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9日，恆大集團（以下簡稱恆大）向貴州省扶貧基金會第四次定向捐贈結對幫扶畢節市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資金人民幣20億元。截至目前，恆大已分四批通過貴州省扶貧基金會定向捐贈給畢節市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資金共計60億元。其中，定向捐贈大方縣精準扶貧、精準脫貧資金30億元已全部到位。
恆大援建的奢香古鎮。
貴州省畢節市大方縣所處的烏蒙山區，是我國貧困面最廣、貧困程度最深的集中連片特困區之一。在短短兩年的時間內，大方縣的18萬貧困人口已有超過7成甩掉了貧困的帽子。
“我們有個得力的好幫手，這是其他地方無法比擬的。再給我們一年時間，到今年年底，我縣（貧困人口）可實現全部穩定脫貧。”大方縣扶貧辦相關負責人在向澎湃新聞介紹完該縣精準脫貧進展情況後，堅定地說。
該負責人口中的“好幫手”，指的是2015年12月結對幫扶大方縣的恆大。
這樣的幫扶模式未曾有過。當地幹群有過懷疑，民企幹扶貧的事，能幹好嗎，是不是投入點資金就算完了？恆大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幫扶一個有著122萬人口的大縣整體脫貧，他們沒有絲毫經驗，只有摸著石頭過河。
但幫扶力度是空前的，恆大無償拿出30億，成立恆大大方扶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大方扶貧公司），並派出287名員工脫產到大方。他們只有一個想法：讓每一分錢價值最大化，讓貧困戶徹底脫貧。
大方扶貧公司大數據部副部長方煜琛打了個比方，如果按照企業思維，貧困戶就是他們的“客戶”，要拿出一套科學而又具體的方案，必須對“客戶”足夠了解。
方煜琛說：“大方縣有建檔立卡貧困戶57990戶。57990是個數字，但背後是一個個家庭，他們的生存狀態究竟是怎樣的、我們的幫扶措施是否符合他們的需求，要靠挨家挨戶走訪（才知道），做到知根知底，也就是要精準識別。”。
在獲得大量一手詳實信息的基礎上，恆大通過其自主開發的系統對這些信息進行大數據分析，並根據反饋信息從整體上把控該集團制定的六大幫扶措施。
入戶調查。
“扶貧不能一廂情願，要讓老百姓自己選擇他們想走的、適合他們走的脫貧致富路。”前述大方縣扶貧辦相關負責人表示，恆大的這套扶貧思路，完全可複製推廣。
事實上，恆大已將幫扶範圍擴大到整個畢節市，此前在大方總結出的經驗，也被推廣開來。他們的目標是到2020年，幫助畢節打贏這場扶貧攻堅戰。
腳底板走出精準識別
26歲的鐘明川一年跑了大方縣的17個鄉鎮。
在進行入戶調查之前，鍾明川和其他恆大員工一樣，對“扶貧”二字只有一些相對模糊的概念。
當時，他們手上已經從當地政府那獲取了全縣貧困戶的基本信息。方煜琛等人從7個大方向、39個維度對這些數據進行了分析，例如家庭結構與致貧原因的比對、18-30歲精壯勞動力的鄉鎮分佈、貧困留守兒童年齡及監護情況分佈等。
方煜琛說：“儘管這些信息十分詳實，但對於我們來說，針對性不強。而且我們對需要幫扶的群眾沒有一個直觀的、面對面的感受，如果不夠精準，扶貧效果就會大打折扣。”
恆大決定派出287名員工與當地幹部一起對大方縣57990個建檔立卡貧困戶“全面地摸一摸”。
大方全縣總面積3505平方公里，轄37個鄉（鎮、街道）、389個村。在人手不夠充裕的情況下，完成這樣的入戶調查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
入戶調查。
從2016年4月開始，他們分三批、花了150多天瞭解了每一個貧困戶的家庭現狀和致貧原因，也掌握了每戶老百姓的具體脫貧意願。
“我們有張信息表，統一的，上面的信息全部要問到。”鍾明川說，入戶調查有點像大學時做的問卷調查，但嚴謹程度和花的功夫完全無法相提並論，用“跋山涉水”四個字來形容他們的入戶調查工作，再貼切不過。
“有時候一個鄉要跑半個月，碰到那種住得特別偏遠的，一天下來也就只能調查個一兩戶。”鍾明川回憶，他們去調查時，往往把車子開到不能通行的地方後，換乘摩托車或步行，單邊花上一兩個小時才能到目的地。時常，他們還會遇到貧困戶家裡沒人、等半天也找不到人的情況。
參與入戶調查的北京姑娘李鑫還碰到乘坐的越野車後輪打滑、懸空在峭壁外的驚險時刻；她的同事萬驊坤也曾駕駛車輛衝下山坡，好在被樹擋住，“撿回一條命”。
