之後例行的媒體說明會也被取消。
雙方的不愉快持續到11月，逛完故宮，川普的態度又和緩下來，先說美中之間貿易不平衡不能都怪中國，主要是美國前幾屆政府不行，又說，像你們這樣有能力為本國民眾謀取好處的國家，我欣賞還來不及呢。
因為川普帶走了2500億美元的大單，雖然一些媒體不滿意，覺得川普在中美貿易問題上靠說漂亮話佔了大便宜，但川普訪華後，國內主流的輿論環境，都是《環球網》報道的那樣：
“一切特別順利”，“不聲不響中，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但美國那邊剛好相反。訪華前，美國商務部正推進針對鋼鐵和鋁的國家安全調查，川普新任命的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正研究如何對中國知識產權制度調查，美國媒體更是對中美貿易問題憂心忡忡，政治網站Politico給總統的訪華任務列了七條建議，其中一條是“不要回避中美摩擦問題，該施壓就施壓”。
其實在北京期間，美方的態度也並不完全像川普表現得那麼柔軟，在中國主動提出包括金融開放在內的貿易讓步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拒絕了，他說：美國想要根本性的改變，折中的辦法不管用。
但是凱旋迴國後，川普的訪華之行還是被批評的一無是處。奧巴馬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賴斯在《紐約時報》撰文諷刺川普“被中國領導人玩弄於股掌之間”，美國外交理事會主席哈斯和前駐聯合國大使皮克林都給特朗普亞洲之行打了很低的Ｃ分。
在這種氛圍中，去年12月川普的民調支持率降到了32%的新低。
川普就任總統的時候，就是美國新任總統中支持率最低的一位，所以上臺一年，支持率徘徊在40%、且維持著“基本平緩偶爾下跌”的狀態也不奇怪。但問題是，雖然美國的各項經濟數據表現良好，復甦的號角已經吹響，但是去年年底今年年年初的民調卻顯示，川普的核心選民正在離他而去。
川普不能忽視，到底是美國大城市的服務業從業者還是中西部破敗的製造業工人把他抬進白宮的。馬上就要到來的中期選舉面前，提高支持率顯得迫在眉睫。而拿中美貿易開刀歷來都是兩黨分歧最少的策略。
一場針對中國的貿易戰蠢蠢欲動。
新年鐘聲剛敲過，美國就宣佈對太陽能電池板、洗衣機等實施保障措施，分別徵收最高為50%和30%的關稅，這兩個項目普遍被認為是針對中國。接著美國商務部又宣佈從中國進口的鑄鐵汙水管配件存在傾銷行為，將徵收高幅度保證金。
農曆新年，狗年出生的川普這邊剛發函賣萌，祝賀中國過農曆狗年，那邊美國商務部就公佈了232調查，建議總統對進口鋼鐵和鋁產品實施進口限制。
而自川普訪華後，我們這邊經濟方面最大的事兒是“去槓桿和減債務”，政治上最大的事兒是新舊交替、平穩過渡和新一屆政府領導任命的猜想。面對美國在貿易關係上不斷放出來的冷槍，中方還是按慣例回應：毫無根據，將採取必要措施維權。
接著事情的發展越來越緊張。3月13日，川普解除了國務卿蒂勒森的職務，之後又傳出白宮女婿庫什納被邊緣化的消息，接著是首席經濟顧問科恩“被離職”，能夠在中美關係中起到緩衝作用的所謂白宮“中間派”就這樣一個一個被川普相繼拋棄。
等到兩會前夕，當時還不是副總理身份的劉委員騰出時間訪美的時候，才發現想通過接觸務實的白宮官員來溝通中美關係的想法已經難以實現了，“我們真正的敵人是恐怖主義、氣候變化和技術變化”，這種話，在白宮已經找不到聽眾。
白宮現在擠滿了對華鷹派。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就不說了，90年代就開始鼓吹中國入世威脅論，是資深的反傾銷老兵，白宮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是跟班農齊名的經濟民族主義者，寫過一本書叫《致命中國》；商務部長羅斯，作為一個老鋼鐵商人，正是美國那批對貿易逆差最不滿的代表人物。
