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多能臣，亂世有隱士，這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規律。國家發展，社會安定，賢達之士願意通過為國效力而實現自身的人生價值；相反，亂世時社會動盪不安，在梟雄趁機並起、時勢造英雄的同時，許多所謂的有識之士也會選擇隱居山川湖澤，明哲保身。
西漢末年到東漢初年，是中國歷史上幾個最混亂的亂世之一。當時的社會，除了有蝗災、地震等天災外，更有人禍。王莽篡漢及其不顧實際的復古變革，綠林、赤眉等農民起義，劉秀與劉玄、王郎、張步、公孫述等軍閥割據勢力連年混戰，兵禍不斷。
身處如此亂世，有些人順應時代，趁勢而起，如上面提到的劉秀、王郎、公孫述等人，以及他們手下的一大批文臣武將。也有些人則採取避世的態度，隱居起來。如太原人周黨、會稽人嚴光等。
建武五年，劉秀下詔徵召天下隱居之士，希望這些“隱君子”們能夠出山輔佐自己，成就中興漢室的偉業。
在此之前，劉秀先後消滅了邯鄲的王郎、河北的銅馬軍、尤來軍、關中的赤眉軍、齊地的張步等割據勢力和農民起義軍，勢力逐步強盛，已有重新統一天下、中興漢室的打好趨勢。
但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周黨、嚴光等隱居之士仍然不願出山輔佐劉秀。
周黨晉見劉秀時，只是稍微伏下了身子，卻不叩頭拜謁，也不通報姓名，態度極其傲慢無禮。他還對劉秀明言，自己只想恪守隱居山林、不願入朝為官的志向。
嚴光原本是劉秀的同窗同學，他聽說劉秀稱帝后，馬上就隱姓沒名，隱居在桐廬富春江畔，當一個身披羊裘的垂釣翁。
然而，嚴光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數次拒絕了。劉秀無奈，最後只好讓嚴光仍然回富春山隱居，耕讀垂釣。
當時還有一個叫王良的隱士，起先倒是應召了。劉秀讓擔任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他也謙恭節儉，只用布做的被子和瓦質的器具，從來不讓妻子兒女進官署，堪稱道德楷模。
後來，王良因病返回故鄉，一年後又被徵召。他走到滎陽，就順便去拜訪朋友。不料那位朋友不但不肯見他，還讓人傳話給王良，說：“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言下之意就是，王良有德無才卻佔據高位，簡直就是佔著茅坑不拉屎。
王良被朋友一頓無情的奚落，感到十分慚愧，從此以後就不再接受劉秀的徵召，到死都隱居在家鄉。
對於這些不肯應召的隱士，劉秀的博士範升頗為不滿，認為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承蒙劉秀厚恩，派使者多次聘請才肯應招。到宮廷晉見劉秀時，周黨不顧禮儀，僅伏身不叩頭，行動隨便遲緩。既不知趣，又驕橫無理。
範升還認為，周黨等人“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卻沽名釣譽，期望謀求三公高位。所以，他向劉秀表示，願意與周黨、王良等人進行一場關於治國理政的辯論。如果周黨等不是沽名釣譽之輩，他甘願擔當“虛妄之罪”；而周黨等若真是沽名釣譽以謀求高位之輩，則劉秀應該對他們處以“大不敬”之罪。
周黨等是否有真才實學我們不得而知，範升這話也難免讓人有“文人相輕”之感，但如果僅從王良的“有德無才”來看，卻也多少道出了部分事實。
靠沽名釣譽以謀求高位的人，歷來為人們所厭惡，但凡稍微賢明一點的帝王，更容不得他們，因為這種人一旦爬上高位，就會貽害無窮。西漢末年的王莽其實就是這類人，可惜漢成帝看不出來，後來的漢哀帝、漢平帝又都太年輕，無能為力，從而導致了王莽篡漢。
這是近在眼前的前車之鑑，如果劉秀是一個胸襟狹隘的傢伙，結合周黨等隱士膽敢不應招，或應招了又散漫無禮，此刻聽了範升的那一番話，恐怕真就要動刀子了。
不過，我們也說了，這只是“如果”。因為劉秀在聽了範升的話後，就特意下了一道詔書，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
這道詔書的大概意思是：自古以來，再如何英明的君王，聖賢的天子，都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都會遇到某些不服從的士人。伯夷、叔齊不吃周王朝的糧食，太原人周黨不接受我的俸祿，也是人各有志。賜給周黨帛四十匹，送他回故鄉。
這樣的胸襟，這樣的氣度，實在令人讚歎不已。可惜的是，歷史上如劉秀這般胸襟寬廣、氣度恢弘的帝王，又實在是太少了。
外國的歷史至簡不太懂，不敢妄下斷言。在中國歷史，唐太宗李世民大概能算一個，除此之外，還有誰呢？
閱讀更多 至簡歷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