萬驊坤向澎湃新聞介紹，車輛爆胎、同事被狗咬、剛通過一段路就滑坡這樣的事情，他們都遇到過。“原來我們走山路要拿根棍子，後來換成了登山杖，方便我們過河時探路、或者在樹林裡驅趕蛇。”
也是在入戶調查的過程中，鍾明川明白了“扶貧在與時間賽跑”。
2016年6月，鍾明川前往大山苗族彝族鄉柏杉村白鶴組走訪貧困戶陳吉軍家。那座山頭上，只有陳吉軍一戶人家。“夫妻倆、加上三個孩子，一家五口擠在一間茅草房裡。”鍾明川說，陳吉軍家符合易地搬遷條件。但他後來得知，他走後沒多久，一場暴雨導致陳吉軍家的房子垮塌，在屋內睡覺的陳吉軍被砸身亡，沒能等到搬進新家的那一天。
隊員們在村民家裡瞭解情況。
鳳山鄉銀川村82歲的張正英也是如此，在搬進新家的幾個月前，張正英的老伴就去世了。萬驊坤說：“時間真的不等人。”
比照大數據“做蛋糕”
參與入戶調查的何萬化告訴澎湃新聞，他們調查時有當地村支書、鄉鎮幹部陪同，除了要核實貧困戶基本信息、貧困現狀和致貧原因，定位貧困戶家庭經緯度信息，拍攝記錄貧困戶家庭情況、生活環境等照片外，還要宣傳恆大產業扶貧、易地搬遷、吸納就業等一攬子幫扶政策，通過摸底、宣傳，瞭解貧困戶發展意願，為高層制定具體脫貧措施提供參考。
每走訪一戶貧困人家，他們都會幫貧困戶算養牛、種菜、務工或者搬出深山老林之後的收支賬，特別是一些不放心搬遷、想繼續維持現狀的貧困戶，他們會想辦法引導和勸說貧困戶接受他們的幫扶措施。
當一個村的入戶調查完成後，恆大員工要將整村貧困戶的調查情況進行彙總後裝訂成冊，同時錄入他們自主開發的系統裡。
在大方公司的辦公室裡，像這樣的冊子被整齊擺放在書架上，389個村一個不少。
恆大自主開發的“畢節市精準扶貧數據調查收集系統”。
翻開《大方縣綠塘鄉豐產二村調查情況檔案冊》，上面記錄著該村147個貧困戶的詳細情況，包括有肉牛養殖意願的有多少、願意易地搬遷的有多少、全家無勞動力的佔比如何、經核查不符合貧困戶條件的有多少等等。
澎湃新聞了解到，恆大的扶貧措施主要包括產業扶貧、易地搬遷扶貧、發展教育扶貧、吸納就業扶貧、貧困家庭創業扶貧和特困群體生活保障扶貧等六個版塊。
簡單來說，恆大投的30個億，就花在這些地方。但具體到每個版塊、每個項目該投入多少，就需要建立在精準識別的基礎上進行大數據分析。
“比如，在產業扶貧中，我們一共要建335個肉牛養殖基地，最後（這個數字）為什麼是335，而不是334或336？這個不是我們拍腦袋決定的，很大程度上，這是根據我們瞭解到的每一戶貧困戶的意願來確定的。”方煜琛說，確定了“蛋糕”的大小後，再確定需要投入的資金，然後根據不同的需求“分蛋糕”，這樣就不會造成“蛋糕不夠吃”或“蛋糕吃不完”的情況，即資源沒有得到最合理、最優化的配置。
因病致貧男子重燃生活希望
大數據有了，但57990戶貧困戶，每家的情況都不一樣，如何避免“一刀切”，做到因戶施策、因人施策，又成了擺在扶貧隊員面前的一道坎。
每個村的入戶調查的情況都被裝訂成冊，作為資料保存。
恆大的答案是，帶著擬定的方案多跑幾趟貧困戶的家裡，兩趟不行，那就四趟，直到拿出最科學的方案為止。
今年39歲的丁學志，原來住在大方縣安樂鄉白宮村硝林組。丁學志常年在貴陽的建築工地上打零工，平均每個月能掙兩三千塊錢，沒活時，他就回家陪妻子向德銀和三個孩子。一家人擠在一間不到20平方米、一到下雨天就漏水的茅草房裡，日子過得捉襟見肘。
因為家中無人種地，僅有的兩畝土地被丁學志拿去流轉，每年收取700元。
丁學志的大女兒今年15歲、二女兒12歲、小兒子10歲。因為二女兒患有智力殘疾，必須有人照顧，因此夫妻倆只能有一個人出去打工。丁學志回家後，向德銀去了縣城的餐館工作。
“她（妻子）每個月只能掙一千多塊錢，我拿了藥，基本上就沒有剩下的了。”丁學志說，他每個月要靠1500元左右的藥物維持生命，孩子還要上學，如此下去，這個家遲早要被拖垮。
方煜琛介紹，在大數據庫中，像丁學志家這樣的自身條件限制比較多的貧困戶並不在少數。要做到精準，還得依靠扶貧隊員登門溝通。
丁學志回憶，政府和恆大的工作人員上門了好幾次，幫他想辦法，“他們的方案多，一會幫我分析養牛的收益，我說我幹不了，他們又拿來了種蔬菜大棚的方案，一個接著一個。直到幫我找到最合適的（脫貧辦法）。”
在跑了五六趟丁學志家後，政府和恆大的工作人員為其制定了幫扶方案：將其搬遷至恆大援建的奢香古鎮，並將其安置在距離新家20公里左右的育種場做門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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