3月22日，靴子終於落地，川普簽署了貿易備忘錄，貿易代表辦公室準備在15日內開始徵稅。
在這之前，“親臺議員”奮鬥十幾年的《臺灣旅行法》在美國參眾兩院過，本來不需要總統簽署也會自動生效，但是川普仍以“總統簽署”的方式讓這個法案在海峽兩岸引起諸多解決。
《臺灣旅行法》可以說掏空了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相當一部分實質內容。隸屬國民黨智庫的“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對BBC說：川普親自簽署是跟中方表明“臺灣問題仍在我手上”的意思，而南天王“花媽”陳菊在法律生效的第二天也抵達肯尼迪機場“巧遇”美國亞太事務的高級別官員。國內民族主義的情緒迅速反彈。
在行動上，商務部30億美元的反制措施，因為與川普600億美元的涉及金額嚴重不對等，被很多人解讀為“軟弱”。與此同時，劉副總理與美國財長姆努欽第一時間通了電話，雖然新華社把這個電話說成是對抗性的，稱劉鶴警告對方，美國對中國採取的貿易行為導致兩國經濟關係緊張。
但美國傳來的消息，卻是“雙方承諾繼續對話，已找到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減少逆差”，媒體也開始談論姆努欽提出的清單：
“降低中國對美國汽車徵收的關稅，增加中國對美國半導體的購買，以及擴大美國企業對中國金融業的准入。”
截至這個時間，好像川普的貿易戰組合拳獲得了空前的勝利。
一種大膽地假設是，在中國經濟和貿易談判新團隊沒有完全亮相的時候，很難做出實質性的應對措施。原來負責貿易談判的副總理已經到政協履職，央行的雙首長制還沒有落地。兩會閉幕的時候，完成憲法宣誓的新副主席跟剛從美國回來的新副總理邊走邊聊，並肩離場，沒人知道他們交流了什麼，但是這些都是新團隊仍然在磨合組建的標誌。
3天之後，情況才發生轉變。商務部取消了一系列美國產品的稅收優惠徵求意見，並且放出還有第二期，第三期的風。27號，中國的反擊擴大為政治軍事的全面行動，朝鮮列車抵達北京的消息在流傳，解放軍40艘軍艦在南海一字長龍訓練。
維護南海主權和自由航行論針鋒相對，朝鮮牌抵消臺灣牌，對美強硬姿態迅速形成。曾經的“改革派”樓繼偉也開始像曾經的總理、副總理一樣，講那些美國人聽得懂的故事，“中美是命定的夫妻”，“知識產權保護不足和地方保護主義是我們的改革目標”，“中國不可能再回到以階級鬥爭為綱，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人民也不可能再回到壓抑”。
一天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宣佈，6月之前不會對中國相關產品增收關稅，對華加徵關稅的清單公示天數從30天延長至60天。中美之間有希望通過談判來避免此次關稅大戰，“但要把中美經貿關係帶到一個好的地方將需要幾年時間”。
至此為止，中美貿易談判徹底告別了閃電戰，重新回到正常博弈的軌道。
從川普簽署貿易備忘錄到今天恰好九日，39年前鄧小平同志訪美也是九日，那個旋風九日讓中美兩國認識到兩個大國之間建立友好關係的戰略意義，這個旋風九日讓中美兩國重溫了處理世界上最重要也是最複雜的雙邊關係的戰術原則。
就是基辛格講過的那段話，
“兩國的文化和政治背景有著重大差異。美國的政策著眼於務實，中國則偏重概念。美國人相信每一個問題都有解決辦法，中國人卻認為一個問題的解決只會引起新的問題。美國人對眼前形勢一定要拿出結果，中國人注重的則是大局的發展。美國人制定實際“可以做到的”計劃，中國人只確定總的原則，進而分析它的走向。”
閱讀更多 老道消息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